臨戰的準備已經交給陳澤和劉浩然去籌劃，他們將負責在政治和經濟上給予支持。(請記住我們的統籌，其余人不得妄加干涉。這個規矩是鐘泱定的，大略及所需的效果由古文會決定，以天宇集團的名義下達。
而詳細的戰略制定以及任務安排，則為大本營參謀總部的職權範圍，具體的戰術指揮更是以軍中主將的意志為主。
權力雖然分散，但職責明確，各部門分工合作，符合當前生產力的需求。古代的戰爭模式也算得上很復雜，但與現在相比，則完全不在一個程度上。冷兵器作戰基本上只要求籌集糧草和武器鎧甲，但熱兵器作戰在具體的物資消耗上則要復雜許多。
彈藥的補充，武器的維修和更換，後方的工業產能順序安排，新武器的針對性開發。這里面涉及到的諸多專業領域知識，單靠主將一個人根本難以完成，必須要有專業的後勤部門來負責。甚至在作戰指揮上，依靠將領的個人素質和當前狀態，都顯得太過兒戲。
擁有專業素養的參謀團隊，顯然比一個人的智慧要靠譜得多。參謀可不單只有坐在大本營里面依靠電話聯系的那種，還有一些隨軍的參謀，主要的任務便在于幫助軍中主官謀劃細節，查漏補缺。一個人的想法再精妙，也那面有紕漏，集眾智以統兵，才是這個時代的潮流。
先不去說外面的事情，如今的7月份，黨外有沈陳的之憂慮，內有軍隊體系分裂之禍患，真可謂是外憂內患。但孫逸仙解決問題的手法實在是讓人難以度測，想來也算君威難測。
廣州商界一向有自己的武裝組織，叫做商團。自有商團以來，無論廣州城里的軍政權力如何如何洗牌，商團始終不介入任何爭端。孫逸仙亦認為商團一直保持政治中立，而他這時候非常不喜歡商團的這種政治中立。他在對商團的演講中說︰「廣州歷次變亂，商團總是守中立。從前龍濟光到廣州來稱王，商團守中立；陸榮廷、莫榮新到廣州來，商團守中立；陳炯明掛的假招牌到廣州來造反，商團守中立；這次滇軍仗義討賊，到廣州來打陳炯明，商團也守中立。」
「諸君是商團，是有槍階級，也應該擔負的事。明白此理，以後便不可再守中立。」他想改變商團中立的地位而強拉入自己一伙來。而事實上陳炯明「掛的假招牌到廣州來造反」時，孫大炮恰恰是這個造反團伙的公認頭頭，沒有陳掛假招牌造反，他孫大炮也當不了非常大總統。
只因後來意見不合，散伙後這造反團伙的頭頭反誣其前同伙為「掛的假招牌」。而這些仗義入粵吊民伐罪，並被孫大炮稱為「各將領都有思想」的滇、桂各路勤王豪強。後來更是在陳炯明部避居惠州而東征軍久攻不克，孫中山仙逝北京未幾，即與1925年5月跟老孫的黃埔子弟兵大打出手。這等亂象給粵省民眾的觀感，實有如狗咬狗一嘴毛。
在初辦時原為維持治安與警察分工，可以補助警察力量。孫逸仙于1923年也即是今年年對商團演講，要他們參加，不要月兌離政治，獨樹一幟。強拉入伙，不從就扣上政治大帽，然後就說人家是反，這是慣用伎倆了。
這不，黨自己辦的報紙上，就大肆宣稱但買辦陳廉伯、陳恭受等「列強走狗」受英帝國主義者指使，利用商團反抗政府，企圖叛變。起因是1923年的5月，廣東省長楊庶堪擬征收廣州鋪底捐，以充軍餉，廣州商團竟鼓動商人罷市，楊省長依照商人要求，準予緩和。
當時正好恰逢沈鴻英叛亂，黨也在拉壯丁當炮灰，因此認為不適宜過于得罪商團，這才選擇了妥協。這下子陳廉伯腦袋發熱，認為可欺，結果是擺出了一副得寸進尺的強硬態度。
這種不給面子的舉動，孫逸仙哪里能忍？要不是內憂外患，加上軍校的籌辦還未完成，早就盡起大軍興兵討伐了。里有什麼的，隨便編個叛逆謀反就可以了。也不管別人信不信，反正黨自己是信得。
如果僅僅是一個「鋪底捐」，廣州商團就如此不計後果地囂張而不給大炮哥面子，那真是太不應該。但這絕不是廣州商民太沒商業頭腦，為一點捐稅而押上全體工商界的身家性命。事實是孫大炮驅陳之後，滇、桂、豫、湘等各路大元帥府請來的雇佣軍，借勤王之名入粵發橫財，粵省工商界被多番盤剝搜刮。
客軍初入粵境，孫大炮常激賞之為吊民伐罪的正義之師，這打仗拿好處是慣例啊，買東西還吃回扣呢。何況是為你大元帥打仗？不拿點好處怎麼和弟兄交代啊？
以孫逸仙的為人，自然是應下了，反正虧錢的不是他。更有甚者，就屬黨撈錢最積極，效率最高。其他的軍閥多少還要臉，畢竟還想著在南方混，太過分了傳出去對名聲不好。但黨卻是百無禁忌，扯著的旗幟，不服從的就污蔑為反分子，是要堅決打倒的
客軍貪橫，再加以大元帥府為籌措東征軍費，增設稅目捐項多如牛毛，盡加于粵省則堪稱「罄室傾囊如卷土」。在驅走陳炯明後的幾年中，罷市的發生頻率，幾如戰事的槍炮聲此起彼伏，而為官民所司空見慣。
孫逸仙的大元帥府在廣征厘金之綜合稅外，又征「百貨捐」，之外再分門別類開征「膠鞋捐」、「火柴捐」之類雜稅。前述之「鋪底捐」，一年之前則已以「商業牌照稅」的面目出現，雖商業協會游行請願，牌照稅仍照征不誤，搜刮過一輪，現在又換個「鋪底捐」的面目欲再征一輪，引得省城商民皆謷謷有怨而欲罷市抗議。
其實這些鬧事的人也真是的，太不體諒國父的苦衷了，不就是營業稅征了兩次嘛。加上以前那些雜七雜八的賦稅，都還沒超過三十種呢，怎麼就能和政府過不去呢？這些民眾要是懂事，不和大總統府鬧，黨又怎麼會出來抓人呢？
你以為讓軍隊出動不要錢啊？
廣東此時的中央政府不為列強所承認，大元帥府外長伍梯雲先生無外交可辦，只好研究內政，其研究心得是︰「廣州財政卻極窘迫，不得不從事搜刮。」這一句話，可真是讓孫逸仙引為知己，難怪伍廷芳能當上這麼顯赫的職位，實在是有真才實學啊。
捐稅中至為苛猛者即所謂「民產登記費」。所謂「民產登記費」，實屬憑空造出來的暴斂理由，有如政府對其轄下的民人說，我幫你數錢，數完了你每一百塊得給三塊給我做數錢的勞務費。按大元帥府規定，有房契者須按房產市值繳交百分之三的民產登記費，無合法房契的房產皆由政府沒收充公拍賣。
這就進一步得變成︰我幫你數錢，收百分之三的勞務費；但如果你不能證明你這錢有合法的來歷，這錢就歸我了。這簡直是太愛民了，為了民眾的生活殫精極慮，生怕這些苦困的老百姓能吃上飽飯。餓著肚子鬧才是好同志啊，大家要勒緊褲帶加油
多年的兵連禍結中，能拿得出合格房契者少之又少，民皆惶惶不可終日。民產充公之余，搜羅並拍賣所謂官產以斂聚軍費跡是解困之一途。舉凡一切無主荒地及學校場地、寺觀廟產、滿人居所、宗祠、書院、會館等多充為公產拍賣，而引來非議無數。
孫政府不但以莫須有，「附逆」的罪名來鎮壓異己，而且用之為勒索稅款的手段，把廣州弄成一個恐怖世界。例如，1923年8月下旬，廣州各銀行，及土絲各大行商曾開秘密會議，一致反對政府新增辦的營業牌照稅，決定不肯申報，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馬上接到大本營命令，大意說︰「聞該行等密議反對，此時政府軍餉緊急，該商等應勉為其難，為各行倡率，今若此則無異附逆行動，請力勸諭各行眾遵行」。各行商接函後，大為惶恐，因為「附逆行動」，嚴重的可判處死刑。各行商遂改變前議，只得申報服從。
後世最為黑心的本朝地產界有一屋兩賣之怪事，而本世紀二十年代的廣州大元帥府，不知是財政廳拍賣公產的經辦人員懶于查核，還是故意為之，給錢就賣，以至竟有一個地塊連賣六次、頒有六份業權執照之紀錄，其荒唐令時下的黑心地產大佬亦自嘆弗如。
這是一個永遠無人能夠超越的境界，這已經不是貪贓枉法所能達成的效果了。自古多有無為而治，只有孫逸仙一人達到了無法而治的境界。
大業為重，大家也要體諒嘛。這話可是大元帥說的，金口玉言，要你信你就得信，不信也信。
時下的粵省，也不全是這樣的官。廣州市參事員鐘錫芬氏，就因反對大元帥府沒收寺觀庵堂廟宇作為公產變賣的提案，被孫大炮的嫡長子廣州市長孫科扣留，指為附效陳逆為虎作倀而狠罰五萬元——北洋系的軍閥們至多只敢讓督軍團脅迫議員通過議案，南方政府則直接敲榨議員拿錢。
盡管多端搜羅和獎勵舉報官產頻頻拍賣而引至怨聲載道，大元帥府所獲卻甚為微薄，因為欲投官產者眼見政局不穩，擔心孫大炮的政府隨時倒台，所投得官產不為新上台者所承認，官產拍出價格極底，如此民怨而府庫亦無大收獲，實兩頭都不討好，以至大炮哥惟兀自慨嘆︰「自軍興以後，粵民供給餉糈已多，現軍餉無可搜羅，官產亦已垂盡，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這麼折騰了一段時間，依舊是餉源竭蹶的局面，省庫幾無余款可撥。為此，孫逸仙又當了一次經濟學博士，以大元帥府的名義印制大量「短期軍用手」發給軍人充為薪餉。其後陸續又有「國庫券」、「地方短期抵納券」、「廣東省金庫券」等各種無本金擔保的紙券出現。
因大元帥府的財政金融信用幾瀕破產，軍用手等東西皆不為商家民眾所接受，軍人惟有端槍脅迫商家進行交易，這不過是搶劫的另一種形式罷了。孫逸仙幾年前曾指責桂系陸榮廷踞粵時所濫印之紙幣為「既無抵押，又無擔保，完全是進行赤luo果的無本生意。」而觀之大元帥府所發的軍用手之者，亦與陸干卿的紙鈔並無二致。
看來，這兩位童鞋應該是同一個經濟學磚家叫獸教出來的優秀學生，在行事手段上，竟如此同出一撤。
所謂「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孫麾下雖人材濟濟，而孫治下之粵省，卻實已近于太史公所謂「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谷不熟不能適」的地步。
然省城商民對客軍及大元帥府的橫征暴斂怨聲載道，于官史中幾無提及，只在與孫大炮意見不合的一些黨國元老的回憶中略有所述，亦屬語焉不詳，且均被視為郁郁不得志的政客對污蔑國父之言論而不足信。
惟其時作為孫及其政府政治顧問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在給蘇俄的秘密報告中亦提及「老百姓非常敵視國民黨。老百姓甚至對孫本人也很敵視，因為他用自己的威望庇護了這種胡作非為。」假如說其時在國民黨中的地位近于無冕之王的老毛子鮑羅廷也污蔑國父，則國父亦真活該被污蔑了。
君之視民如草芥，則民亦視君如寇仇，此自古皆然。
孫大炮的雇佣軍入粵後，各地賭禁毒禁頓弛。大元帥府雖然表面上矢言禁賭禁煙，但粵省賭博風氣再次興盛已是不爭之事實，客軍武裝販運鴉片更屬其發財的辦法之一。美領事館發回國內的報告亦稱︰「孫政府所謂的禁煙局，實際上是抽煙稅的籌款機關。」
大元帥府為籌集戰爭費用而置籌餉局，其主要餉源便是「番攤賭稅」。賭風日熾令到民間每有怨言，孫大炮則稱「陳炯明的叛軍去投降滇軍，當中許多壞人教滇軍賣煙開賭，所以弄成今日的廣州烏煙瘴氣。」把一切責任盡數推到陳競存和滇軍身上去。
這種事情，在黨國之父的文集里，看到類似胡扯比比皆是。陳炯明治粵的時候沒多少這種事，怎麼你來了就有了？就這，還需要解釋嗎？要麼，是你治下不嚴，這是罪。要麼，是你誠心這麼干，這更是罪。
犯了錯，還要耍賴，這可真是好風範，好氣魄。
孫逸仙被戲稱為「孫大炮」，絕非徒有虛名，其滿嘴跑火車亂放炮不是一回兩回。當年老袁蒙其大度，自廢臨時大總統的武功，得以出任正式總統，不免對其感激有加，听他拍胸脯稱「鄙人擬于十年之內，修築全國鐵路二十萬里。」
老袁順勢讓他籌備建設鐵路，到處考察研究一番，卻一里鐵路也沒建出來而不了了之，大炮之名，從此廣為稱頌。
其實以袁大頭的行政資歷及其主持洋務二十余年之經驗，固然知道所謂「十年修二十萬里鐵路」決無可能，但他仍投孫大炮之所好，委其為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讓他帶著側室、拉上一幫無業的同盟會大佬到處考察鐵路建設。
沒多久，孫跟老袁翻臉鬧起「二次」，老袁便叫人對中國鐵路公司進行財務審計。審計結果是，孫大炮和他的班子連一寸鐵路也沒造出，卻花了兩百萬大洋，民國早期的兩百萬啊
如果沒有貪官中飽私囊，只要這鐵路不是修到青藏高原上去，這筆錢估計修上兩公里的單線電氣化鐵路會綽綽有余。審計結果一出，全國輿論嘩然，令孫國父大出洋相。與「十年建二十萬里鐵路」相類，其傳之後世的扯大炮巨著《建國方略》，所擘畫者亦多不切實際。
孫大炮嘗揚詡自臧雲︰「我敢說除我外，無之導師。」
這氣魄之雄渾霸絕，比于馬子任，猶過之而無不及，現代中國鮮有其匹者。馬哥尚知委婉地跟旁人要高帽，拿到高帽還裝模作者地辭謝一番，孫大炮拿不到輒干脆自封。其每將原則性之理念當作策略性的權宜之計信口開合隨意揮灑，尤多授後世學人以把柄，而多摭之作為孫氏喪權蠰國之證據。
官史稱之為策略，僅是說說而已，最終不是並沒有賣掉麼？
然倘若抵押出賣國權民利尤能稱之為策略，則把汪兆銘氏從歷史的恥辱柱上解放下來，再當作民族英雄供奉亦並無不可矣。不過說句公道話，當年汪兆銘簽的那份協議本身並不是錯，錯在于時間不對。
打不過就求和，這不丟人，可問題是當年的時機，投降毫無意義。以汪兆銘的生平，為藏不是一個鐵骨錚錚的男子漢，有擔當，勇于任事。但他的政治目光實在是讓人嘆息，錯一次不要緊，你不能每次都錯。
早年在同盟會里面混，跟了最沒本事最沒品德孫逸仙。好，十幾年的蹉跎，總算是在緊靠蘇聯之後丑媳婦熬成婆。哪知道孫逸仙看上了更帥的姜瑞元，這下子可好，軍權沒抓住，後半輩子生活沒找落是注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