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唐宣宗即位时想要恢复严谨合度的朝廷礼仪，他颁布了一条诏令，诏令中除了其它的革新措施之外，还规定皇帝本人只有在焚香溲手之后才阅览大臣献进的章疏。♀友情提示这本书第一更新网站，百度请搜索+唐朝制度规定，凡是朝日，必须在大殿上设置香案，并置于天子的御座之前，宰相面对香案而立，在弥漫着神奇魔幻的香气中处理国事。这种做法揭示了焚香在神圣肃穆的朝廷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当“进士”候选人要进行考试时，主考人与考生要在考试殿堂的香案前相互行礼，这种场合虽然规格较低，但是香案在这里同样表示了神与君主的恩宠。
尽管古代人考虑的只是从延展天意，但我们现代人从另一角度来考虑，室内萦绕的芬芳植物香雾（这些都是香药材料的烟雾），的确能净化空气，澄清思维，在一些重要场合中，尤其是人数较多的聚合，有效地防止了传染性疾病的扩散（如流行感冒、伤寒等），保证了这些活动的正常进行。可以说，焚香是古代从皇帝到臣下的思维和空气的一种洁净方式。
唐朝君主还向其宠臣和侍从赠送香料，以表示他的恩宠。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唐朝的大臣献给皇帝的“谢表”，感谢皇帝赠给他们香药、香脂和异香。♀宰相张九龄写的感谢唐玄宗的《谢赐香药面脂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另外，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中，有一位官员也写过类似的谢表，内容是感谢皇帝所赐的冬至后在祭祀百神时使用的香料，他列具的皇帝的赐物为“香药金银合子两枚，面脂一盒，怀香两袋，澡豆一袋”。从这些琐碎的史料所知当时用香的广泛。
公元八世纪，西南蛮大酋长和东北居住在饶乐府的奚部落都曾经向唐朝贡献过香味浓郁，经久不息的香料。唐人还知道，甚至像波斯那样遥远的民族，也如《旧唐书》所说的“以麝香和苏点额，及于耳鼻”。
沁人心脾的香气也进入了唐朝社会的世俗生活，而在缙绅阶层的生活中就更是如此。从一些历史典籍中我们可知道，在公元八世纪时有一位王子有一种口中含香的嗜好，除非口中含有沉香或麝香，否则他是不会开口对人说话的，“方其发谈，香气喷于席上”。这类人十之**都是要在香汤沐浴之后，才会去参加社交聚会的。如同现代女士们相互比试名牌服饰，当时的男人也互相攀比他们的香料：中宗时代有一种高雅的聚会，大臣们在聚会中“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结果有一种香膏常常得魁。♀韩熙载是十世纪的一位纵情享乐的人，就风流雅致而言，他已经达到了极致。他想方设法要使焚香与自己庭院中的花香自然地融合起来，根据他总结出的经验：“对花焚香有五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其五味说为：木犀宜龙脑；酴醾宜沈水（即上等的沉香）；兰宜四绝；含笑宜麝香；詹葡宜檀”。
唐代香料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为了增进生活情趣以及保健养生，有钱人会服用芳香植物（包括玫瑰花、兰花、桂花、茉莉等）使身体微微散发香味。以中国传统医学的观点来看，皮肤的颜色和细致与否以及体味，和所吃的食物、所处的环境、心情有关。因此，名门淑女、王孙公主大多认识到香料的美容功效。
与这些风流儒雅的行为相近的是，利用香气来吸引异性，以增添风月场中的情趣。唐朝的妓女常常用香来刺激**。八世纪时，长安有一位国色无双，深受欢迎，名叫“莲香”的妓女，她竟然能够将自己弄得香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她“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奇香也”。此外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受到宰相元载保护的风流女子，她的肌肤洁美如玉，从来不需要象别的女子那样刻意打扮修饰，这是因为她的母亲很有些先见之明，好像早就知道自己的女儿注定要成为流芳百世的窈窕淑女一样，从小就给女儿喂香料吃，这样她的身上就发出了自然的香味，每个毛孔都散发幽香！一些之徒见到香肌，自然愿意投百金以亲近。
就香料的本性而言，它更容易直接使用于药中，而这与香料在一般药物中的重要地位是一致的。当唐玄宗最初迷恋上杨贵妃时，他年事已高，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安禄山于是“因进助情花香百料，大小如梗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助情发兴，筋力不倦”。
唐时公认的焚香“极品”为佳楠，次为沉香，而沉香又分四等（沉水香、栈香、黄熟香、马蹄香），再次为檀香等，可见当时评香水平之高超。这时期，对香品的用途也有了完备细致的分类：会客用香，卧室用香，修炼用香等各不相同；佛家有佛家的香，道家有道家的香，不同的修炼法门又有不同的香，专香专用。
（三）
佛教与外来的印度文化为中国的寺庙带来了大量的新香料，而众多的有关焚香和香料的习俗和信仰也随之传入了中国，从而加强和丰富了中国古老的焚香的传统。公元七世纪前后是佛教传道最广泛的时期，在同一时期，东南亚的其它佛教国家，佛教的影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文化更为简朴，所以他们吸收的东西也就要多得多。例如位于马来半岛的“赤土国”的印度化的贵族是用香油来涂抹身体的，丹丹国诸王则用香粉涂身。在唐朝，香料多用于沐浴焚香，或制作一些简单的香脂，当然也有入药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唐代是佛教在中国的巅峰时代，所以焚香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在礼仪庆典中，就是在文学和想象的领域里也同样如此。佛教的典籍中充满了有关香的比拟，而梵文的“gandha”(香的)，也确实常常直接指“与香有关的”意思。寺庙可以称作“gandhakuti”(香殿)；焚化佛陀的薪堆称为“香塔”；“香王”、“香象”都是菩萨的称号；而在“gandhamadana”(香山)上则居住着乾闼婆——香神和乐神。所有这些用语以及其它许多类似的说法，都被译成了汉文，在丰富唐朝的语汇的同时，也大大丰富了唐朝人的思想。
唐天宝二年至十二年（公元743年~753年），鉴真和尚率师徒一行六次东渡日本，每次都带去大量的药材及香药（料）。据“东征记”载：天宝二年东渡时带去麝香20脐，龙脑香、檀香、安息香、青木香、沉香、甘松香、甲香、零陵香、熏陆香等600余斤。还有胡椒、阿魏、荜拨、诃黎勒、石蜜等500斤，甘蔗80束……可见唐代时中国与周边国家香药（料）的舶来交往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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