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第四三回袁世凯若隐若现孙中山不屈不挠（下）
第四三回袁世凯若隐若现孙中山不屈不挠（下）
以八百名外来人想一举而占领广州，纯系军事冒险行动。又四路分兵，各路指挥人员意见不一，有的主张立即起义，有的主张延期，有的主张退回香港；难以形成统一指挥。正在争执不下之时，又突发意外事件：同盟会员温生才不守纪律，单独行动，枪杀了广州将军孚琦，引起官方高度警觉，戒备越来越严。黄兴被迫将起义推迟到4月27日举行，赵声拒不服从，率领本路人马退回香港；陈炯明、姚雨平则心存犹豫，动摇观望。当此紧要关头，黄兴认为如再延期，无异于解散，决定立即行动。计划分四路同时发难：黄兴率一路进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一路攻打小北门；陈炯明率一路攻取巡警教练所；胡毅生率一路攻打南大门。
是日，下午五时，黄兴率领所部一百六十多人按计划行动。他们臂缠白巾，化装潜入城中，突然袭击两广总督署衙。枪声暴起，炸弹轰鸣。黄兴手持短枪，带头冲锋；喻培伦胸前挂着一筐炸弹，边冲边扔；一百多人奋不顾身，勇猛冲杀，很快击溃了总督署卫队，擒杀了清军管带，攻入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从后院穴墙逃跑。起义军未能抓住总督，愤而放火烧毁总督衙门。黄兴又率军转攻督练公所，途中与清军遭遇，在大街上展开激战。然而，陈炯明、姚雨平、胡毅生等则怯弱动摇，按兵不动，所指挥的三路人马藏身据点之内，袖手观望。
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到水师提督衙门，与水师提督李准一起调集大批兵力，围攻起义军。是夜，黄兴把队伍分成三股，企图冲出城外。清军四下堵截，全城鼎沸，枪声激烈，弹火闪灼。陈炯明、姚雨平、胡毅生大恐，率领所部提前撤出广州城，致使起义行动仅剩黄兴一路孤军奋战。
黄兴所部孤立无援，奋勇冲杀，被敌人打散，在各条巷道中人自为战，艰难支撑。战到半夜，起义军大部分英勇战死，余部弹尽力竭，寡不敌众，退入一家米店内，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张鸣岐、李准指挥清军放火烧街，烟火弥漫，弹雨纷飞，起义军逐渐陷入绝境。黄兴大怒，挥舞手枪，带头冲锋陷阵，率部突围。混战中，黄兴不幸右手中弹，血染征袍。身旁卫兵急忙上前搀扶，互相掩护撤退，躲进民居藏匿。次日，黄兴等人化装逃出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林觉民、喻培伦、陈可钧、李雁南等勇士被俘后，面对官府的审讯，痛斥清廷暴政，宣传革命思想；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终被官府残忍杀害。事后，同盟会员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合葬于城东黄花岗，立碑纪念。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之役虽然失败，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却震惊了世界。当时，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得知后，写信告慰黄兴等人道：“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革命之声望，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广州起义枪声响，举世瞩目革命党。奋勇救国气概豪，视死如归雄心壮。白刃加颈头方贵，黄花陪葬骨亦香。后死诸君多努力，前仆后继莫彷徨。
黄花岗之役后，两广总督张鸣岐惊魂甫定，即上报清廷，大肆渲染恐怖气氛。摄政王载沣览奏，六神无主；急忙奏报隆裕太后，隆裕太后心无城府，哀叹之余，下令召开御前会议。各王公大臣商议数日，均束手无策。此时，忽然接到云贵总督李经羲为首，十八个省的督抚联名上奏的电报，称：“各省乱党风起云涌，立宪新政势在必行。当务之急，惟有速开国会，成立内阁，实为消弭内乱之良方。”载沣阅电大恐：“十八省督抚串通一气，立宪党议员请愿逼宫，革命党四处叛乱，国势岌岌可危。要挽救危局，只好先成立内阁，再谋求外国政府相助。”此言一出，众王公大臣齐声附和。
5月8日，清政府下诏颁布中央官制，撤销军机处，组成内阁。由庆亲王奕劻担任内阁总理大臣，计十三位内阁成员中，皇族竟占了七人，分别掌控了总理、民政、度支、海军、司法、农工商、理藩等大臣职位；另有满清贵族那桐、荫昌则任协理、陆军大臣。由于军政大权集中在皇亲贵族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诏令颁布，立即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各家新闻报纸争相评论，纷纷谴责：“名为内阁，实为军机；名为立宪，实为**；名为新政，实为骗局。”皇族内阁的成立，使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之间，满族官员和汉族官员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就连积极谋求参政的立宪派，也看出清廷的新政实质上是一场骗局。一部分立宪派转向了革命阵营，积极谋求推翻清朝统治；一部分则转而投靠到袁世凯的脚下，竭力鼓动袁世凯东山再起。从而使清政府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窘境。
相反，此时的洹上村却热闹非凡。袁世凯名为隐居，实则昼夜忙碌，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他在村里架设了十多部电台，每日与各省督抚、外国使馆、立宪派议员频频函电往来，消息极为灵通。他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对清廷的决策了如指掌。他遥控北洋将领，不断扩张实力，把守京畿要地。他拉拢社会名流，为自己广泛制造舆论。他每日宾客盈门，高朋满座；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洹上村成了清政府提心吊胆的政治漩涡。
袁世凯的举动，亦有密探随时报告朝廷。摄政王闻之如坐针毡，然遍观满朝文武大臣，均难以与袁氏匹敌。思之再三，惟有乞求外国人介入，才能制约袁氏之咄咄气焰。于是，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将各省商办的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出卖铁路主权之法，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挽救其垂危的统治。在载沣的授意下，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面，与英、德、美、法四国银行集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借款六百万英镑为幌子，出卖了这两大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企图以此换取帝国主义之武装干涉，防止袁世凯集团的崛起。
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是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人民经历艰苦斗争，于六年前从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回，由四省富商、绅士、官员集资入股自办的重大权益。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国有”，立即引起四省各个阶层的强烈发对。四省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地方官绅以及立宪派头面人物，因与四省铁路公司有着切身利害关系，无不积极行动，推波助澜，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首先从湖南掀起。湖南咨议局的立宪派以民意代表自居，四处散发传单，召开万人大会，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长沙株洲铁路段上千名工人罢工游行，各级学堂罢课，商人罢市，并成立保路团体。立宪派又组成请愿团，进京请愿。同时，湖北各界数千人在咨议局集会演说，拒绝借款筑路，提出“路存亦存，路亡亦亡”。革命党人詹大悲在汉口《大江报》上发表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公开号召民众起来革命。咨议局派出代表赶往北京请愿，在邮传部门外绝食三昼夜，要求清廷惩办卖国贼盛宣怀，废除借款合同。随后，广东则举行了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坚持铁路商办，反对国有，并成立保路会，通电湖南、湖北、四川三省一致行动。
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6月17日，四川铁路公司举行股东会议，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被推为会长和副会长。他们出版报刊，散发传单，四下演讲，派人进京请愿。他们发表宣言，称：“政府铁路借款合同，实为葬送人民于死地之合同也。”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特别声明：“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为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从而使运动带上了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博得了全省人民的纷纷响应。到八月下旬，成都全城罢市、罢课，全省六十多个县均成立了保路会，近七千万四川人民卷入了保路运动。9月1日，以严楷为会长、张澜为副会长的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发表通告，称：“自本日起，实行川人自保，不纳正粮，不交捐税。”大有夺取地方政权，实行**之意。新上任不久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惊慌失措，急忙电奏朝廷，请示对策。清廷回复电谕，称：“川人抗粮抗捐，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其意专在**，尤属罪不可赦。着该督对四川乱民，速以实力弹压之。”同日，又下令将各省请愿代表强行驱逐出京。
本来，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领导者蒲殿俊、罗纶等人，竭力想把保路运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搞成“文明争路”的局面。没料到运动发展极为迅猛，各界百姓情绪日益高涨，局势大有难以驾驭之势。更没料到清廷会借机动用武力，痛下杀手。9月7日清晨，赵尔丰派兵突然出动，把蒲殿俊、罗纶、严楷、张澜等九名“祸首”逮捕入狱。赵尔丰原想借抓捕绅士，将保路运动强行平息下去。他也没料到，抓捕行动反而使矛盾大大激化。当天中午，数千名愤怒的群众拥到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气急败坏，命令军警向请愿、示威群众疯狂开枪。顷刻之间，督衙门前，枪弹横飞；十字街头，血雨如注。当场打死打伤数百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大惨案。后人有诗议之曰：
文明争路欲善图，官府镇压手段毒。人民爱国有何罪？丧心病狂杀无辜。
枪声宣告了“文明争路”的失败，镇压也促成了武装起义的开始。四川各县闻讯而起，纷纷组建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围攻成都，围城人数多达二十万人。但是，仓促举事的同志军仅凭手中极为原始的武器，难以攻克成都坚城。在城内军警的枪炮轰击下，很快被打散。赵尔丰虽然用武力镇压的手段，保住了成都未被攻破，但却无法平息全省各地的骚动。四川省的同盟会领导人吴玉章、王天杰乘势而起，组织同志军一举占领荣县县城，宣布**，建立起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其他各县陆续效仿，各种势力群起争权。
四川大乱，骤然而起的革命风暴，使清政府大为惊骇，立即从湖北调集大批清军入川镇压。如此一来，又造成了湖北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这才是：清廷气数已尽，难免顾此失彼。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