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第三七回义和团风起云涌西太后两面三刀（上）
第三七回义和团风起云涌西太后两面三刀（上）
话说慈禧太后幽禁了光绪皇帝后，依然怒气难消，昼夜思谋，急欲除之而后快。她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称：“朕身患重病，体质每况愈下，望群臣百官推荐名医。”随后，又每天假造医案，大肆传播皇上病危的消息，妄图混淆视听，乘机毒死光绪，另立新君。
皇上病重的消息传到上海，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议论，也引起了英国、日本等国的怀疑。英、日等国原本支持光绪亲政，其驻华公使便向总理衙门推荐外国医生，要求给皇帝看病。慈禧太后闻信十分恼火，予以拒绝。无奈英、日等国公使态度强硬，公开威胁。慈禧太后不敢得罪，只好同意。数名洋医生进宫检查、诊断，结论是皇上身体状况良好。慈禧太后气得七窍生烟，暗害光绪的图谋无法实现。
半年之后，慈禧太后又采取了一个企图废除光绪皇帝的步骤，她借口皇帝尚无子嗣，决定立端亲王载漪的儿子溥隽为皇位继承人，迎入宫中，称为“大阿哥”。慈禧太后故意张扬其事，通知各国驻华公使出席迎立典礼。不料，各国使节均拒绝入贺，并公开表示其对光绪皇帝的支持。慈禧太后极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骑虎难下之时，便不敢贸然实施废立预谋。
当慈禧太后处心积虑，图谋废立皇帝之际，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搅乱了她的神经。以山东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如同火山爆发，烈焰喷涌，其气势之迅猛，力量之强烈，震撼着大清王朝，也震撼着世界。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后被官府利用，始称为义和团。山东、直隶人民素有习拳练武、保卫家园之优良传统。长期以来，民间广泛存在着天地会、哥老会、大刀会、白莲教等秘密组织，他们以传授拳棒，练习武术为掩护，自发的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甲午战争中，山东半岛地区，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战后，德国和英国分别抢占了胶州湾和威海卫。德国还把整个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强行修筑胶济铁路，并着手开发沿线矿产。铁路所至之处，将百姓房屋一律拆除，遇到坟墓、建筑全部摧毁，致使无数居民流离失所，无不切齿痛恨。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其教会活动亦日益猖獗。山东境内先后建起一千三百多座教堂，教士近二百人，教民八万多人。外国传教士横行乡里，肆意欺压百姓。许多地痞、流氓、赌徒、恶棍纷纷加入教会，成为教民。他们一经入会，便以外国教士为护身符，强夺民宅，霸人田产，奸婬妇女，贩卖儿童，祸害乡里，无恶不作。而官府则不敢过问，或者一味袒护教民，冤屈百姓。无辜百姓伸冤无门，保全无策，只有自发组织起来，结成拳社，守望相助，以求互保。山东巡抚毓贤在给朝廷的奏报中称：“教民欺侮平民，平民万难忍受，始有立拳会以自保身家者。乡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一村设坛，则村村效尤。”“山东、直隶交界处，人民创立乡拳，名曰义和。已是村村设拳坛，人人习武术。皆欲以洋教为敌。”
1898年春，山东巡抚毓贤迫于教会压力，派人拆毁冠县梨园屯玉皇庙，改建教堂，村民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挺身而出，率领村民以武力抗拒。冠县官府派兵弹压，群众愈加愤恨不平。阎书勤等人联合威县义和拳首领赵三多，准备共同反抗。赵三多召集义和拳骨干计议，决定把“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这样一则可以避免同官军直接作战，二则可以争得官军的同情和帮助，以便于集中力量打击洋人。是年十月，赵三多率众起义，竖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一举击败前来镇压的官军。初战告捷，义和拳声威大震；附近十余县百姓群起响应。为了和官府周旋，冠县义和拳分为两支，分头活动。一支由赵三多带领，转移到直隶中部活动。一支由阎书勤带领，继续在冠县一带打击教会势力。
冠县义和拳起义不久，鲁西北的茌平、高唐、禹城、长青等州县的义和拳，在朱红灯和本明和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朱红灯率众在平原县的森罗殿打败前来镇压的清军，使鲁西北地区的义和拳蓬勃兴起，势力猛增。毓贤多次派兵镇压，腐朽无能的清军根本就不是义和拳的对手，每次都大败而逃。毓贤眼看硬的不行，就变换手法，改为“招抚”。他亲自赶到茌平，派人诱骗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加以拘捕，旋即杀害。然而，此举不仅没有平息义和拳，反而激起了更强烈地反抗，各地的义和拳不断扩展，迅速蔓延。毓贤恐慌万状，既怕拳民仇杀自己，又怕治下大乱而引起朝廷降罪，革职杀头。他挖空心思，想了数日，终于思得一条妙计；立即派人四处张贴告示称：“尔等拳民，因受洋教逼迫，愤而自保家园，其情可悯。本府体谅尔等难处，一律实行招抚。凡能扶清灭洋之拳会，准于结社自保，守望相助，可命名曰义和团。”于是，山东境内的义和拳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改称义和团。原因在于，凡非法秘密结社都被清朝官府称之为“会”，只有地主阶级所组织的地方团练武装，才可称为“团”。毓贤的计谋在于，承认拳民会众为“义和团”，将其纳入地方武装之内，从而达到有效利用之目的。
严格地说，“扶清灭洋”的口号，确实带有反帝爱国的性质，它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义和团打击的对象是外国侵略势力。但是，这个口号也带有极大的局限性。“扶清”，有利于争取官府、官军的同情，却容易使人民群众放松对清政府的警惕，容易被官府利用。“灭洋”，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帝斗争，却带有笼统排外色彩，难免把西方侵略者与西方文明混为一谈。
义和团取得了合法地位后，其发展更加迅猛异常，很快便席卷了山东全境。然而波涛汹涌，难免泥沙俱下；巨浪翻滚，必然鱼龙混杂。义和团的主要成分固然是贫苦百姓，但也混进了不少地主、绅士。而这也恰好是毓贤所希望的，他采取安抚政策之目的，正是为了让地主阶级分子参加进去，夺取领导权，从而达到拉拢收编，使之转化为地主阶级的武装。
义和团大起之后，一些村庄还出现了名为红灯照的妇女组织。她们身穿红衫、红裤，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扇或红巾，择静室练习武艺。义和团和红灯照的活动带有严重的愚昧闭塞、封建迷信、文化落后的特点。他们用画符、念咒、请神等“法术”来自我欺骗，自称能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还能使敌人枪炮失灵。他们以村寨、街巷为单位，设置神坛，供奉神灵，焚香祷告，拜师授徒，习拳练武。他们所请的神灵更是五花八门，大多是神话故事和流行小说中的角色，诸如太上老君、骊山老母、张天师、关羽、张飞、姜子牙、黄飞虎、孙悟空、猪八戒等等。凡是入了义和团的人，个个都自称能够神灵附体，至于是哪个神灵附体，则完全由当事人随心所欲，信口宣布而已，毫无统一信仰可言。这种观念上的极端分散性，反映了他们在组织上的极端分散性。他们结成了无数的小团体，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纪律，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统一的装备；尤其悲哀的是，他们没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没有建立政权的意识。但是，他们凭着满腔热情，同仇敌忾，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他们使用的是极其落后、原始的武器，却能够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迎着侵略者的枪炮，奋勇冲杀，死而无憾。
山东的局势引起了外国侵略者的震动。德国驻胶州湾的军队悍然出动，到胶州、高密、日照等地焚毁村庄，劫掠城镇，屠杀居民，直接镇压群众的反帝斗争。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也借口保护传教士和工程师，由其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坚决取缔义和团。美国公使康格向总理衙门直截了当地提出撤换毓贤的要求。慈禧太后不敢违抗洋人的旨意，下诏把毓贤调任山西巡抚，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1899年12月，袁世凯率领七千新建陆军，杀气腾腾地到山东就任。他一到巡抚衙门，立即发布了《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宣称：要“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宜”。坚决否认义和团的合法性，要大加“痛剿”。他命令手下将领道：“如遇拳匪，应立即开炮，必不汝咎；若匪至不痛剿，则将领一律正法。”他还进一步扩充马步炮队二十营，并与驻青岛的德国侵略军互相勾结，对义和团进行兜剿和屠杀。袁世凯蓄意制造血性恐怖，其部队所过之处几乎杀得鸡犬不留，致使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山东人民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皆有暗杀袁贼之心。有人夤夜在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了一个头戴花翎的大乌龟，匍匐于洋人之后，以表示对袁世凯的痛恨和嘲弄。在袁世凯的血腥镇压下，山东义和团大受摧残，于是，便纷纷转移到直隶和京津一带，继续进行斗争。
直隶省的南部与山东毗邻，当地的义和团几乎与山东同时兴起。山东的义和团大量流入，使直隶中部、北部和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迅速壮大。义和团的发展具有突发性的特点，如同雨后春笋，几乎同时在所有地方破土而出。就一村一点来看，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开始时并不显眼，但如果把所有点集合起来看，则是一片燎原大火。突如其来的义和团，使新任直隶总督裕禄慌了手脚。他一面上书奏报朝廷，一面派出所有部队赶往各地镇压。但是，由于义和团四下蔓延，快速扩张，已成铺天盖地之势。官府以有限之兵力，剿不胜剿。裕禄心惊肉跳，急忙奏报朝廷称：“拳民甚众，诛之不可胜诛，即令震我兵势，而积恨既深，溃决必速，燎原之势，熟可忧虑。”与此同时，面对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朝中大臣纷纷上书，彼此争论，有的主张“招抚”，有的主张“剿灭”。清廷数次朝会计议，均吵闹不休，未能决策。
正当清廷举棋不定，“剿”“抚”两难之际，卢汉铁路北段突发暴动，引起了清廷的极度恐慌。原来，位于卢汉铁路北段的定兴、涞水、涿州、新城等地的义和团联合起来，开展了大规模的焚烧教堂，杀死外国传教士的行动。直隶总督裕禄派杨福同带领一支骑兵前往镇压，与数千名义和团发生激战，杨福同被当场打死，清军大部被歼灭。裕禄又派聂士成领兵镇压，然而，聂士成的部队纪律极坏，沿路抢劫财物，勒索百姓，反而激起更大的民愤，使更多的人加入到义和团的组织中去。在漫山遍野的义和团面前，聂士成的部队四面挨打，进退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