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是奇才奇人，而且是大才全才，他对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都有兴趣，也均有建树，沈括之世欧洲一片沉寂，而沈括之见在当时地球上可称为明烛炬火，照彻长夜。♀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
沈括第一个对我国华北平原的成因作出了关于海陆变迁的精彩论述：
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売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距东海巳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流所湮耳。
沈括告诉我们，太行山中有螺蚌壳证明了地球演化过程中，曾经有过的沧海桑田之变，同时他还指出今华北平原是带泥沙的河流冲积而成的。“今距东海已近千里”的东海当是渤海，因为渤海在东，古人亦称东海。
沈括游雁荡山，写有《雁荡山记》，共约450字，抒情、写景、怀人却教人目不暇接。开首便道：“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这是为什么呢？直到宋真宗祥符年间，“因造玉清宫，伐木取材，方有人见之，此时尚未有名”。即便是号称山水诗圣的谢灵运为永嘉太守时，“游历殆遍，独不言此山”。到底雁荡风景藏匿何处呢？沈括接着写道：
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其原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惟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从上观之，适与地平，以至诸峰之顶，亦低于山顶之地面。
沈括明确指出了雁荡山的流水侵蚀之自然成因，并“包在诸谷中”，倘不人谷进山那就无所见了。沈括进而联想到陕西黄土高原的沟壑，也是流水侵蚀分割之故，“亦雁荡具体而微者，此土彼石耳”。
竺可祯先生论及沈括雁荡之见时概而言之道：“在我国十一世纪时，而有此种见解，可称卓识。”地学思想中的沈括，其见地和想像力以及广泛的野外考察所得的实据，在当时之世堪称天下第一。欧洲经历中世纪的黑暗的模索，表达同类见地并为科学地球史奠基，比沈括晚了至少400年！沈括的出现与成就都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与整个宋代社会科学思想的活跃，四大发明在长江流域的完成密切相关。
雕版印刷起于唐五代时期的成都与杭州地区，可以说是民间工匠的创造。五代晚期，雕版已用来刻印经书，一般认为后蜀母昭裔的九经刻印早于后周冯道。到宋朝，雕版印刷盛况空前，以长江流域为最。其原因不外乎读书、写书的人多，推动刻书之风；纸张与印刷技术的进步；出版的自由和思想活跃。
纸的历程告诉我们，从麻料到树皮纤维造纸是一个进步的台阶；由木本植物的韧皮部到以整个草木植物的茎干，又上了一个台阶。竹纸出现于宋朝，以竹的整个茎干造成，长江流域竹子资源的丰富为后盾，竹纸的鲜亮让别类纸张大逊其色了。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长江流域宋时竹纸最负盛名的，在江浙一带，谓“越竹纸”。南宋的《负暄野录》说：“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还写了制作过程：“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瞭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春膏，其色如腊。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纸抗衡。”《会稽志》又说：“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掩藤纸矣。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4学士’，曰‘邵公”，三等皆佳。”宋代竹纸以越产为佳，首先是因为越竹的青翠细腻、品质精良，而加工程序则大同小异，是有一方山水一方竹、一方青竹一方纸之谓。
宋时文人，宋时书法，宋时竹纸，雕版印刷后的宋版名著大为流行，今北京图书馆馆藏乾道七年《史记集解索隐》、绍兴戊辰《毗庐大藏》，均为竹纸刻印者。公元971年，在成都刻印的全部《大藏经》共1046部，5048卷，雕版达13万块，花费了12年，这是世界印刷史上规模浩大的工程之一（《科学的历程》，吴国盛著印刷质量的另一关键是墨，到宋朝墨业发展、墨品优异、墨工辈出，而使宋版书“墨色如漆”、“墨质精纯”，传为千古佳话。墨中之宝为歙墨一即徽墨。歙墨起源于奚超，于唐末和其子廷挂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南唐赐姓李氏，始有“二李歙墨当世一绝”之誉。二李之墨以胶法闻名，宋时墨工得其真传，继承了传统工艺，造墨名人接二连三。比如柴珣、沈挂、张遇、潘遇、张谷、潘谷等。《春渚纪闻》的作者宋人何遼自云儿时曾于彭门寇钧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的盛况，用了八个字：
断王圭残璧，灿然满目！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美、深奥，仅以一本书而言，首先包括了纸和墨，然后是书法、学问、才情、识地，到雕版、印刷、装订的各种细节。如果所有细节都是精美的，整体的精美自不待言，而且这样的精美又岂能仅仅以精美言之？
宋时理学大行其道，但没有文字狱，出版也相对自由。朝廷印书，地方印书，书院印书，私家坊间只要有财力也可刻可印。“对本朝历史、历书以及属于国家机密的书，原来不准私人印刷，神宗熙宁年间，连这种禁令也放松了。宋罗璧《识遗》说得好：‘禁刻一弛，则私刻坊刻，风起云涌，刻印遍及全国。’”（《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万绳楠等著）
中国书籍有版权页，并郑重声明“版权所有，不得翻印，盗印必究”之类的版权术语，也起源于宋代。印刷业兴盛，盗印必也随之而起，宋人便史无前例地提出了版权问题。宋程舍人宅刻本《王称东都事略》目录后有长方碑记，上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之语。不甚了然的是“已申上司”是什么意思，想来不会是“三审通过”，而只是知会地方官或专门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待考。也有另一类的保护版权之法，如宋刊本祝穆《方舆胜览》自序之后，有两浙转运司的告白：禁止翻刊、翻版，如有翻版人，允许陈告追究，毁版施行。
编著、印刷、出版又与宋代教育事业的发达景象相关，其时除了京城的太学等学府外，地方上有州学、府学、军学、县学，而最具宋时长江流域教育特色的是书院。
书院一词始见于唐代。唐开国以后广收典籍，购求散佚。开元初年，马怀素、褚无量等人上书请求进行大规模图书整理。开元六年，乾元殿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又更名为集贤殿书院，隶属中书省。该书院非读书之地，而是收藏整理图书，“刊辑古今之经籍”。不过无论如何，总是集中了一批饱学之士，书院自然而然成为一时学术中心。约略言之，书院之名起于唐，唐也有了私人书院，到五代成为一种教学方式，其名或称书院或称精舍，合讲学、藏书、祭祀于一体，而确立与兴盛在宋代。
宋初有天下四大书院之说，各家所指有异，但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石鼓书院均为名噪一时的大书院。到南宋时，一方面国势日衰、土地沦陷，官学教条而**；另一方面，书院却更加欣欣向荣。
长江流域沿江书院占宋代书院379所。其中最为史家称道的有白鹿洞书脘、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等。
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年至804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庐山五老峰下隐居读书，并驯养了一只白鹿，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隐居所在的山谷从此被称为白鹿洞。南唐昇元四年，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庐山国学，也称白鹿洞国庠、白鹿国学、庐山书堂、匡山国子监，是与当时秦淮河畔的金陵国子监相似的官立学校。南唐覆灭，庐山国学也告终结。
宋初，有江州读书人在庐山国学旧址重开学馆，人称学堂也称书院，这是白鹿洞书院的真正开端。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江州知州周述将白鹿洞书院办学情况奏闻朝廷，宋太宗将国子监刻印的九经等书赐送，以为嘉勉。以后整修并塑孔子像，可惜毁于战火。白鹿洞书大宋掠影鲁院真正成为海内知名书院，是在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年至1189年1179年秋色宜人时，朱熹到了白鹿洞北宋书院遗址，山光水色中感慨无限。书院旧迹可寻，有林泉之胜而无市井之喧，实在是读书好去处。朱熹便呈送了《申修白鹿洞书院状》。1180年3月，踏青时节，书院修复初具规模，朱熹率官吏及师生至白鹿洞，祭祀先师先圣，再行开学典礼，朱熹升堂讲第一课——《中庸》首章。
朱熹列立《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洞规”，即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此又有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目。
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道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旨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所立课程，是从《礼记》中辑录而出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成四书，置于五经之上，而在教学过程中朱熹青灯伏案所撰写的《四书集注》，为学者所爱，是书院的教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所采行的是导师制教育方法，山长、洞主作为主讲者，在德行、学问各方面实行全面指导。既升堂讲学，正襟危坐；也自学理会，沉思默想；还互有切磋，推敲质疑。有时同赴山水之间，共享林泉天籁，这时候可以不拘礼规，能够手舞足蹈，大约是读书人难得的开心时刻。由此，白鹿洞书院成为“天下书院之首”。
岳麓山中有岳麓书院，自晋以来到清光绪二十九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的近千年间，在不同历史时期，均不同程度地代表或影响整个中国书院的发展趋势，是中国古代一处重要的学术中心。
南宋时，岳麓书院是当时学界影响最盛的湖湘学派基地。绍兴末年，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的门徒张拭为岳麓书院主讲，他反对把书院当作获取功名利禄之地，反对科举取士之道。在“三代导人，教学为先，人伦明、小民亲而王道成”的理想之下，岳麓书院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世，一时成为不计利禄一心求道，经世济民博取精守，刻善治学尊师重道之地。
岳麓书院学风广大，博采诸家，1167年秋曾有朱熹与张木式会讲之盛举，轰动学界。会讲的题目是“太极”与“中和”，各抒己见，各有妙论，辨析异同而又不失斯文。朱熹理学在南宋、元代和明初为极盛，王阳明以“心学”、“致良知”与之抗衡，于1507年到岳麓书院讲学，使人耳目一新。
近代以降湖南学风大振、人物众多，岳麓书院就文化渊源来说，其影响辐射广布湖湘，实为孕育之地。一种风气之下，才会有雨霖甘泽，而百木争生之地，自能出栋梁之材。
东林书院是原宋代理学家杨时讲学之地，在无锡惠山脚下。明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在杨时旧地正式建东林书院，并与高攀龙一起主讲。“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是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题之对联。东林书院影响之大，无锡《金匮县志》称：“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东林书院以儒家正宗的面目出现，但其学风却相当活跃，反对明哲保身、传食诸侯，而且议论朝政、褒贬人物，并倡导清廉、主持正义。上则“庙堂亦有畏忌”，下则百姓以东林之人为贤良，是有“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之誉。
宋时书院之多可谓举不胜举，还如衡州石鼓书院、绍兴稽山书院、婺州丽泽书院、吉州白鹭洲书院、邛州鹤山书院、福建龙溪书院、桂林象山书院等均在南方而主要又是在长江流域兴起的。
书院既非官学也非私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民间教育结构，为传播、弘扬华夏文化可称其功至伟！书院讲究选址，避喧嚣而求宁静，讲学自由，教训合一，有教无类，人才迭出。其所以选址大都在长江流域，一是南人好读书，二为环境使然。♀山空鸟灵，林盛泉幽，才是做学问的地方；而层岭绵延之间的草木，瀑布飞泻之下的山峦，无不是天地大书展开的章句。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读书、明理、冥想都要贴切而简提，并能为山水间的万类万物所启迪。因而构成了少有人言及的书院一大特色：回归自然。
中国古代书院，是值得中国人永远怀想的。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记录了活字印刷的发明：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其法：用肢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版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待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时间为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至1048年）发明人为布衣毕升，这个伟大的布衣使印刷技术又一次产生了飞跃。有论者认为毕升是个刻字工人，但毕升在何处发明了活版印刷，以及生平籍贯等均不详。1993年初，湖北发现毕升墓，生于斯，葬于斯，毕升生活的地域当在长江流域，应无疑义。
毕升活字印刷的原理，与现代的铅字排印完全相似。公元1450年，德国古腾堡访毕升之法，开始了欧洲活字印刷时代。欧洲中世纪的沉睡与黑暗就要结束了，为这一天到来所作的最重要的物质准备，却是由中国人完成的。马克思说：
火药、罗盘、印刷术一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火药在唐代末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
火药的发明首先要归功于炼丹术士。中国的炼丹术与西方炼金术一样源于原始巫学、巫术，带有很浓重的神秘色彩，不过炼丹术追求的是长生，炼金术希望得到的是黄金，仅此一点，东西文化差异的显而易见与根深蒂固，便是清清楚楚的了。自战国以来，因为长生之术对帝皇的吸引力，中国的炼丹术士得以繁荣炼丹事业。正是在炼丹过程中，大约经常被炸，炼丹者发现了硫磺和硝石的特性，掌握了火药的基本配料。炭、硝石与硫磺相混合的黑色火药配方，到唐末，已经用于打仗了；真正成为较完备的火器是在宋代。
炼丹术士的八卦炼丹炉里，从未炼出过长生不老之丹，却意外地发现、发明了从此使多少人丧生的火药。
这是巫术的科学？
还是科学的巫术？
火药用于战阵之初，也仅仅制造大火，焚烧对方的兵丁营地，所谓火箭、火炮也就是将带有火药的火球抛掷到敌方。唐福于公元1000年发明火蒺藜，火药中混有砒霜、铁钉等，杀伤力骤然增大。南宋初年陈规镇守湖北安陆时发明火枪，《德安守御录》记为“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德安即安陆宋时之称。此种用粗大毛竹制成枪筒以喷射火药的火枪，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原始管形火器，是后来各式管形枪械的老祖宗。宋理宗开庆元年又有“突火枪”问世，内安“子窠”，火药燃烧后将“子窠”发射出去。南宋末年，宋朝政府还在荆州与建康建有火药兵器制作院。荆州制作院每月能制出铁火炮1000到2000支；建康制作院在两年多一点时间里造了38000件火药武器，并能造出大量突火枪及5公斤重的铁炮壳。宋代长江流域的火药与火药武器，是当时之世的最先进武器。
指南针，又称罗盘针，是一种利用磁极的物理性来确定方向的工具，战国《韩非子‘有度篇》里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之语。公元1世纪初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谈及司南，较为详细：“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很像是指南针的初始之作了。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最早提出了指南针的制造技术。沈括还指出在磁石上磨过的小铁针磁性更加稳固，以此代替天然磁石为佳，他还研究了磁针支挂的四种方式，即“水浮”、“指爪”、“碗唇”、“缕悬”。“水浮”法应用较多，但“水浮多摇荡”。“指爪”及“碗唇”“坚滑易坠”。相比之下，沈括认为“不若缕悬为最善”，所谓“缕悬”就是以细线将磁针悬吊，无风之时指向效果很好。
指南针发明之后，便在宋代用于航海了。
宋徽宗宣和年间，徐竞奉命出使高丽，船中置有“水上浮针”，以在浩茫大海波峰浪谷间辨别方向。其法是将指南针穿上几节灯草使之浮于水面。磁针所指，即为南方。徐竞归来写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竞船上所用的指南之法，即沈括说的“水浮”。
南宋时，航海“全凭南针”，吴自牧的《梦粱录》有记载，南针即指南针。吴自牧写道：“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七十余丈。若经昆仑、沙漠、蛇龙、鸟渚等洋，神物多于此中**。上略起云朵……顷刻大雨如注，风浪掀天，可畏犹甚。但海洋近山樵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月复。”宋代长江流域的造船业巳经代表了当时中国及世界的先进水平，也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臻于成熟的标志。北宋在明州（今浙江宁波〕所造的四艘出使朝鲜的“神舟”，已是巨型远洋海船，长100多米，可载重1100吨左右，在当时绝对是庞然大物，船泊高丽港口时，“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竞著）。
1974年夏天，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共分隔成13舱，两舱之间隔板为杉木所制，船舷是三重木板，各板之间采用榫接，隔舱板与船壳板之间的衔接处以扁铁和钩钉相连，并以麻丝及桐油灰腻密板缝，水泄不通。船如触礁或互撞，有的舱破损漏水也不致沉没。此种“水密隔舱”技术，宋时中国领先世界1000多年。
宋代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时代，你读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便深有此感了，一叙花品，二释花名，三论风俗，是我国最早的牡丹专著，成书于1031年。《桐谱》成书于1049年，是我国历史上仅剩的泡桐专著。全书分10目：叙源、类属、种植、所出、采斫、器用、杂说、记志、诗赋等，全书近8000字。还有《荔枝谱》、《芍药谱》，前者成书于1059年，后者为1073年。《菊谱》是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由彭城（今徐州）人刘蒙所撰。范成大归隐乡居后又写了《梅谱》。而《菌谱》成书于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然后有《全芳备祖》成书于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学辞典。
回溯历史，笔者所记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却不难看出两宋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已达致何等高度，不能不慨而叹之：陈寅恪、严复、邓广铭、李约瑟所言不虚，精当之极！使宋之造极于时代的造极人物，除已经写到的沈括等人，再约略言之，如唐宋八大家中除韩愈、柳宗元，其余宋代6人皆为南方人。再翻查一下典籍，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为四川眉山人，欧阳修为江西庐陵人，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曾巩为江西南丰人，均属长江流域，无不在长江的风雨涛声中，成就一时名流，万古文章。
宋代的江西极其辉煌，不仅拥有唐宋八大家之三，还有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黄庭坚——江西豫章人，民族英雄、诗人文天祥一江西庐陵人，理学大师朱熹一江西婺源人。
是时也，长江以及长江流域，是一种何等气派！科学昌明，技术先进，教育发达，商事繁忙，到南宋时，有了世界最大的都市，世界最大的船只，世界最先进的印刷业、火器等等，考虑到有宋一代的分裂状况战事频繁，如此成就更是来之不易。文治武功，岂非两全？
南宋灭亡了，使大宋江山灰飞烟灭的元军来自草原，除了剽焊贸猛，科学文化均不能和南宋相提并论。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文章救不了一个王朝，火器救不了一个王朝，指南针也救不了一个王朝。史家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是：南宋之亡亡于吏治**？官僚机构的叠床架屋？还是天命使然？或者竟是先进了反而挨打、野蛮者才能制胜？
改朝换代本不足惜，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本来就是如此，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中国在中世纪科学发展遥遥领先的局面，行将结束。
长江载着繁华而去。载着繁华而去的长江啊李煜不做皇帝去做诗人就好了，而做了皇上却又迷恋于写诗填词司乐唱戏尽情表演的，大体都是亡国之君、亡国之兆。
金陵王气水又东……
南京，古称金陵，地处长江下游平原，却又坐落在险峻而又秀丽的丘陵地带，北依号称天堑的长江，东南耸峙着以钟山为首的群峰，西边有石头山为终结的诸山作屏障，南面秦淮河与太湖水系沟通和长江三角洲相连。玄武湖、莫愁湖如两面镜子，镶嵌在古城的东北角和西南角。
山水形胜，必有名城。
现在我们经常引用的是三国时代诸葛亮出使东湖，途经金陵骑马上石头山时的感叹：“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之后，三国时的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南唐，明朝开国之初以及太平天国、民国均曾于此建都，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人类之初，更多的是为了生存的漂泊流徙，是寻找安身的洞穴，捕鱼种稻、造城建都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考古发掘证实：早在公元前5000年至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南京便巳经是原始先民的劳动栖息之地。那时人和地都是无名的，没有文字，如果有感叹也付之大江流水了，只留下一些埋没的石器与谷糠之类。
因为发现于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而得名的北阴阳营文化，已经吐露出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若干特色了：它早于良渚文化，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石器的打制和磨光已有较高的技术，玉器细腻而美丽，陶器制作处于手制轮修阶段，尚未发现成年男女合葬墓，陪葬品以陶器为主。
有学者认为，“北阴阳营文化大致处于母系社会末期，但已孕育着父系氏族社会的萌芽”（《长江文化史》第10页）。
从父亲的力量、阳刚、霸道与权威出发，人类社会更加激烈的变化就要开始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在今南京城西朝天宫一带筑城，冶炼青铜器，名曰冶城。这是南京地面上最早的一座土城，它所给出的信息却是明明白白的：城为剑而筑。公元前473年，卧薪尝胆之后的越王勾践灭吴，大臣范蠡在今秦淮河附近筑了一座较大的土城，名为越城，周遭2里。公元前333年，楚国并吞越国。相传楚威王为南京山川气势所动，为防以后有人在这里称王称霸，埋黄金以为镇而压之，再筑城邑，故称金陵邑。后来秦始皇东巡会稽，途经栖霞山见金陵散发王者之气，便下令开凿秦淮河斩断王气，并改金陵邑为秣陵县。公元212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并以石头山旧金陵邑为基础筑造石头城。229年，孙权迁都至此，于石头城东修建业城，城周20里。东晋时加累砖石，隋、唐两次重修，明洪武年间，石头山段古城又加筑，成为城的一部分。
石头山残存一段长约3000米的古城墙，城基在天然山岩上开凿，山岩石质发赭红色，中段怪石突起，其状浄狞，形似鬼脸，又称鬼脸城。
当年，长江恰从石头山下流过，山水之险于此为极，临江的西面石壁在江涛冲击之下，濡湿光滑，易守难攻，所谓大江天险，金汤之势，于此可见。
孙权还做过一件声名远播的事情：公元230年，他点将派兵共10000人，由金陵出发远航台湾（时称夷州可惜金陵王气终于没有成就东吴天下霸业，不过50年，石头城上降幡飘飘。西晋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晋将王濬率兵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直扑石头城，东吴后主孙皓之将以铁索横江却阻挡不住，晋军火攻打到石头城下。大势已去，孙皓竖起降幡自缚双手，抬着棺材开门投降。刘禹锡后来有诗记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西晋灭吴，建业改称建邺、建康。东晋时（公元317年至420年）再次成为国都，然后是南朝宋、齐、梁、陈（公元420年至589年）均以金陵为都，开始了南京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史称六朝繁华梦，更有“六朝金粉”之称。东吴的土墙全部推倒，改用砖砌，皇宫有内外三道城墙护卫，称为台城，有皇家花园。东之青溪，南之朱雀桥、乌衣巷为贵族富绅聚居地，南北东西各40里，人口28万户。
台城周长8里，有宫门6座，亭台楼阁3500间，御花园10处，美女无数，是历代帝皇奢侈享乐之处，也是败亡辱国之地。公元589年，隋兵伐陈，兵临城下时六朝末代王朝的末代皇帝陈后主还在宫中与嫔妃宴乐，奏乐府吴声《玉树后庭花》、《临春曲》。直到兵破台城，陈后主才慌忙走避，带宠妃张丽华、孔贵妃潜入景阳殿侧一枯井中。隋兵将其吊起活捉时，两个贵妃脸上胭脂竟染红井上石栏，拭之不尽，余迹犹存，是为胭脂井。
“六朝如梦鸟空啼”（韦庄句），亡国之后的六朝遗迹仅存一段古城雉，惟六朝陵墓石雕群仍不失当年风采，是我国古代的石雕艺术珍品。
六朝以后，五代十国的南唐于公元937年定都金陵，开国皇帝李昇，中主李瑰，后主李煜。
李璟不会做皇帝，南唐国势日衰，但李璟的诗词却写得不错，词中有名句流传：“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莖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李璟死后，李煜继位，他的词写得更为出神人化，而且每每真情毕露，皇帝却做得更糟，一看公文就头痛。公元975年，南唐为宋所灭。金陵破城之时，李煜正在写诗，接报后不走不避，肉袓出降，逮往东京（今开封去国时写道：“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囚居北方后，李煜思念故国家园，写有万古流传的《虞美人》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宋太宗赵光义读后震怒，指使其弟赵廷美在李煜42岁生日时，赐药酒，李煜被毒死。
亡国之君、亡国之人连思念故乡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故乡的本源神圣，只是体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而离乡去国者的思绪中。
李煜不做皇帝去做诗人就好了，贫困如杜甫还可以漂泊，得罪皇上获流刑遇赦者有李白，而做了皇上却又写诗填词司乐唱戏尽情表演的，大体都是亡国之君、亡国之兆。
金陵王气两宋而元，金陵不断更名，先后被称建宁府、建康府、建康路、集庆路。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改名应天府，在谋士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进言之下，筑高大坚固城垣，21年乃成。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帝位，称明太祖，是为洪武元年。1420年，明成祖以北京为都城，称应天为南京。
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称天京，为国都。1864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清兵攻陷天京，火烧天王府。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一度是孙中山的大总统府所在地、民国首都。
佛教传到江南，当在东吴时。后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已经佛寺林立了。可以说这是佛法无边，也可以说芸芸众生的心里都有潜伏着的宗教信仰之需求，捷足先登者便占尽风气了。孙权时，在建业修建江东第一座佛寺：建初寺，又名大市寺。到南朝，仅建康一地佛寺过500，僧众达10万，其中有名僧，如道场寺的法显，曾周游中亚、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等地，著有《佛国记》（一称《法显传》还有宝云和尚，翻译订正了《无量寿经》等数十种佛经，对梵文之精通到了边读边译的程度。佛教艺术也随之兴旺，东晋顾恺之在瓦官寺作大幅壁画维摩诘居士像，点睛之日观者人头撗动，点睛之后目光辉照全寺；东晋戴逵为瓦官寺雕铸5尊铜佛像，一壁画5铜佛加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的412尺洁白玉佛像，并称为瓦官寺旷世三绝。南朝时又在栖霞山开凿千佛岩。
鸡鸣山上有鸡鸣寺，寺在山东麓，原为梁武帝所建同泰寺。梁武帝萧衍是南朝诸君中执政最长的，在位47年，曾经轻劳役、施文教、减税赋，治国有方。他笃信佛教，3次进同泰寺“舍身”做和尚，群臣与朝廷只好用巨款将其“赎身”。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丨，萧衍正在寺中作盛大佛会，叛将侯景攻陷台城，并将梁武帝软禁于净居殿，只给少许饮食，梁武帝当时巳86岁，忧愤而亡，同泰寺也毁于兵火。唐韩愈在宪宗皇帝几废朝政、君臣上下狂热礼佛之声中进《谏佛骨表》，其中写到梁武帝“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弄不好还会“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宪宗大怒，下令杀韩愈，裴度等冒死求情才幸免一死，贬为潮州刺史，流放路上风雪载途，得名句传世：“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是题外之话了秦淮河发源于苏南低山丘陵，全长110公里。最初名龙藏浦，后称淮水。秦始皇凿秦淮河以断金陵王气之说其实不确，秦时“开凿方山，断垄为渎”处是方山附近的石坝山，秦淮河自占以来便是长江的一条天然支流。
秦淮河分内河、外河。从东水关人城，经夫子庙、镇淮桥出西水关的为内河，也就是史书有名的“十里秦淮”。东晋以来，十里秦淮已成粉黛佳丽、南曲靡靡的代名词。歌舞楼阁，游船画妨，琵琶弦子，轻吟慢唱，成为迷醉之乡。六朝时朱雀桥、乌衣巷、桃叶渡均在秦淮河两岸，住有名门望族如谢安等，一时珠光宝气车水马龙，后来也都烟消云散了。刘禹锡访金陵，在乌衣巷前颇有感慨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桃叶渡因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在这里迎爱妾桃叶归渡，并赋《桃叶歌》而得名，“桃渡临流”，后来成为骚人墨客唱和之地。
金陵王气眷晚唐诗人杜牧夜泊秦淮河，作《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秦淮风月，到明代为极盛，民国仍有灯船泛舟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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