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碑写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正月，范仲淹对狄仁杰不畏艰难、困境中百折不回的精神予以了高度评价，并借此抒发自己的胸怀。原来在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谏言吏治□□得罪权臣，被指责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还被诬蔑私下议论仁宗储君问题，以此被贬谪饶州（今江西鄱阳县）任知州。当时范仲淹已经年近50，到饶州不久妻子也因病去世，在这种困境中范仲淹以狄公自况，决心学习狄仁杰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在任内尽职尽责，为当地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比如兴办州学、谏言促使朝廷减免了饶州茶税、整顿司法、审理冤案、兴办水利。范仲淹在饶州一共任职18个月，后被调往润州任知州，离任时万民空巷相送。
在路过彭泽时，范仲淹参拜了狄仁杰祠堂，他们两人有许多相近之处，都是孝子忠臣，又都为民直言得罪权贵而遭贬，所以范仲淹感慨良多，挥笔写下了经典名篇《唐狄梁公碑》。无独有偶，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也是狄仁杰的“粉丝”。他曾经写诗《题马当山鲁望亭四首》盛赞狄仁杰：“鲸波横流砥柱，虎口活国宗臣。小屈弦歌百里，不诬天下归仁。”⑥绍圣元年（1094）黄庭坚挥笔书写了《唐狄梁公碑》碑文，有拓本传世至今。此碑人称“狄公事、范公文、黄公书”，谓之“三绝”。
当然了，开好车的不见得都是好人，树碑立传的也不见得都是好官。明朝大太监魏忠贤也有人给他建生祠，但大家都知道，那是官员们溜须拍马的结果，与狄仁杰这座老百姓建立起来的生祠没法相比，判若云泥。
狄仁杰的一生，无论顺境逆境，他从来不松懈。被贬到彭泽县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搁着现代很多人看来，这一生基本也就这样了。你想想看，从基层干起，模爬滚打30多年才干到宰相，宰相当了几个月，结果被小人诬陷，差点死掉。好不容易把案件搞清了，女皇却又不肯完全为他□□昭雪，贬他到南方去担任一个小小的县令。这落差有多大，心理该有多失衡啊。再加上年纪又这么大了，那时官员多数70岁致仕，也就是退休了。这也没几年了。要是一般人，也许早都心灰意冷，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我窝在那儿，我干得好干得坏，有谁知道呢？可是狄仁杰不是这样，他一生最有职业精神。哪怕做一个小小的县令，也做得有滋有味，从来不怨天尤人。你说他有没有使命感、责任感？当然有，而且是极高的使命感、责任感。他把这种使命感、责任感具体化了，具体为“认真对待每一件事”，而不是空洞的口号。咱们现代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自认为自己很有使命感，但是他们把这种使命感错误地理解为“天将降大任于我身”，总觉得自己很非凡，于是遇到一时挫折就容易一蹶不振，然后把自己的境遇归结为社会的不公。我们太渴望成功了，以至于忽视了人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细节堆砌出来的。其实你看看狄仁杰的遭遇，除了没处以死刑之外什么没碰到？够不够委屈？可是人家没有任何颓废。认真完成人生的每一个细节，正应了那句话——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狄仁杰的这种坚持，很快给自己带来了转机。
公元696年，北方边境告急。契丹人掀起了叛乱，武周损兵折将，契丹人不断进攻武周的北方地区。契丹首领孙万荣攻陷冀州，即今天河北衡水地区，杀死刺史，又攻打瀛洲，即今天河北河间市一带。整个河北震动了。武则天此时又想起了模范消防员狄仁杰，你别看狄仁杰不会打仗，但是狄仁杰坐镇一方却能为前线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前面提到过，狄仁杰不止一次担任这样的职责。于是武则天下令，任命狄仁杰为魏州刺史，整顿军政。魏州在今天河北大名附近。这里是契丹人进犯中原的要道，所以派遣狄仁杰坐镇。
狄仁杰风尘仆仆赶到魏州，却看到这样的场景——田野里没有人，村庄都静悄悄的，城内却是人满为患，一片混乱。原来前任刺史为了防御契丹，将所有老百姓赶入城中守城。狄仁杰淡然一笑：“敌人尚远，何必如此。如果来了，我们会负责抵御。”于是他放百姓回家居住。这样做很明智，因为契丹人实力有限，不可能长期为患，将百姓赶入城中反而会造成人心惶惶，而且耽误农时，造成的破坏比契丹人真的来了还要大。所以狄仁杰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安抚人心。紧接着他大力整顿军备。契丹人见魏州防备严密，没敢入侵。于是就在这里，魏州人民又给狄仁杰修建了一座生祠。现在那里还有一座记录此事的唐代后期所立的石碑。
两座生祠，两座丰碑，狄仁杰真是摧不垮的战士。很快，他又被委以重任，重新走向权力中枢。也就在此时，他亲眼目睹了武家子弟种种不堪的举动，为他日后谋求李唐复国埋下了伏笔。
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五。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五。
③《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
④《范文正公集》卷一二。
⑤《范文正公集》卷一二。
⑥《山谷集》外集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