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夏”过后，就该收公粮、余粮了。
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刚包产到户没几年，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加之风调雨顺，粮食产量连年丰收，家家户户都是大囤尖来小囤满，而国家对粮油市场还没有放开，实行的还是统购统销政策，政策的不配套使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卖粮难，怀川乡也不例外。
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乡党委、政府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着手安排部署，多次召集农技、粮站、工商、税务、财政、信用社、派出所等负责人及乡村干部会议，专题研究收公粮、余粮有关事宜，最后议定此项工作由乡政府牵头，粮站具体实施，各部门协作配合，各村交粮顺序按照先近后远，先大后小，先平原后山区的原则排列，依次进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收粮前乡里召开了乡村两级会议进行紧急动员，会后乡领导和乡全体机关人员深入到村分别做工作，并让各村委签订了承诺书。工作不能说是不细、不实。
但到交粮时还是出现了问题。交粮的第一天人们还能按照乡里安排的顺序依次进行，到了第二天秩序就有点乱了，很多人都纷纷托亲戚求朋友找关系，为的就是早些时间将粮食交了，地里的活不等人啊。这就引起了那些没有关系的人的不满，但这种不满是放在肚里的是私下里咕哝的，毕竟不是多大个事，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也不好拉下脸认真计较，要不怎么说庄户人家宽厚，他们不但不计较表面上还流露出羡慕的神情。这使那些找关系交了粮的人感觉特别显势特别戆脸，说话都比平时有底气声气足，到后来就演变成谁能找熟人先交了粮就说明谁有路子谁有本事，这种心理态势助长了人们疯了似的找关系。
这种状态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最一开始是轮到那个村的人找人先交，后来发展成没有轮到的村的人也想办法找人先交，人们看到交粮并不是严格按照原定的顺序依次进行，再说往年发生过交迟了交不上粮的事，所以谁都想早交早心净。山上的、平原的、大村的、小村的，甚至两县两乡交界的边方村的人，都纷纷开着小四轮、赶着毛驴车、架着木板车，担着大箩筐，车水马龙地聚集在乡粮站门前，交粮的队伍足足排了有一里多长。头两天卖粮的人还早去晚归，但看到卖粮的人那么多，谁也唯恐落后了，就争先恐后的早早来到粮站排队，有的半夜两三点就赶来了，那些路远的、从山上下来的干脆晚上就不回去，反正这时正是夏季，在地上铺一条席子，在车边或靠或躺眯一下就行了。小商小贩们是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凑，卖肉丸的、卖包子的、卖凉粉的、卖冰糕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这几天乡里一直在做疏导工作，但效果甚微，为了维持好秩序，乡党、政一把手吃住在乡里坐镇指挥，其他班子成员轮流带班，领着机关人员亲临卖粮现场执勤。为了以示区别，乡干部每人胳膊上带了一个印着“执勤”两个黄字的红袖套，人群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戴着红袖套的身影，那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红袖套”，只要哪里发生了情况，有人一声喊“红袖套”，“红袖套”就会出现在哪里。
史玉林带着红袖套每天穿梭在人群中，因他是刚参加工作，所以做的格外地认真卖力，他不停地巡视着吆喝着，一刻也不消停，几天下来他和七里八村的人就都熟识了，没事的时候就和他们坐在一起拉呱（拉家常的意思），有位农民很热情地掏出旱烟袋招待他。这种烟袋是用本乡的小竹杆做的，有大拇指粗细，前边带着桃核一样大小的竹根，上面用烧红的铁条烙个窟窿，与竹竿相通，当时很多地方的农民吸烟用的都是这个，也有的地方很形象地把它叫做烟枪，他们把烟草直接按在烟袋的窟窿里，然后用火柴点着，就着竹竿美美地吸上几口，一直吸到肺腑里吸到胸腔里吸到骨髓里去，然后再把肚里的心里的肺里的胀气馕膀气悠悠地吐出来，觉得特别畅快特别提神。饭后一袋烟赛似活神仙，这些农民可以三天无饭不可一日无烟，宁可没有老婆也不能没有烟袋，烟袋是农民用来解乏提神消遣的重要工具，它已不仅仅是物质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象伙伴一样不离须臾地追随着它的主人。这么重要体己的东西我肯与你一起分享，不是一锅捣勺的自家人，不是磕头碰脸的兄弟，不是打小光一起长大的伙伴，不是吃喝不论的的朋友，谁肯。所以在农村谁让你吸他的旱烟袋，是把你当作了自己人才肯这样做的，你想想一根烟袋在你我的手上、嘴上传递着，那种气息相通骨肉相连的象征意义，怎么想怎么都象握手、亲吻的感觉。这时候你千万别不接，不接你就是不把他当自己人看，你就是端着给他摆架子，你就是看不起人，他嘴上不说什么心里会恼你一辈子，林站站长“老古头”至今一直与乡里的人、村里的人隔着，不能打成一片，据说很大原因就是他不吸烟不喝酒造成的。想到这里，史玉林赶忙接过烟袋，但他拿烟袋的姿势很笨拙，一看就知道是不会吸烟的人，他不得要领的把烟杆唚在嘴里，让他烟的农民殷勤地给他点上烟，然后憨厚地笑着用鼓励的眼光望着他，史玉林微微地闭闭眼，猛地吸了一口，浓重的烟草味呛的他喉咙发紧，口腔干辣，他忍不住大口地咳了一声，一口浓烟就从他嘴里吐了出来，受此启发以后他再遇到农民让烟，就毫不推拒地接过来，但烟只在他嘴里打个滚就出来了，真正吸进去的很少，但他后来却慢慢地吸上了纸烟。
那位农民看他将烟吸了下去，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问：“小兄弟，这是第一次吸烟吧？”
史玉林点点头，他问那个农民：“你是哪个村的？”
那个农民说：“俺是大王庄的。”
“你和王魁、王桂兰一个村的，我包的就是你们村。请问老兄你贵姓？”
“也姓王，叫王利良，王在俺村是大姓，姓王的占百分之九十多，其他都是小姓，别看俺还没结婚，论辈分排王魁还得喊俺爷，王桂兰是俺远方姑，他男人当过兵，因家里弟兄多没有房才倒插门到俺村，她家住的和俺家搁几个大门。”
“她做过手术现在怎么样了，没落下什么毛病吧？”
“农村人哪有那么娇贵，早下地干活了。”他看着史玉林问：“如果俺没猜错，你就是那个动员王桂兰做手术的史玉林吧。”
史玉林点点头。
“王桂兰在街坊面前经常提起你，她说你朴实能干，没架子，说你们公家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她不恼我。”
“没见她怎么恼你。王桂兰这人属驴的，顺毛扒拉，咋说咋好。她人其实很好的，爽爽快快刚刀利水，就是在这件事上做的有点过。”
“没什么，人都是不能月兑俗的，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扭转的，什么都要有个过程。”
“难得你这样理解人。小老弟，你家是哪地方的？”
“我是景阳乡史庄的。”
“南傍的，离咱乡不远。你村有个叫史玉琴的，你认识不认识？”
“史玉琴是我姐。”
王利良左右端详着史玉林说：“怪道俺觉得你有点面熟，你们姐弟俩长得真带气。俺和你姐是同学，她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头几名，高考时只差了几分没考上，她后来又复读来没有？”
“没有，俺家条件不太好，她是老大，又是女孩，父母就没让她再复读。”
“真是可惜了。”王利良惋惜地摇摇头。
“谁说不是呢？”姐姐不能上学的事一直是史玉林心中的结，提起它他就感到黯然神伤。
“你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姐姐下了学就一直在家劳动，没再出去过。”
王利良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就没再说什么。
这时远处传来高高低低的争吵声，史玉林站起身向远方看去，看到乡粮站门前了挤了很多人，那里一片骚乱，史玉林对王利良说：“我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王利良说：“俺和你一起过去，看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没有。”然后给排在他身后的人交代了一下，就和史玉林厮跟着急急地走过去。
史玉林和王利良来到乡粮站门口，只见这里的人已挤成一疙瘩，水泄不通，可远远近近的人还在往这边围拢，人们高一声低一声地议论纷纷。
原来这里发生拥堵现象是因为粮站压等级。
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多了也不值钱，那几年连年丰产，粮食过剩，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卖粮难，但粮价实行的是统购统销不能动，明着不能降价，就来暗的把粮食等级压下来，该是一级的压成二级，这样一斤就差几分钱，粮食价格自然降了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得到了实惠，吃亏的却是农民，在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套购国家粮食现象，就是低价收购高价卖出，之间的差价中饱私囊。农民对于找关系提前交粮的事还能容忍，但对于粮站压等级的事就不能容忍了，虽然一级和二级也就差几分钱，但隔不住积少成多，一斤几分钱，十斤几毛钱，一百斤几块钱，一千斤就是几十块钱，二千斤就是一百多块钱，差不多是一个人的半年工资了，够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如何叫人不计较。
所以每年这时候乡粮站的人特别吃香，那时乡粮站验粮全凭收粮的人上下嘴片一张嘴，验粮的人在大竹筐或大麻袋里上下翻腾一下，看一下杂质，感觉一下干湿，然后我说你一级就是一级，我说你二级你就是二级，全凭直观感觉。为了让收粮的人松一些嘴，验的等级高一些，人们想尽各种办法，但因粮食等级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经济利益，甚至部门或个人利益，因此收粮的人的嘴咬的很紧，不是打个招呼陪个笑脸说句好话就轻易能撬得动的，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松动的。验粮的标准越有弹性人为的可操作性越大，政策把握得越紧越是有特权，谁都想打个招呼陪个笑脸说句好话，其实这样做是根本不管用的，甚至卖盒香烟或者拿点瓜果、花生瓜籽、糖买贿一下，因此收粮的人很牛，但不论他们多牛终归也是人，是人就月兑不了人情世故，他们也有至亲也有好友也有恻隐之心也难免有贪欲之念……这时候他们的嘴就会松动一下，这就分出薄厚来了，几天来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嘟囔在嘴里，就差嚷嚷出来了。
有个从山上下来买粮的年轻农民，他拉着架子车排了整整两天两夜的队，一步一挨好不容易轮到了他，验粮员在他的粮袋里草率地抓了把麦子，用眼轻轻一瞟就对过秤的人说：“二级。”
那位农民赶忙按住粮袋，他央求验粮员说：“你再好好给看看，你再好好给看看。”一边说着一边就把粮袋口敞开到最大，好让验粮的人看得清楚一点。
验粮员板着脸看都不看这位农民，他仰仰脖子不耐烦地说：“下一个。”
验粮员的态度激怒了农民，他掂起粮袋更近地往验粮员跟前一墩说：“你再看看，俺的粮食收拾的干干净净，你凭啥才给俺验个二级？”
“你说你的粮食干净，我说你的粮食不干净，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给你验个二级就得过你了，你还咋着。”
那位农民一脚把自己的粮袋蹬翻，里面的麦子倒了出来，他气哼哼地说：“咋着，俺就让大家伙都看看俺的粮食是好还是赖。”他还一不做二不休，他掂起旁边一袋粮食往地上一倒说：“这是刚才俺前边一个人卖的麦子，被定为一级，俺看看俺的麦子和他的差哪去了？”
地上被定为一级的麦子粒扁色灰，麦芒杂质很多，而山里农民的麦子粒粒饱满，干净利亮。两袋麦子一对比，泾渭分明，一下子捅了马蜂窝，积聚在人们心里的不平不满之气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大家纷纷起哄指责验粮员，有的说他眼珠子掉到地上了，有的说他的良心让狗扒吃了，还有的说他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众怒难犯，唾沫星子打死人，验粮员被说的脸一赤一红，他恼羞成怒地抓住山里农民的衣领，山里农民也不示弱，撕扒着就和他扭在了一起。
大家起哄：“没理还占三分，竟敢动手打人，太欺咱农民了，打他！打他！”其中也有在一边看笑话扇风点火的，还有好事之徒唯恐天下不乱火上加油的，反正是人群中一片喊“打”声，有几个乡间的野小子没事还想生非，正愁手痒痒没处下手呢，所以就在一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正在这千均一发之际，史玉林赶到了，有人喊：“‘红袖套’来了，让‘红袖套’评评理。”
那时人们还是比较信服乡干部的，尤其是在解决群众卖粮难问题上，乡机关干部几乎是全体出动，每天没黑没夜地陪着群众一起忙。乡粮站和乡政府仅一墙之隔，这几天乡人民政府真成了“人民政府”，卖粮的人出出进进，来来往往，谁都可以到乡里的厕所去“方便”，谁都可以到乡里的水龙头下去洗洗脸冲冲脚，乡政府大门楼下午间、晚上蹲满了歇晌凉快的人。门岗怕不安全，曾建议乡领导收粮期间关闭大门，乡机关人员上下班走小门，乡党委书记侯福生说：“咱好赖也是一级人民政府，咱们不但不能撵群众，还要敞开大门欢迎农民兄弟，尽可能地给群众提供方便。”乡机关专门成立了后勤服务组，负责打扫院里及厕所的卫生，并在大门楼下设置了一个茶水炉，24小时免费供应开水。这一切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为乡里执勤的人都戴着红袖套，所以群众就亲切地喊他们“红袖套”。
史玉林戴着红袖套挤在人群里特别显眼，人们给他让出一条道，他和王利良走到对峙着的两个人面前，史玉林看验粮员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就拽着他一只胳膊说：“这位小老弟，你松松手，咱有啥话好好说。”
其实验粮员看到群情激愤的样子，心里也很害怕，只是表面上硬撑着，这时正好史玉林出来拦架给他了一个台阶，他就悻悻地率先放了手。王利良也走上前去拉着那位山里的农民的手说：“这位老兄，消消气，抽袋烟。”说着就递上自己的小烟袋。那位农民松开手，接过烟袋蹲在地上抽烟。
但这事并不算完，验收员说那位农民妨碍公务，寻衅闹事，不依法惩处就不收粮。那位农民说验收员验粮不公平，不给个公道就不拉倒。两边僵持着，卖粮的群众等不急了，就喧哗起来，眼看又要引起骚乱，这时乡里其他的“红袖套”围拢了上来，有人怕事态扩大，还叫来了乡长关长青，关乡长对验粮员说：“先收粮，今天的事回头再说。”
可验粮员就是不动，嘴上还说：“不处理这事，哪怕把我开除了，我也不收。”验粮员之所以敢这样说，他知道乡长开除不了他，乡粮站属于粮食系统，乡里管不着他。
那位农民一听这话气愤地把烟袋灰往地上一嗑，还给王利良，站起身来抓住验粮员：“你验的啥**粮，好的你验成赖的，赖的你验成好的，你还让处理我，俺看得好好修理修理你。”
两个人就又扭在了一起。
乡派出所的民警闻讯赶来，关乡长对着几个民警说：“给我带走，问清楚了再说。”然后对史玉林说：“你协助派出所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