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计划生育抓的最紧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处可逃了。于是父亲决定去石河子投奔他的堂哥、我的大伯。
大伯叫薛建平，是早些年来到新jiāng石河子的。在工地上领着一帮人干活，算是个小头目吧。婶子在石河子市西营棉纺厂的机修车间做维修工，儿子在148团部读书。大伯在本市有自己的房子，这在外来务工人员中已经是“佼佼者”了。所以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宽裕。
在石河子148团下了车，母亲抱着小军，我和父亲扛着几大包行李奔波了一中午，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大伯的家。大伯还没有下班，只有婶子一个人在家。看到我们一家人如此的“落魄”相，婶子显得有些吃惊，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至今我对婶子的一家心怀感激。
来到石河子后，除去路费，父亲的口袋里就只剩下七十元钱了，但已经是我们全部的家当。而做任何事都是需要本钱的，并没父亲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钱，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人生地不熟，我们一家就只能暂且住在大伯的家里。
大伯家是两室一厅的房子。婶子就把她儿子的卧室腾出来让我们住。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婶子就找来一块席子铺在地上，我和母亲睡在床上，父亲和小军则睡在席子上。我们就这样在大伯家待了一个多月。
八月份，正是瓜果成熟的季节。不久，大伯帮爸妈在148团六连找了个背瓜的活，一人一天十五块钱，并在那里租了两间房子住了下来。而与此同时，大伯又托人把我介绍在了婶子所在的纺织厂上班。这是一家大型的国营企业，施行“三班倒”工作制，拥有数千名工人。听婶子说，待遇极好。
去工厂报到那天，婶子领着我去团部照相馆照了几张一寸照片。照相人随口问婶子：“照片是办学生证用吗？”婶子笑了笑，说：“不，进厂干活”。照相人惊讶的望着我：“这么小的孩子能进厂干活？”
下午，婶子又领着我来到厂里，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办理着相关的入厂手续。每当有人问到我的年龄，我就会用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说：“18岁（婶子事先交代的）。”而这时几乎所有的工作人都会显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问婶子：“就她？”然后半开玩笑的说：“这可是雇佣童工啊!”因为都是熟人，婶子说几句好话，别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不再说什么。而我，下意识的躲在婶子的身后，如一只沉默的羔羊。
回来的路上，我小声问婶子：“他们为什么都说我是童工呢？”婶子笑着跟我解释：“童工就是未满18岁的人，而工厂里是不准雇佣童工的，否则就是犯法。”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可潜意识里，我还是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撒了谎，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当天晚上，婶子做了一桌的好菜，我们围在一起。席间，大伯一边往我碗里夹菜，一边不停嘱咐我：进了厂一定要好好干，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问那些大姐姐们，不要不好意思。大伯还说，如果觉得工厂里的伙食不习惯，倒班的时候，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和婶子随时欢迎我的到来……虽然爸妈不在身边，但我还是感受到了一丝家的温暖。在最艰难的时刻，在我们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大伯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帮助。
就这样，我成了这个拥有数千人大厂里年龄最小的挡车工，14岁。生活在匆匆结束了它的上一个篇章之后，紧接着又掀开了它崭新的一页。
纺织厂的活当然远没有在沙漠里扛鱼那么累，但也是需要技巧的。我被分在了络筒车间绞纱组。这个组除我之外还有三个女孩，她们分别来自江苏、河南、四川。看到我这么小就出来干活，工作中她们给了我不少帮助。
这项工序有一个规定，就是每一个工人在上岗之前，都必须在一份钟之内用纱线接60个线头。如果不能完成一分钟接60个线头的任务，就不能正式上岗，工资也按学徒工算。
刚开始，我什么都不干，每天就是坐在车间的地上练接线头。这是一个枯燥而重复的工作，我却练得很认真。八个小时眼睛都瞅花了，却一动都不动一下。第二天，指导工（教练员）用电子表给我测了一下，一分钟接了十五个，第三天二十个，第四天三十一个……可能以前一直干粗活，猛然间干这样细致的工作我竟有些不习惯。无论我怎么练，接出的线头总是在40个之间徘徊。指导工急了，说如果一个礼拜后再接不出60个线头，就永远不让我上岗，永远拿学徒工资。其实，这只是指导工随口说的一句气话，是想给我增加一点压力。可“小孩子心理”的我却当了真，心里越急接头接的就越慢，越慢就越急。练着练着我竟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师父寇玲玲就会过来安慰我，说慢慢来，以后会好的。
寇玲玲是一个来自河南的女孩儿，比我大十岁，有着较好的身材和漂亮的脸蛋。在纺织厂打工的日子里，她像大姐姐一样关心、帮助着我。刚进厂时我什么都不懂，连饭票在那里买都不知道。是寇玲玲主动要求帮我代买，并每隔几天就会过来问我：饭票还有么？再就是进食堂吃饭的问题，由于人太多，一到吃饭时间工人们黑压压一片如鬼子进村般都涌向打饭窗口，瘦小的我不是被高高的人群埋没、就是饭没打上，鞋却被挤掉一只。而此时寇玲玲准会及时出现在我的面前，帮我把饭打好。这让我很是感激，也很过意不去。后来自己能办到的事情我尽量不去麻烦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