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姨夫亲自把我送到了村东的栾家会村小学。说是学校，其实这只是一个由三间瓦房组成的大院子。西边的一间是幼儿园，其他的两间分为一二年级。教室的门窗破旧不堪，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有几只鸭子在草地上追逐嬉戏。
姨夫把我领到院东边的一个教室门前，里面很快便出来一位年轻的女孩儿，留着一头短发，很阳光的样子。她便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叫郝淑香。
其实，大姨家的家境并不富裕。每年就靠那几亩口粮地供全家人吃喝。虽然拥有高中文凭的表哥在青岛本市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挣的钱也只够自己花，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补贴家用。姨夫在村委会供了一份职，也是个出力不讨好的小角色。所以，平时地里的农活基本就只能靠大姨一人耕种。
大姨没有读过书，她身材矮小，双腿因长年累月繁重的体力劳动而走起路来严重变形。大姨很能吃苦，别人在地里干活都是太阳刚落山不久就往家赶，而大姨每次都是模黑回来。回到家后，即使累弯了腰，也得拖着沾满泥巴的裤管为全家人准备晚饭，而晚饭也只不过是玉米面窝头就咸菜。由于没有额外的收入，大姨的一家非常节俭。
那时，我常去帮姨夫买一种名叫“清萍”的烟，草绿色的包装盒，两角钱一盒。姨夫每天都要抽一盒这样的烟。姨夫喝的酒也是当时商店里最便宜的散酒，一元钱两斤半。但这种酒度数极低，我偷着喝过好几回，感觉有点像是自来水里面掺了点酒精。由于怕被商店里的人取笑或瞧不起，所以，这些在姨夫看来极“没面子”的事情，姨夫每次都让我代劳。
一次晚上，我去商店帮姨夫买香烟，当时姨夫给了我两张一角钱的纸币，可到了商店不知怎么就只剩下一张了，另一张可能丢在了路上。得知丢了钱，正坐在炕上准备吃晚饭的姨夫阴沉着脸、起身拿起手电筒就出了门。我不明白姨夫要做什么，就跟了出去。远远地，我看到姨夫手持手电筒在路上来回的照来照去，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东西……那晚，姨夫一口饭都没吃，在路上照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为那一角钱。
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寒之家，大姨与姨夫的节俭深深影响着我，使原本无忧无虑的我潜移墨化中多了一份一般孩子所没有的早熟。
为了增加收入，大姨家养了一头老母猪。由于没有东西喂养，我每天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挎上竹篮，去地里挖野菜。夏天还好说，地里的野菜多。半个小时就能挖到满满一大竹篮。尤其到了秋天，地里的野菜几乎都枯萎了，十几米远才能挖到一颗。往往我挖到天黑，肚子饿得咕咕叫，野菜也没挖到多少。回到家把野菜往猪圈里一撒，只眨眼功夫，就被里面的家伙席卷一空。过后还一个劲的朝我直哼哼，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为了争取时间多挖一些野菜，每当放学铃声一响，我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回到家把书包往炕上一扔，挎上竹篮就往邻村的农田里奔。因为那些地以前都是种香菜的，所以野菜相对要多一些。虽然那里离大姨村很远，但只要能挖到野菜，多跑点腿我也愿意。后来老母猪长大了，姨夫把它卖给了邻村一个杀猪的，我的挖野菜生涯才算结束。
那时表哥已经二十三岁，在农村，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不久后，本村的一个女人给表哥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一名幼儿园老师。见过面后表哥跟她很谈得来，婚事基本也就定了下来。
也就是从那天起，大姨像是变了一个人。经常莫名奇妙地朝我发火，这让我在不知所措的同时，心中也多了几分惶恐不安。
后来才知道，原来，按照农村的习俗，如果要订婚，男方就要给女方家一定数量的“彩礼”钱。可惜大姨家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当然，由于爸妈没有按约定寄回我的抚养费，使大姨家原本就一贫如洗的家境因此更加捉襟见肘，这，才是大姨不断朝我发火的真正原因。
眼看表哥的婚期将至，介绍人与女方那边又催得紧，家中存款却不足千元。大姨与姨夫一夜之间白了头。大姨更是整天以泪洗面，觉得对不起表哥。
那些日子，大姨与姨夫到处筹集表哥结婚的费用，然而一个月下来，仍然一无所获。终于在一天深夜，半梦半醒间我听到了大姨与姨夫的一段简短的对话，“要不就让江红退学去汽车站卖报纸吧，这样也可以减轻一些家里的负担。”大姨说。“那要是让她妈知道了还不得吃了咱！”姨夫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我被大姨与姨夫之间的对话惊得毫无半点睡意，我甚至听到了自己心脏在剧烈跳动的声音。说实在的，我不想辍学，因为我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但我又实在想不明白，爸妈为什么要违背当初的诺言？为什么要说话不算数？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我已经被爸妈抛弃？一整夜我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心中开始有些怨恨父母。
那晚过后，我开始有意的“讨好”大姨，不仅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每逢周日还和大姨一起去地里给花生除草、割黄豆、浇菜园，想方设法地讨大姨的欢心。我想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去感动大姨，毕竟我是那么的渴望读书。
那时我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一直在班里排前几名。班主任郝老师对我更是器重，不仅生活上对我格外关心，学习中更是处处给我表现的机会。有时会让我代替她到黑板前抄写生字，并带领同学们一遍一遍地念；有时会让我走上讲台给同学们讲解考后试卷。这是其他同学所不曾有的待遇。而我每一次都很珍惜这样的待遇、并尽力做到最好。每次站在老师那张破旧的讲桌后面，手拿那根用树枝做成的教棍，看着底下那一排排仰慕的眼神，我就特别开心。我的记忆力也特别好，别的同学需要一节课才能背诵的课文，我只需十几分钟就能背得滚瓜烂熟了，这让同学和老师都非常吃惊。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大姨家，我都努力地学习，努力地做事，努力地表现。
尽管我在这个家里一再的小心翼翼、做事如履薄冰，但一不小心还是惹怒了大姨。
六月的一天，老师领来一个照相的人来到学校，说是要给学生照相。随那人一起来的，还有一匹枣红色的小马。老师说下午开始照相，想照的人就先回家拿一元钱。闻听此言，所有的孩子都一路欢呼着跑回了家，唯独我，还站在那里。老师问为什么不回家？我小声说：“老师，我不喜欢照相”。其实是怕大姨不给钱。
几分钟后，有离家近的孩子拿着钱陆续返回了学校。看着他们喜滋滋地被照相人抱到小马的鞍上，我羡慕极了。或许是我目不转睛的样子引起了照相人的注意，当前面一个男孩照完，他不由分说就把我抱到了小马身上，为我披上了红色的、镶满金边的披风。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于是就咧着嘴笑着。随后只听“咔嚓”一声，我的样子就被定格了下来。
下午放学后，我小心翼翼地对正在做饭的大姨说出了今天学校照相的事。当得知要交一元钱，或许是被我的“自作主张”惊呆了，大姨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望了我半天，继而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怎么跟你那个爹妈一个熊样？啊？才十岁就会耍心眼了？我可跟你说，你以后要是再敢乱花一分钱，我就送你去汽车站卖报纸！”
自那以后，我真的再也没敢“乱”花一分钱。铅笔都是捡同学用过的铅笔头，写过字的纸用橡皮擦掉可以再用一遍；我从未买过新衣服，穿的都是左邻右舍给的旧衣服，尽管这些衣服穿在娇小柔弱的我身上显得是那样的不合身；我从未吃过零食，连酷热的夏季里别的同学都吃着香甜的雪糕，我连一只一角钱的冰棍都买不起。在这个本不属于我的家庭里，我自知而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