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的作息很有特点，早晨起床没有固定时间，完全由场长一人按季节的变化灵活掌握。他平时手里总拎着根木棍，上面套着截儿胶皮管子，觉得时辰到了就挨着屋地敲门，嘴里喝一声：起！
每天东方渐亮的时候，各排肯定已经分别围坐在院子里，开始一天的早请示了。各排的排长手里捧着幅镶在镜框里的毛主席像，学员则依次针对灵魂深处、一言一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说清楚自己打算如何通过艰苦的劳动加以改造。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请示换来的是早饭、上山干活并吃上后面两顿饭的机会。如果早请示过不了关，就直接由政治教员领到灶房旁边的一间小教室里，进去就是整整一天，面前摆上毛选四卷和纸笔，闻着隔壁红米饭的香味儿，在饥肠辘辘中真切地审视自己的灵魂。有人说这是场长的发明，也有人说他是打别处学来的。可不管怎么说，这办法很有效，一般等不到日落西山，一份发自肺腑、触及灵魂的反省材料就会摆在政治教员面前。后来，为了防止有人借此逃避上山劳动，场长决定把这种隔离学习的时间延长到四十八小时。
有幸到了山上的学员当然也得学习。先是上工的时候一路上要喊口号，四个排各喊各的，比谁喊得响亮。上午九点和下午三点是炊事班送水的时间，政治教员跟着水桶一起来，他揣着本毛主席语录，趁大伙儿喝水休息的空随机抽查，点到谁谁就站起来，他念一句开头，学员接着往下背。抽查的成绩是记录在案的，累积三次抽查不合格者，享受一次隔离学习的待遇。
说起背语录，全干校谁也比不上张一达。一是他曾经作为理论尖子被选进过学习班，接受过强化培训。二来他是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对领袖人物的思想观点自然比较熟悉，对死记硬背的事儿也不犯怵。三是他实在不想享受隔离学习的待遇，背得特别努力。政治教员对他惊人的记忆力极感兴趣，便让他单独月兑产进行训练。没过多久，张一达已经成了个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奇才。随便拿出一段，准保是一字不错，流利清晰。其中最绝的是，随便你念出一句来，他就能告诉你这句话出自第多少页的第几自然段。场长开始听着不信，专门把张一达叫来，结果确实屡试不爽。
林仪见他因此得以摆月兑繁重的体力活，心里很为他高兴。那阵子，张一达看上去也比刚来时显得振作了些，脸上渐渐有了光泽。吃晚饭的时候，林仪总是悄悄让红兵跑到二排那边，捎两句叮嘱的话给他。
后来，政治教员把张一达当成自己的教育成果，经常找机会让他表演，还准备派他去参加县里组织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成果汇报会。可随即发现，各地的印刷厂都在印《毛主席语录》，排版格式不同，页码也不一样，张一达的表演就使不上劲儿了。与此同时，有些记忆力差、背书功夫浅的人也提出来，林副统帅说过，毛泽东思想关键在活学活用，只比谁背得好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从那以后，张一达不能再靠记性吃饭，只好又回到排里参加劳动。
对于学员来说，还有一项安排几乎和上山干活一样难熬，那就是每天晚饭后的“晚汇报”。
干活的时候一般是教员一双眼睛盯十来个学员，难免有疏漏，喘口气偷偷懒什么的也不是不可能。可晚汇报是十几双眼盯在一人身上，没有任何侥幸的机会。不光教员盯着，其他尚未轮到的学员为了减少留给自己的时间，也跟着找茬儿挑刺儿。这么一来，几乎没人能一次过关，不是认识不够深刻，就是避重就轻，没有革自己灵魂深处的命。
一排的晚汇报最惊心动魄，听每个人的发言，都觉得他那罪过足够五马分尸下油锅了。可就是这样耸人听闻的发言，还是得天天重复，直到确信自己诚如自己所描述的那么可恶。
实际上干校学员的成分也是有区别的，被分在一排的，大都是些戴了帽子的牛鬼蛇神。有反动学术权威，反党集团骨干，历史或现行反革命，还有像霍光德这样的“五一六”分子。当然，被分在其他排的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上调”到一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