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在廣東抗元兵敗被俘，被押送往元都燕京途中，舟泊采石磯，江濤滾滾往事如潮，令這位本來寫詩後去打仗的民族英雄，寫下了《采石懷古》︰「石上蛾眉二十歲，重來為墮山河淚。♀言情穿越書更新首發，你只來+今人不見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長江不論是非，是亦人之是，非亦人之非。采石磯留下的不僅是一時成功者的腳印，還有愁腸百結的失敗者的浩嘆、落魄者的沉吟。
這就是歷史。
有人歡呼勝利的時候，犧牲已經開始。
365采石磯為李白晚年的游歷之地，李白（公元701-762年）西域碎葉人，5歲隨父遷居今四川江油青蓮鄉。采石磯上有太白樓，後人為紀念李白在唐元和年間所造，為兵火劫，屢毀屢建，今之存者已是清光緒年間的建築了。攬月捉月，舉杯邀月，山間漫步，林下獨吟，其實飽含淒涼，李白已經貧病交加了。
曾經被唐玄宗征召，「揚眉吐氣，激昂青雲」地要「奮其智能，願為輔弼」，在臨去長安時寫的《南陵別兒童人京》的結束兩句為︰「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進京，玄宗以七寶床賜食，親手調羹給李白吃，並說︰「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李陽冰《草堂集序》）做了個翰林供奉。短暫的熱鬧過去之後，李白傲岸不群、鄙夷權貴、無視封建秩序的性格，引來了讒言四起，毀鎊不斷，玄宗也隨之疏遠。在《行路難》第二首中表露了深深的失望︰「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斗雞走狗之徒得意洋洋于長安時，李白只能慨嘆「行路難，歸去來」了。天寶三年，即公元744年，李白出長安。是年春，在東都洛陽和杜甫首度相識。其時，李白44歲，杜甫33歲。
天寶四年，李白、杜甫在山東曲阜第三次會面。詩酒情濃，肝膽相照，「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冬天拜別，相約來曰。李白去江東漫游，後因永王王舞事件而被流放，遇赦，再漫游，終老長江。
杜甫去長安又出長安，離亂紛紛，貧病交加，後來死于洞庭湖畔。
相約來日竟然沒有來曰。
他們只能以詩寄情，尤其是李白獲罪流放後，杜甫入夢便看見李白，遂有「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之句。
李白一生的最後3年，始終浪跡在長江之上或長江之濱。公元759年遇赦自三峽而下，寫「兩岸猿聲啼不住」，到江夏小住，一度又有了詩酒放誕的豪興，說是「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常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陽，蚊龍筆翰生輝光」。秋日，陪族叔刑部侍郎李曄及中書賈舍人游洞庭湖。才情洋溢，豪興襟抱，佳構妙語，均不輸當年︰
南湖秋色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李白一生的最後兩年，與大江帆影濤聲相伴，漂泊于宣城和金陵一帶，自由自在而窮愁潦倒。公元761年，朝廷以李光弼為副元帥、太尉兼侍中，率大軍出鎮臨淮，準備和率精騎包圍宋州直逼東南的史朝義接陣。李白是年61歲，聞訊趕往臨淮請纓，半途病倒，折返金陵，長嘆曰︰「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是年秋天，李白離開金陵第7次游當涂，投靠當涂縣令李陽冰。762年，李白病重，于病榻上把一生全部著作托給李陽冰，後由李陽冰編成《草堂集》10卷。是年末，楓葉落地、荻花飄揚時，李白作古，終年62歲。
臨終前，李白寫了絕筆之作《臨路歌》︰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
余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
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李白死了，但，李白的詩永遠活著。李白的足跡，在長江沿岸的名山勝地俯首可拾。李白的詩魂隨著滔滔江水拍擊山川，高歌而去。
天門山，位于當涂、和縣之間的長江兩岸，東為金陵之屏，西是八皖之障，為長江咽喉，與江陰相伯仲。李白有詩道︰「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宣城有謝用滕，唐初所建，登樓可北望敬亭山，又稱北望樓。
謝跳（公元464年至499年），字玄暉，曾任宣城太守，故又稱謝宣城。其詩風格清麗高遠，山水詩開唐詩先河，他的「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等佳句傳為絕唱，影響所及為整整有唐一代的詩與詩人。李白在《秋登宣城謝跳北樓》中寫道︰「江城如畫里，山晚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敬亭山在謝跳樓之北，李白有《獨坐敬亭山》…
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江水又東……
那撞壁聲，那拍岸聲，那呼嘯聲，那嗚咽聲，瞬息便去，繼而又作，誰能判定這是歷史的余音回響呢，還是現實的塵囂喧嚷？
如果默默地漫步江畔，回想昨天，渾濁的江濤中我們能看到的，永遠只是一部大書的扉頁，那華麗辭章卻已經教人目不暇接了。僅以李白論，筆者每每江畔獨步傾听濤聲時，波峰間總會驟然響起巳經蒼老的歌吟︰
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下游之水籲現在，我們要回首大宋宋朝。這是一個在漢唐氣魄之後，處于分裂時代的朝代，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朝代。後人對宋朝的風景似乎有點粗心大意，其實兩宋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封建社會是空前絕後的。史家爭論不休的一個話題是︰南宋之亡亡于吏治腐敗？官僚機構的疊床架屋？還是天命使然？
大宋掠影河、長江，風情萬種地顯現著、流動著。
它們均源自中國西部高峻的雪峰冰山，自西向東有著共同的方向，卻又選擇了各自的流程。♀在出現之初，古黃河古長江的使命就已確定了︰當一系列驚天動地的地質運動趨于平緩、高亞洲形成、中國的地理大勢確立，最初的流出之水便一北一南各奔前程了。
遠古及遠古的遠古年代，大地之上除去風雨雷鳴一派荒寂之外，長江便是最早而且僅有的流動者與歌唱者了，黃河在其後，它們流動著便歌唱，它們歌唱著便流動，100多萬年前，當我們的先民在濤聲拍岸的荒野為這一江一河的流動百思而不得其解時，它們已經流動很久很久了。
這是史前人類地理大發現中最偉大的發現，從此以後跋涉流浪奔波尋覓的先民，因為有了維持生命的常流之水，而得以稍稍安定，始能進入家園簡陋的木器時代、舊石器時代，並且因為流水的形態與滋潤漸漸地心智有所刺激而有所開發。最終他們將會溯源︰水從哪里來？水到哪里去？人從哪里來？人到哪里去？
倘說這一塊土地別無選擇地要進入以人類為強者、眾生萬物共存時代的話，那麼黃河、長江便是當仁不讓、無可替代的先行者。用我們現在的話說，那是中華民族的兩條大動脈，流淌著、搏動著，喚醒了黃土高原，蘊含著荊楚綠夢。刀光劍影，征戰撻伐，家園故事，文采風流，都在醞釀之中了。
大約70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華夏先人極其活躍。這里所說的活躍仍是地理大發現的延續，已經發現的此一時期的人類活動遺址有7000多處，也就是說至少我們的先民以這7000處為安身立命之地，進行著勞動和漁獵，並且繁衍生息。他們沒有留下任何文字或者言說，那是一個可以想像的為了生存而忙碌，極少有廢話，卻又充斥著新鮮感的靈智活躍的年代，所有的記錄都在地底下，或者已經消散。當我們說他們是在創造文明的時候，其實這是後人追加的，最初只是為了活著，為了自己以及後代的生存，一條漫漫之路的出發點。
正是這原始的出發點，才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豐碑，那是一些碎片，先人的殘骸以及各種石器，埋沒在地底下。
真正的豐碑決不高大，而且無字。
考古發掘證實︰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同時、同樣為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所照耀，都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地底下的證據還告訴我們，中華民族的先人在珠江和黑龍江流域，也留下了起源的腳印，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多樣性是源遠流長的。
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的代表性文化遺址是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崗和寧紹平原的浙江河姆渡。稍晚，自成一統的新石器文化在黃河流域為上游的齊家文化、馬家窯文化和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及其延續山東龍山文化。長江流域則主要有屈家嶺文化、馬家 文化和良渚文化。自此，中國新石器文化的多樣性，實際上，已經給出了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文化並存的格局。
殷商廢墟是如此激動人心，其時已有成熟的甲骨文，城市規模宏大，有地下水道設施。青銅器鑄造工藝精良，天文歷法已相當先進，原始祭祀和王位更替制度化。先商文化來自黃河以北，是當時中國地域內最具影響力的文化。
周在滅商前的主要活動範圍是渭水流域。周文化因著吸收、融合其他北方地域文化，而開始顯示了泱泱大度，從而才能為以後的3000年華夏文化奠基。周建國後分封諸侯以拱衛周室，各路諸侯得以保持宗族族群，同時因地理之便又發展了各自的地緣文化。周人在這一種看似松散的統治方式之上，又以至高無上的「天」、「天命」的觀念樹立周室王權。周人的世界便不再是「大邑」而是「天下」。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歷史由此而成了華夏社會的延續、發展的歷史。
東周列國的爭雄角逐，在更深的層面上卻也是文化的踫撞、對抗、較量。權柄更替，國運興衰，吞並蠶食，一時勝敗，不能征服的是文化，征服者同時卻又無不以華夏文化的正統傳人自居。其實，自秦滅六國而統一天下，華夏文化的內涵就已經不再僅僅是黃河文化圈了。但黃河流域經濟文化的相對發達，卻是事實，政治經濟的中心均建立在中原地區，黃河流域也就成了公元1000年以前中國的最為顯赫之地。
政治中心實際上就是權力中心，因此往往也是混亂中心。當爭權奪利的劍既拔、弩已張，往日的升平氣象就會毀于一旦，這時候文化也會隱退。李白、杜甫的詩既無法平息「安史之亂」，也不能消除「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公。可是隱退不是消亡，文化將會持久地存在，因為文化總是天真的，它代表著良知的美，它屬于心靈。它盡管也為社會政治、經濟狀態所制約，但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政治、經濟的附庸。
古今中外有過高雅的政治嗎？但確確實實曾經有過高雅的文化。
黃河流域持續1000年的繁榮一其中也包括了兵變紛亂、戰火連綿、大城與宮殿的燒了又建建了再燒等等一均是以資源作為代價的。為了修建阿房宮，砍樹把蜀山都砍禿的日子，不可能更長遠地持續下去，猛烈的繁榮之後必然是衰退。隨著東晉的政權南遷，中國政治重心的南移開始，長江流域以其豐饒、遼闊，承擔起了傳播和發揚華夏文化的艱難重任。一個史家屢舉不鮮卻極有說服力的例子是︰唐代，學術中心無疑首在長安，次為洛陽，士人讀經做學問，都要到長安去看碑、核對經文。唐末五代，印刷業在四川成都興盛。到宋代，精美的宋本書籍已成傳播文化的主要載體，長江流域的成都、南京、杭州是當時印刷業最具實力名望的三大中心。
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共同造就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史學家們通常以宋朝的建立為界，宋代以前的華夏文明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宋代幵始則重心移至長江流域。
黃河流動著，更多的泥沙俱下。
長江流動著，它也將由清而濁。
南人和北人，喝的都是江河水呀！北史和南史，加起來就是一部中華民族史，那不也是黃河、長江的壯闊波瀾史嗎？
現在，我們要回首大宋一宋朝。♀這是一個在漢唐氣魄之後，處于分裂時代的朝代，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朝代。後人對宋朝的風景似乎有點粗心大意。
無論北宋還是南宋，北宋與遼的對抗，南宋與金的爭戰，都沒有影響到長江流域的地位，因而宋朝的風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長江流域的風景。
有宋一代，從未中斷過募民墾荒的政策，這是因為宋立國後，社會凋敝，到處是經過戰亂及自然災害後的荒蕪之地，到處有饑餓的流民，可謂野無炊煙，瘡痍滿目。宋太祖有《勸栽植開墾詔》︰「自今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荒田者，並令只納舊租，永不通檢。」宋太宗規定︰各州軍的曠土，允許農民請佃，「便為永業」，並可免除三年租稅。太宗淳化元年，具體規定，江南、兩浙游民勸其耕種，「準免租稅徭役五年」。南宋初年，這一勸墾安農之策仍然得以延續。如紹興二十年，對「耕淮南荒田者……九分歸佃戶，一分歸官，三年後歲加一分，至五分止。歲收二熟者，勿輸麥。每頃別給二十畝為菜田，不在分收之限，仍免科借差役」《宋史食貨志》宋代並專設勸農官，獎勵墾荒有成績的地方官。宋徽宗崇寧年間，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王覺，以開闢荒地幾近萬頃，官升一級。而對不教民耕種，貪佔公田者嚴厲懲處。李彥侵佔公田案，「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
賑恤饑民，使足夠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是地安民安的關鍵，宋代的注意賑困恤貧、救災濟民的意識和行為，均大大超過以往，相關記錄遍載史籍。《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記北宋建立後太祖于建隆三年正月’「命淮南道官吏發倉廩以賑饑民」；卷9又記︰開寶元年五月，「詔賜江南米十萬斛，民饑故也」。平定江南割據政權後，又「輒詔賑其饑，其勤恤遠人，德意深厚」《宋史‘食貨志》宋徽宗時，李綱曾上奏《論賑濟札子》，從中可以看到北宋統治者對下情的體察及對災難貧困的態度。李綱稱︰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喻︰江西旱災，饑民闕食，使之推行賑濟。及至境土，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余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闕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給米收養，其賑濟五萬九十二人。又給歷州縣遣官簡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賑米麥谷二十一萬八千一百四石五斗。
宋朝是夠為難的，北宋時黃河水患年甚一年，皇帝上朝議政，治理河患便成了頭等大事，官員人等皆悉河情，以備皇帝查詢，不少大員還都曾去作實地考察，「回河」與「東流」之爭，曾經震動朝野。荒田墾了不少，難民年年都有，再加上人口的增加，大宋既為北方的遼軍憂，也為河患、土地憂。
後來就想方設法造田，尤其是圍田或圩田，北宋時便盛行江南，規模宏大，一圩皆方數十里。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範仲淹寫道︰
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
北宋中期以後，太湖流域及長江沿岸的江寧、蕪湖、寧國、宣州、當涂等在傍湖、灘涂之地大規模圍田，宣州為最，化成圩、惠民圩連接起來，長達80余里。當涂廣濟圩，廬江楊柳圩均為一時名圩。宋代最大的圩田是蕪湖萬春圩，該圩位于蕪湖荊山之北，太平興國年間為大水所毀，廢棄約80年。嘉祐六年即1061年又是饑荒，轉運使張顆、判官謝景溫奏準用以工代賑之法圍堤修圩。修復之後萬春圩堤寬6丈、高1丈2尺、長84里，夾堤植桑數萬、治田127000畝。為灌溉航運之便又修通溝渠，大渠可通舢板小船；築大道22里，道旁植柳，兩車並行；又造水門5個，閉啟自如。4年後，即1065年，長江下游洪水泛濫，各處圩田被毀者數以千計，惟萬春圩安然無恙。
圩田成為風景，楊萬里有詩贊道︰
周遭圩岸繚全城，一眼圩田翠不分。
行到秋苗初熟處，翠茸錦上織黃雲。
圩田歲歲續逢秋，圩戶家家不識愁。
夾路垂楊一千里，風流國是太平洲。
圍墾圩田緩解了土地與人口的矛盾，使長江流域的不少災區難民度過了饑荒歲月，可是年復一年的圩田使水面縮小，乃至整個湖泊消失。宋代的廢湖為田達到**，尤其在江浙。越州鑒湖，宋真宗時有27戶農民盜湖為田，宋英宗時為80多戶，所造湖田700余頃，以致鑒湖可危。到宋徽宗時湖田全部沒收為官田，共2200余頃。澤及四面八方有著1000多年歷史的鑒湖秀色不再，廢掉了。還如鎮江的練湖、新豐塘，紹興的湘湖，常熟的常湖等大湖，均被地方上的有權有勢者排盡湖水強佔為田。1111年至1118年的政和年間，地方官打著為皇帝進奉的招牌，著名的越州落星湖、秀州白硯湖、平江澱山湖、明州廣德湖，及至蘇州一帶的大小湖泊均被圍墾。
歷史告訴我們，從體恤貧患、舒解災情出發的北宋土地政策後來變樣了，官僚權臣、地方豪強一旦發現有利可圖，便把圍墾湖田變為兼並掠奪。與此同時，大自然的報復也開始了︰由于湖泊消失，生態失調，旱澇災害加強，北宋除了面對善淤善決的黃河之外，又新增了長江下游過度圍墾造田所形成的生態危機。
為此，北宋政策不得不對廢湖造田作出政策性限制，並詔令部分湖田退田還湖，這些努力均未達到預期效果，貪欲引起的**已經使風氣污濁、政令不通。到南宋時，淳熙十一年的統計表明，湖田有增無減，僅浙江決湖為田就達1妨9處（《宋史，食貨志》）災害繼續加劇，並且軍隊也介入了，在太湖大肆圍墾。因為湖田的擠佔，天然水域的吐納系統或者完全窒息，或者徹底打亂，旱無水利，澇則橫溢。南宋的官員紛紛陳詞上書，曉以利害，告以憂患。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大臣史才說︰浙西諸郡，水陸平夷，民田最廣。平時無甚水甚旱之憂者，太湖之利也。數年以來，瀕湖之地多為軍下兵卒請據為田，擅利妨農，其害甚大。蓋隊伍既易以施工，土益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水源既壅，太湖之積漸與民田隔絕不通，旱則據之以灌壩田，而民田不沾其利。乞專令本路監司躬親究治，盡復太湖舊利，使軍民各安其職，田疇盡蒙其利，農事有賴。《宋會要輯稿?食貨》淳熙十年（1183年），大理寺丞張抑奏稱︰
陂澤湖塘，水則資之瀦泄，旱則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歲，佔湖為田，築為長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蘆，于是舊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于此。（《宋史》卷173）
廢湖為田並不是起源于北宋，只是在宋代規模最大。由此可見，長江流域多少有名無名的湖泊，在更早的年代里便巳經開始完全因為人類活動而消失了。人民早已深受生態破3821壞之害，可是這一傳統卻延續到了20世紀末。
南宋的皇帝和政府也終于看到了湖泊盡廢的嚴重性，明長江傳令廢田還湖。如鑒湖得以重新開浚，調節水流，效果明顯。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刑部侍郎吳芾說︰
自開鑒湖，溉廢田二百七十頃，復湖之舊，又修治斗門、堰十三所。夏秋以來，時雨雖多，亦無泛濫之患，民田九千余頃，悉獲倍收，其為利較然可見。（《宋會要輯稿食貨》）
如果說廢湖造田主要是豪強、官吏和駐軍為生財所為的話，那麼宋時梯田則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尤其是山區缺地農民的艱苦創造。它保水、保土、保肥，在大山深谷中，于岩石的罅隙間耕鋤，雖「層累而上指十數級不能為一畝，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間」（《新安志》），山野農人攀山耕作，衣食之源也。
元代王禎的《農書》關于梯田的記述詳盡而動人︰
梯田，謂梯山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一體之間，栽作重蹬，即可種藝。如土石相伴，則必疊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勢險峻，不可展足，播殖之際，人則傴僂蟻沿而上，耨土而種，躡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粳秫。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佃民，必求墾田，大宋掠影隹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致，雨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田至此，未免艱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
王禎之世與宋代較近，他所記述的正是宋代留下的梯田狀況。很難說此種田制出現于何時，推斷起來卻一定很早。只要先民住進了深山，進入農耕，而又無田可作時，便會在山坡岩塊間覓地而耕，既非平展，只能層累，梯田的初始大約便是這樣形成的。楚人宋玉在《高唐賦》中有「若麗山之孤畝」的句子，「孤畝」是不是梯田？漢代，行區田法，梯田有了發展，若四川彭水。但梯田的真正開發是在宋代的長江流域，梯田這一稱謂也首見于範成大的一則筆記中︰「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泊袁州，筆者注聞仰山之勝久矣，去城雖遠，今日特往游之。二十五里先至孚忠廟……出廟三十里至仰山，緣山月復喬松之磴甚危，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驂鸞錄》，範成大宋代梯田，主要集中于浙、贛、皖、湘長江中下游山區、半山區。如湖南湘江兩岸，宋真宗以前近江傍水之田都已開墾，水力不及之處大多荒蕪，後來在宋政府官員的倡導下，以湖北襄陽之粟米種播植，「由是山田悉墾」。皖南山區一向人多而地極少，為了生存，山里百姓「鑿山而田，高耕入雲者.十倍其力」（《秋崖先生小稿》，方岳著江西梯田之廣在王安石《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中有所涉及，他寫道︰「撫之為州，山耕而水蒔……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眾如此3」「山耕水蒔」可以養活五六十萬人，粗茶淡飯也是一日三餐，可以想見撫州一地丘陵和山區的開發程度。而楊萬里于1178年從浙江回江西，在信州境內看到的是「此地都將嶺作田」。
宋代耕地面積擴大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對農田水利的重視。1173年、1175年的詔令重申︰「農為生之本，泉流灌溉所以毓五谷也。」並作為地方官是否恪盡守土之責的重要考核︰「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知會各級官吏︰「各殫厥心，無蹈後悔。」長江流域水利事業的發展，主要在四川盆地、湖南、兩浙、江南東路地區。
範仲淹不僅是文章大師還是水利專家，1035年宋仁宗時範仲淹知蘇州，發動民工疏浚白節等河浦。又親臨海浦，疏浚福山、黃泗、許浦、奚浦、三丈浦及茜經、下漲、七丫，疏導各水，使其安瀾暢流東南人松江，東北至長江與東海（《蘇州府志》）30多年後的熙寧年間，蘇州一帶已經「七里一縱浦，十里一橫塘」。常熟、昆山則分別開設36浦59瀆，置48閘。吳江還專設水則碑，以記水文，以應天時。形成了以塘引水、以涇均水、以塍御水、以埭儲水的長江流域歷史上很可能是最早的河道水網化。
蘇東坡任杭州知州，動員20多萬民眾治理西湖，把挖出的淤泥堆成長堤，「相去數里，橫跨南北兩山，夾植花柳」（《宋史‘蘇軾傳》後人不忘西湖水清之德，而名之為蘇堤。同時，蘇軾還疏浚了錢塘縣西南的茅山河、鹽橋河，造堰閘，蔡泄有序「江潮不復人市」。義重修六井，杭州百姓感恩戴德，不少人家掛有蘇東坡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
杭州襟抱江湖，內有運河通航，外泊海上商輪，地接長江下游及太湖農業發達區。杭州城原是吳越錢氏在隋朝郡城基礎上擴建的方圓70里大城，北宋時便有發達之商業。南宋遷移至杭州作行都後，各路人馬各色人等均涌向杭州，包括開封的富商巨賈，頓時變得路窄城小，「輻輳駢集，數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賈，往往而是」（《靖康要錄》杭州人口劇增，孝宗時為26萬戶，到南宋末年時為38萬戶、120多萬人，還不包括官僚衙門、駐軍人數，為當時世界之最。
南宋政權以杭州為政治中心，在政治上始終沒有什麼大的作為，靖康之恥終未能雪。但在發展農業、商業及科學文化上，卻利用長江流域的資源優勢，始終保持著他族別國望塵莫及的領先地位。
南宗之時，杭州的作坊、團行、質庫、邸店、酒樓、茶坊比比皆是，除日市外還有早市、夜市，以中瓦最為熱鬧，「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葉紹翁︰《都城紀勝‘市井》大街上「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夢粱錄‘夜市》而大街之外的「其余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到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晨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都城紀勝市井》關于早市，《夢粱錄天曉諸人出市》是這樣記載的︰
御街鋪店，聞鐘而起，賣早市點心，如煎白腸、羊鵝事件、糕、粥、血髒羹、羊血、粉羹之類，冬天賣五味肉粥、七寶素粥，夏月賣義粥、 子、豆子粥。又有浴堂門賣面湯者，有浮鋪早賣湯藥二陳湯，及調氣降氣並丸劑安養元氣者。有賣燒餅、蒸餅、餈糕、雪糕等點心者。以趕早市，及至飯前方罷。及諸行鋪席，皆往都處，侵晨行販……早市供膳諸色物件甚多，不能盡舉。自內後門至觀橋下，大街小巷，在在有之，不論晴雨霜雪皆然也。
杭州早市品種之多味道之美，舉世罕見，僅早市熟食就有200種之多，其時杭城可謂滿街都是美食家。南宋時的杭州美食還講究價廉而質好，至于官商富豪一扔千金者，另有去處。飲食業已形成多元的特色經營，如酒肆，一般兼賣各種下酒菜，可隨意索換，酒家自有食牌。另一類又稱「包子酒店」，專營灌漿饅頭、薄皮春繭包子、蝦肉包子、魚兒雜合粉、罐熬大骨頭之類。還有「肥羊酒店」，小有名氣的如豐豫門歸家、省馬院前莫家、後市街口施家、馬婆巷雙羊店，以軟羊、大骨龜背、爛蒸大片為市巷街頭稱道。面食店名吃名件有︰三鮮面、雞絲面、鹽煎面、筍潑肉面、炒雞面、大熬面、熬汁米子及各色羹湯等等，還有下飯酒菜，生熟燒、對燒、燒肉、煎小雞、煎鵝事件、肉煎魚、炸梅魚等等。還有流動經營的分陸上、水上兩種，陸上如夜市，水上如西湖，「湖中南北搬載小船甚伙，撐船賣羹湯、時果……及供菜蔬、水果、船撲、時花帶朵、糖獅兒、諸色千千、小段兒」等（以上資料參考《夢粱錄》）。
杭州城內還有各種小販，沿街穿巷販賣日用雜物，民生極方便，時稱「諸色雜貨」。
杭州其時的服務性行業，綜合各種古籍所載，除去重復的，還有200多種，可謂無所不有，是宋代城市發展中行業增多、分工細致的一個重要方面。各行各業均有明顯可辨的特色服裝。以《夢粱錄》所記為證︰
杭城風俗，凡賣百貨飲食之人，多是裝飾車蓋擔兒，盤盒器皿新潔精巧，以炫耀人耳目，蓋效學汴京氣象。及因高宗南渡後，常宣喚買市，所以不敢苟簡，食味亦不敢草率也。且如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巾裝著，皆有等差。香鋪人頂帽披背子，質庫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帶，街市買賣人各有服色頭巾，各可辨認是何名目人。自淳祐年來，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後生，不體舊規，襄奇巾異服，三五為群，斗美夸麗，殊令人厭見，非復舊時淳樸矣！看來，奇巾異服早巳有之，一代又一代的後生之輩，總是在壓抑和苦悶中希望顯示自己，對種種舊規實行哪怕是小小的挑戰，卻也很難得到認同。其實所謂「舊時淳樸」，也終于無奈如落花流水，人的世界總是在變，且不論變好變壞。
倘論商市繁忙，杭州之外，還有蘇州、揚州、荊州、成都、建康、鎮江、長沙、吳興、吳江、衝州等地。蘇州尤有各種優勢，它位處太湖平原中部，京杭運河必經之地，西近太湖，東鄰陽澄、金雞、獨墅等湖群，為著名江南古城，兩宋時號稱「金撲滿」。撲滿為古人貯錢的一種器具，平時只能裝錢進而不出，錢滿後再破而取用。
農耕、水利、商業以及都市的繁華，都能說明當中國封建社會演進到宋朝時的若干非凡景象，可以說是洞中窺豹，可見一斑。從整體而言，有宋一代的科學、文化究竟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作為當時文化主流所在地的長江流域又是一種怎樣的態勢？
所有的時代都是充斥偏見的時代。
沒有一個帝皇不喜歡對自己歌功頌德的，沒有一個人不是在以自己的得失遭遇來度量自己置身的時代。
「盛世修史」，很可能是盛大的吹牛拍馬。
一個時代的權威的評論者是後世之人，而不是當世之人。到底後多少世？至少500年，還不是一個人，是一群人對一個時代有著不約而同的高見卓說。這樣的人應是公認的較為純粹的學問家，是歷史的鉤沉者、沉思者。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叢稿二編‘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中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嚴復也說過︰「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宋人所造就會什九。」鄧廣銘先生更是明確指出︰「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關于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還有李約瑟，他在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稱沈括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沈括的《夢溪筆談》乃是「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信哉斯言！一個空前絕後的造極之世必定有其輝煌業績的代表人物，這一代表人物肯定不是皇帝，也不是皇親國戚。李約瑟之論實際上巳經給出了答案︰作為華夏民族科學與文化造極之世的宋代，它的當之無愧的代表者就是沈括。
沈括，生于1033年，卒于1097年，北宋錢塘人，嘉祐進士。《宋史，沈括傳》稱他「博學善文，于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能，皆有所論著」。沈括一生著作甚多，僅《宋史藝文志》記載的就有22種155卷。代表作是《夢溪筆談》，共30卷，正編26卷，《補筆談》3卷，《續筆談》1卷。在數學上，沈括首創了隙積術和會圓術。在物理學上沈括最早發現了磁針的「常微微偏東，不全南也」的現象，是地磁偏角的最早發現者，較之西歐早出400年。沈括利用石油不容易完全燃燒而生成炭黑的特點，首先創造了用石油炭黑替代松木炭黑制造煙墨的工藝，他還首次提出了「石油」這一科學命名，並作過這樣的預言︰
此物後必大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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