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忆力明显衰退，极可能患了老年健忘症，往往早饭才下肚又传早膳，常常“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言情内容更新速度比火箭还快，你敢不信么？退位两年后，他说话变得口齿不清，含含混混，如同他国天语，包括嘉庆帝也不知他在说些什么，据说只有和珅明白太上皇咿里哇啦是啥意思，于是和珅就成了太上皇独一无二的翻译。《春冰室野乘》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单传和珅入见。珅至，则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皇（指嘉庆帝）西向坐一小几，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坤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莲教首领姓名）。’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挥之出，不更询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和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之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乾隆帝昏昏欲睡之际喃喃絮絮，是否真在秘咒白莲教首领不得而知，和珅的这番解释玄玄乎乎、神神道道，令人将信将疑，但关键在于和珅是太上皇最宠信的人，只有他来破译天语，太上皇清醒时才点头认可。和珅是最权威的天语解读者，谁人胆敢怀疑？
此时和珅，俨然成为太上皇化身。或者可以说，在太上皇昏昏呢喃之时，和珅就是太上皇。
和珅确实是糊弄上司的高手。他糊弄乾隆帝半辈子，贪蠹误国，败坏纪纲，在乾隆帝眼里却是一个大大的忠臣。乾隆帝对自己治世政绩十分自负，洋洋自得地说：“前代所以说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日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还称：“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和珅高超的邀宠术和伪装术，使自诩圣明之君的乾隆帝对历史上最大的贪黩盗臣、奸佞之臣熟视无睹。
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八十一岁的阿桂老死，乾隆帝将首席军机大臣的基本条件弃置一边，任命和珅出任首席军机大臣。至此，和珅在军机处已经熬了二十三年。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和珅将最后一级台阶踩于脚下，登临仕途峰巅，位极人臣。
至于此后一年零四个月，也即嘉庆四年正月，和珅被控犯下二十大罪被迫自尽，那是在乾隆朝已经终结、嘉庆帝真正掌握皇权之后。
和珅与乾隆帝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奴才高明的背面是主子的昏聩。
高明的奴才揽权滥用，昏迈的皇上冥然不觉，这对政局败坏所起的负面作用不可低估。《清史稿》作者赵尔巽认为，乾隆帝中年之后，“大臣恃宠乱政，民迫于饥寒，卒成祸乱。”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郭成康等在所著《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说，康乾盛世存在三个严重隐患：人口、物价和皇权的过度膨胀。尤其是后者造成的极端**，“恐怕对康雍乾时代国势转衰更有其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十九世纪我们国家彻底败落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是“最大的隐患”。诚者斯言！
乾隆中后期皇帝弘历的昏聩，是极度**的政治体制的孵生物。然而，和珅与弘历的例子，还不是封建中国最糟糕的例子。
“恃宠乱政”不是和珅一个人的杰作。和珅之所以能够乱政，实因为有宠可恃。难道不是吗？
端方清廉
7?嘉庆朝红人／朱珪
端方清廉
眼看着美妙的官场馅饼就要打在自己头上，却被太上皇宠臣和珅横插一杠，馅饼丢了不说，还弄得鸡飞蛋打，丢掉总督职位，朱珪只能将懊恼吞进肚里。……嘉庆十年（1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嘉庆帝补授朱珪为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终于了却长达十年的一桩心愿。当上大学士、爬上文官最高台阶这一日，年届七十四周岁的朱珪，感慨万千，夜不能寐。
嘉庆帝最宠信的大臣，是他的师傅朱珪。不过，嘉庆帝这份宠信总是藏藏掩掩，直到朱珪撒手归天，他对师傅的异宠才被人仔细品评出来。
嘉庆朝先后担任内阁大学士的阁臣共二十二人，他们是阿桂、和珅、王杰、福康安、孙士毅、董诰、刘墉、苏凌阿、保宁、庆桂、朱珪、禄康、费淳、戴衢亨、刘权之、勒保、松筠、曹振镛、托津、明亮、章煦、戴均元。这班重臣中，除了非正常因素倒台的外，论任阁臣时间之短，朱珪倒数第三，前后不满两年：戴衢亨倒数第二，当阁臣还不一年；刘墉倒数第一，任协办大学士不到两个月就死了。非正常因素出阁的有四人：和珅、苏凌阿，素为嘉庆帝所憎，但他俩是太上皇乾隆帝宠臣，城府很深的嘉庆帝一直捏着鼻子、隐忍不发，听从乾隆帝旨意让他们留阁和入阁，太上皇乾隆帝一死，嘉庆帝立即动手，将和珅诛杀，将和珅弟和琳的亲戚且老朽不堪、两耳重听的苏凌阿逐出内阁；福康安、孙士毅都是乾隆末年入阁的，他们也是太上皇看重的人，金銮殿上还没坐热的嘉庆帝，并未流露出替换之意，不过这两人分别于嘉庆元年五月、七月死了，在嘉庆朝担任阁臣时间极短。二十二位阁臣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董诰，长达二十余年；其次是庆桂，前后达十四年半。比起董诰、庆桂来，朱珪任枢臣时间短得可怜。
在清代，大学士为文官最高品秩，军机处是权力核心圈子。朱珪不仅出任大学士时间很短，而且从未进入过军机处。但他死时，嘉庆帝所给予的评价，超过其他任何阁臣。显著标志就是，朱珪获赐谥之高，超越嘉庆朝任何阁臣。封建时代，君臣对谥号都看得很重。因为，谥号是君主时代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以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可谓盖棺定论。皇帝对大臣的看法如何，往往在赐予谥号时才能云开雾散，真正看清。清代皇帝赐予文臣的谥号，“文正”最高，“文忠”其次，“文恭”再次，往下是“文成”、“文端”、“文格”之类。阿桂、王杰、董诰、庆桂等都是嘉庆帝敬重和赏识的阁臣，但他们死后都未获最高谥号。阿桂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位列班首，平定台湾时为首辅，一生四次作为钦点功臣绘像陈列于紫光阁，始终不附炙于和珅，素为嘉庆帝敬重，嘉庆帝即位后仍出任首揆，死时获赐“文成”。王杰也是嘉庆帝器重的阁臣，他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军机大臣，次年任东阁大学士，操守刚正，是阁臣中唯一敢正面与和珅争锋的人物，两次作为钦点功臣绘像陈列于紫光阁，七十六岁以老乞休时嘉庆帝赠以“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的诗句，死时获谥“文端”。董诰于嘉庆元年跻身阁臣，当时协办大学士只有一个缺额，且还有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个资历很深的候选人参加角逐。刘墉即刘罗锅，纪昀即纪晓岚，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以至后来民间差不多家喻户晓，但乾隆帝认为刘墉遇事模棱两可，纪昀读书虽多却不明事理，彭元瑞有污点、曾因行为不检获咎，比较起来董诰略高一筹。董诰曾帮助刚继承皇位的嘉庆帝摆月兑和珅的告讦和中伤，任官始终清正，“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死后获谥“文恭”。庆桂是乾隆朝大学士尹继善的儿子，边务练达，政治才能为乾隆帝所赏识，嘉庆四年（1799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十二年（1807年）位列首辅，此后六年秋因老致仕，任阁臣时间之长仅次于董诰，死时获谥“文恪”。独朱珪死后，获谥“文正”。综观清代十一朝，汉人文臣获谥“文正”的，仅朱珪、道光帝心月复宰辅曹振镛、咸丰帝师傅杜受田、同治中兴名臣曾国藩等寥寥数人。可见，满朝文武之中，嘉庆帝对师傅朱珪最为看重。
嘉庆帝厚宠朱珪，却只能掩掩藏藏，事出有因。朱珪很早就为乾隆帝所赏识，但因和珅作梗，不仅自己失去荣升大学士进入枢机的机会，而且差点危及刚刚登基、地位脆弱的嘉庆帝。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月，乾隆帝命朱珪入值上书房，教授皇十五子永琰读书。永琰在自撰文集的一篇序言中说：“古体诗文及古文，从石君师傅习焉。”此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六十二岁的乾隆帝按照其父雍正帝建立的秘密建储制度，已用朱笔写下永琰之名，密封后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永琰已被暗中确定为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乾隆帝对挑选皇太子之师十分重视。朱珪，生于雍正九年（1731年），字石君，所以永琰称师傅为石君先生，他是顺天大兴人。少时受经于大学士朱轼，“八岁即操觚为文，文体倔聱苍古”。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方十八虚龄，就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可谓少年得意。他的文章做得好，被乾隆帝选为庶吉士，在学馆深造三年后进入翰林院，任七品编修。对大多数士子而言，进入翰林院就进入了升官的快车道，善于作文应试者更是如此。十七年（1752年），朱珪参加大考名列二等，成绩拔尖，连升三级，被擢升为从五品的侍讲。二十三年（1758年）大考，再次名列二等，加之乾隆帝看重他的才学和品行，他被提拔为侍读学士，官至从四品。次年三月，出任河南乡试副考官。翌年三月，任会试同考官，同年七月，出任福建粮驿道，成为正四品官员。二十八年（1763年），官升两级，任福建按察使，官至正三品。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为死去的父亲服丧守制期满，补授湖北巡抚。三十三年（1768年）三月，调任山西按察使。次年二月，晋升为从二品的山西布政使。两年后的秋天，署理山西巡抚。其间，朱珪多有建言，乾隆帝予以采纳推行，并降旨给予嘉奖。四十年（1775年）五月，乾隆帝命他来京觐见，不久命他担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任日讲起居注官，随侍皇帝听政，记录皇帝起居、谕旨、题奏、引见、朝见、赐宴等情况，获得聆听天语、领会天意的独特条件。至此，书生朱珪已具备了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乾隆帝也完成了对他的暗中考查。乾隆帝评价说：“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于是，朱珪于翌年五月踏进上书房，成为皇太子之师。这一年，朱珪四十五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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