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第四十回废科举清廷变法反侵略民众争权（上）
第四十回废科举清廷变法反侵略民众争权（上）
话说清廷回銮后，处处迎合洋人的旨意，不得不做出一种变法的姿态。各省督抚亦纷纷响应朝廷的号召，积极参与变法。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朝廷，认为变法的第一步要从“育才兴学”做起，其办法是开设“文武学堂”，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奖励出国留学；又提出了“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的各项措施。慈禧太后览奏后大为欣赏，表示要“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清政府把“兴学堂，派游学”列在新政的首要地位，下令各省、府、州、县，分别设立大小学堂和蒙养学堂；并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初步建立了有关学堂的规章和管理体制，各地的新设学堂迅速兴起。
其时，李鸿章已死，清廷命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督办政务大臣。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上奏，称：“近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然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查科举夙为外国人所诟病，学堂最为新政之大端。惟有毅然决然废除科举，才能使洋人刮目相看，推诚相与。”清廷为求得洋人之信任，终于痛下决心，明令废除了科举制度。
1902年初，清政府谕令各省速派学生出国留学。于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成群结伙，如同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离开故乡，纷纷东渡日本留学。时人以为日本向西方学习卓有成效，故中国欲图富强，自应向日本学习。众多的留学生或官费，或自费，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夫妻同行，有的父子相伴，赴日寻找富国救民之真理。亦有少量官费青年，远赴欧美留学。
本来，清政府“兴学堂、派游学”的目的，是为其“新政”培养人才。然而，其结果却事与愿违，学堂和留学所造就的已不再是封建士子，而是具有强烈反帝爱国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众多的留学生，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熏陶下，思想解放，眼界大开。他们迫不及待地介绍和宣传新思想、新知识，从而迅速形成了一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思潮。
中国留学生出洋或归国，大多在上海集中，遂使东京和上海成为青年知识分子活动的两大中心。在东京，各省留学生自办了《游学译编》、《汉声》、《浙江潮》、《直说》、《江苏》等刊物，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探讨救亡图存之道。在上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大办报纸，竞出新书，诸如《新世界学报》、《国民日报》、《中国白话报》、《苏报》、《黄帝魂》等，大量刊载鼓吹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文章。有关介绍西方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思想的新书则层出不穷，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的旧思想，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和宣传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的忌恨。康有为带头发表谬论，鼓吹保皇，攻击革命。他认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只会引起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卒不可救。”章炳麟立即撰文予以猛烈回击。章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曾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后抛弃了改良思想，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他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书》，痛斥保皇谬论，大力宣扬革命，称：“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同时，他还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在《苏报》上大加推荐介绍。
邹容，字威丹，四川巴县人。少时聪颖，性格叛逆；长大后好抨击朝政，议论时局。自费赴日留学，喜参与集会，常争先演说，其言辞犀利悲壮，扣人心弦。归国后撰成新书《革命军》，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著作。
《革命军》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他写道：“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且勿胡乱闹。”他豪情奔放地鼓吹革命，号召人民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统治，道：“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我中国今日欲月兑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他号召人民奋起革命，“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剑，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以推翻满清之统治。”他倡导建立“中华共和国”，使全国民众不论男女老幼，皆一律平等，选举议员，选举总统。他在书中响亮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革命军》以其明快、通俗、犀利之笔锋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它旗帜鲜明、痛快淋漓地呼唤民族、民主革命的到来，使国人耳目为之一新，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时人目睹其书，耳闻其语，无不面红耳热，心跳肺张，把剑斫地，发冲眉竖。《革命军》一版再版，短短数年内竟发行百万册以上，教育了整整一代资产阶级革命者。
与邹容同时，陈天华亦成为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的旗手。陈天华，字星台，湖南新化人。赴日留学归来，目睹国土沦丧，倍感悲戚，以血泪交织之文字，撰写了《猛回头》、《警世钟》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鞭挞清政府的卖国本质。他写道：“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列强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用费力，要怎么样，只需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他把反帝与反封建联系在一起，鼓励人们团结起来，齐心奋斗，战胜强敌。“何况我，四万万，齐心决死；任凭它，什么国，也不敢挡。天下事，怕的是，不肯不做；断没有，做不到，有志莫偿。”他的文章一字一血，沁人心脾，谈复仇而色变，歌爱国而声歔，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军界、学界首先为之轰动，学生读之如同着迷，兵士读之即奉为至宝，散至民间，则用为唱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胜似百万雄兵。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神州敲响警世钟，革命春潮遍地涌。倡言反帝反封建，扫除阴霾盼新生。
1903年是民主革命思潮蓬勃兴盛的一年。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的杰作相继发表，在全国引起一次接一次的爆炸性反响。清政府十分恐惧，下令查抄进步书籍，抓捕革命党人。浙江巡抚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公然逮捕章炳麟，查封《苏报》。邹容不愿章炳麟一人承当，自动投案，后惨死狱中。《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被收缴、焚毁。然而，民主革命的思想却早已深入人心，它所播洒的火种也难以扑灭了。
清政府在竭力剿杀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还被迫实行了一些新政。一是成立商务部，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其办法是给投资工商业的资本家授以大小不等的官衔，这种虚衔对保护私人资本虽无实际意义，但却表明朝廷不再迫害民族资本，放宽了民族工商业的生存空间。二是改革军制，逐渐裁撤旧式绿营、防勇，组成新式的军队。这些新政大多是表面文章，唯一大见成效的是袁世凯借机扩张势力，练成了北洋新军六镇，兵力达到八万余人；并从盛宣怀手中强行接收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铁路公司等企业的控制权，一跃而成为最大的官僚军阀；权倾朝野，威震华夏。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经济掠夺，短短的三年时间，列强便垄断了中国矿产业的百分之九十二，铁路业的百分之九十四，纺织业的百分之八十六，航运业的百分之九十一。各列强在中国境内勾心斗角，激烈争夺，终于演变成一场狗咬狗式的战争。
早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俄国出兵占领了东三省。按《辛丑条约》之规定，各**队均应撤出中国领土。然而，俄**队却赖在东北，拒不撤军。沙俄独占中国东北的事实，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美两国也站在日本一边，坚决反对俄国独占东北。在日、英、美三国的压力下，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国将在一年半之内，分三次从东北撤出全部军队。然而，到1903年4月期满后，俄军不但不撤，反而重新增兵，并照会清政府提出了要永远霸占东三省，甚至还要把蒙古也划归其实力范围之内。
消息传开，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拒俄运动”。在上海，以蔡元培为首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举行拒俄大会，通电全国倡议：“一致起而抵御强俄”。他们致电清廷外务部，称：“闻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北京、湖北、江西等地学生也相继集会抗议。留日的中国学生五百余人在东京召开大会，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派人回国请愿，要求清政府出兵东北，与义勇队共同抗击俄国侵略者，当场报名者二百余人。他们表示：“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但清政府对这些爱国行动不仅不支持，反而密令各地官府，残酷镇压。如此举动，使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清政府不敢得罪俄国，只好向英、美、日三国公使乞求，要他们“为中国政府做主，设法斡旋”。英、美两国当即表示：“按照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将尽力制止俄国独占中国领土之行为。”日本政府表示：“愿意出兵教训俄国，以保全中国之主权和土地完整。”就这样，在英、美的大力支持下，日本决定发动对俄国的战争。
在日、俄大战之前，清政府中有些官员主张联合日本，对俄作战。但慈禧太后根本就没有这个胆量，反而公开发布上谕，无耻地宣称：“彼此均系友邦，我国惟有恪守局外中立。”并下令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辽河以西划为中立区，任凭日、俄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土地上互相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