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明万历后期，一些不得志的中下层官吏及知识分子，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明王朝统治政权，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性的集团，因革职回乡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和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横议朝政而被称为。当时与人相敌对的，是由别一伙官吏士绅组成的浙、齐、楚、宣、昆等党派集团，各党间虽互有矛盾，但都以人为共同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发生了三个著名的宫廷案件。
人在三案引起的争论中都占了上风，而于熹宗登位又有功劳，所以熹宗刚开始对他们是很重用的，叶向高、邹元标、杨琏、赵南星等人先后都被起用，而浙、昆、宣等党则受到打击排挤。后来，太监魏忠贤同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些人结成联盟，势力日炽，即所谓“阉党”。其中熹宗宠信其乳母客氏，魏忠贤与客氏勾结到一起，借其手控制住了熹宗。随后魏忠贤的阉党势力控制了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并四处渗透，“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由于阉党弄权作恶，受到了正直的人的抵制。天启四年，杨涟、魏大忠、黄素等冒死上奏，弹劾魏忠贤。魏忠贤遂图谋报复，而投靠魏门下的浙、齐等党旧日党羽也欲泄私愤，于是便着手翻“三案”，打击人。一时间，参与三案的主要人物都受到了迫害。但在《实录》中，这些人尽以忠臣的面目被记录在白纸黑字上的。为了达到彻底翻案之目的，魏忠贤指使顾秉谦等人纂修《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共二十四卷，初名《从信鸿编》，又称《三大政纪》，内阁大学士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编撰。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初十，给事中霍维华上疏数千字，抨击刘一璟、韩炉、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采、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人，全盘推翻“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结论。
魏忠贤看了说：“这本条议一字不差！”时人论说：“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魏忠贤为了加速陷害人，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三大案的档案资料，加上案语而成。
崇祯非常痛恨魏忠贤的阉党，以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迅速扫清了阉党政治集团，并以《钦定逆案》把其罪行公布于天下。三案所涉及的受冤人士都被平了反。崇祯还下诏毁《三朝要典》。
与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
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
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人的迫害才告停止。
对于后妃干政和宦官专权，人始终加以反对，哪怕是削职罢官，逮捕问罪也坚持不改。在“争国本”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人都从维护皇权的立场出发，坚持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主使者。
反对君主独裁，是人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顾宪成主张“散权”，实质是削弱君权；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辅臣，无疑有了民主的要求。关于为政的标准，高攀龙认为：“君子为政，不过因民之好恶”，以“君子之所为，直要通得天下才行得”去判定是非；主张“有益于民”，即使有损于国，也须“权民为重，则宜从民”。
刘宗周对崇祯帝说“流寇本朝廷赤子”，并大胆提出皇帝应与大臣分任其咎；又从“重民命”这一思想出发，主张废掉人主的“私刑”。人坚决抵制释、道二教对国家政治及学术的消极影响，因此顾宪成等人僻佛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众多人在最初中西交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表现出最早的开放意识。
东林领袖顾宪成不卑货殖，并认为经济人才不仅能有益于一方，而且能有益于国家的财政。高攀龙也十分关注商贸问题，认识到国家征收商税是对整个经济的破坏，指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提出应取消白粮的钞关复税并保护铺行，体现了保护农民利益和扶植工商业发展的利民思想。
从高攀龙的文集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救荒的建议。他还认为天子不应有私财。李三才《请停矿税疏》犹如谴责万历皇帝的檄文。
刘宗周提出自亲王以下各授田，宗藩“听工商自便，各从生理”，迫使宗室成员直接参与生产经营；还提出亲王常禄之外，不赐庄田。陈龙正提出招南人巨贾垦荒于畿辅、河南、山东，“累朝永不起科”，开荒者无人身依附性赋税义务，通过平买等方式向国家供粮，体现出更直接的商业目的。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古主义相类似，人多以托古的方式提出各种有利于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主张，抛开旧的形式，显示出一个不容于皇权的思想体系，带有近代民主、民权的色彩。人思想主张的主要特点，是有了“吾辈合并为公”的相对独立的人格意识，因而他们不再事事以君主为最高权威，不再以是否对君主和国家有利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而是以“通得天下”为标准，体现出一种非君的人文主义精神。
负面评价
如“时顾宪成罢归久，于锡山创东林书院，招集士绅讲学。其学经生之所知，绝无足听者。徒相与臧否人物，訾国政，冀当国者闻而药之。”（《江陵纪事》）更为激烈则如：“时锡爵、一贯、赓、廷机诸辅传灯，一二孤愤之士建言被逐，于是聚徒讲学，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凡生长其地、宦游其地者，或实意仰高，或葛藤相绊而靡然从之，门户之名立矣。遥制朝绅，迫挟台辅，夷跖惟其所造。复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资，门户之威炽矣。”（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都比较正直不徇私情。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赵南星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都因考评不佳被罢黜。也借此机会罢黜了一些与内阁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员。到了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就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计”主持者则是齐、楚、浙党主持，他们借机斥逐的官员。到了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又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京察大计”，人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朋党混争的局面，人的政治主张也和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纠缠不情了，给攻击他们的人制造了口实。
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夏允彝按政绩来判定东林人与攻东林者之间高下如何：“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矣。”强调两派领袖的人品迥异，但也指出两派均属于于国事无补一类，
这种看法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清代的官方言论即与夏允彝的看法相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贻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特以领袖数人，大抵风节矫矫，不愧名臣，尙为瑕瑜不掩云尔。”在肯定东林领袖为君子的同时点明东林的流弊所在。总体而言主张“东林”应对明末败势承担一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