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故弄玄虚的思想，在中国还足以威服四夷时，显不出有多少弊端。而一旦他国经过厚积薄发，也屹立世界之林时，我们再闭门自娱、自欺其人，那就只有以落后挨打来证明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历史潮流的前进性。
近代西方国家人民，性格直白、坦率，富有进取性，体现在民族性上就是狼性的扩张。与水晶有着异取同工之妙的玻璃，在西方能得到迅猛的发展，也间接证实了玉、晶的高下之分。
欧洲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玻璃的广泛应用导致了科技的迅猛发展。
玻璃的发明，中国较西方要早，但由于文化上的认知，玻璃在西欧能够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在中国则只能被早早打入冷宫。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装饰材料上，欧洲教堂随处可见绘着彩图又能采光的玻璃，而中国的皇宫大殿更热衷于覆盖上金光灿灿的硫璃瓦。
公元13世纪时，我们这面气吞万里如虎，朱元璋正和蒙古人打得不亦乐乎。但这迅猛扩张、积极进取之势，随着残元退入大漠而结束。蒙元让世界文明倒退，得胜的朱又推行起更为倒退的重农轻商政策。这条政策导致威名赫赫的大明帝国财政收入，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一年不过几百万两白银，尚不及偏安一隅的南宋的十分之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帝国其它方面的发展就可想而知。同一时期，崛起的威尼斯则成了西方世界的玻璃制造中心。
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玻璃生产技术大为改进，玻璃科学仪器、玻璃瓶、窗户玻璃以及其他许多玻璃器具的成规模生产变成了现实。
显微镜、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真空瓶、曲颈瓶等多种科学玻璃仪器的出现，积极推动了人们对自然及物质世界的探求，实在开启了人们的眼睛和心灵，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并使西方文明阐释世界的方法由听觉模式转为了视觉模式。化学家借助玻璃才了解到了氮的化学性质，研发出了生产氮肥的技术，使19世纪以来农业产量飞跃。天文学家有了天文望远镜，了解了太阳系的结构，测量出了恒星的视差，证明了哥白尼、伽利略的猜想。
英国学者举出了20个改变世界的著名实验——比如汤姆逊发现电子、法拉第的电磁以及牛顿用棱镜分解阳光——其中15个都离不了玻璃。显微镜的运用更是直接推动了世界自然三大发现中“细胞学”的产生。
没有玻璃，物理学、矿物学、工程学、古生物学、火山学、地质学，不会飞速发展甚至走上不同的道路。没有高清晰度的玻璃，人们发现不了气体定律，就更不会发明蒸汽机、内燃机、电力、电灯、照相机和电视机。没有玻璃显微镜，胡克、列文虎克、巴斯德和科赫就无只能一辈子默默无闻。没有玻璃，就没有细菌理论，人们就无法对传染病理一步认识，后来的医学革命也就无从谈起。
可以说，正是因为玻璃生产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萧条，才使得这些地区不可能发生欧洲那样的知识革命。当然，同在亚洲的日本后期也无比重视起水晶或玻璃——再逼仄的房子下面都会埋上一颗水晶球。
孙仕眼也不眨地盯着朝正。人才就是人才，像猴子一样，从再高的树上掉下来，它还是只猴子。那一瞬间，孙仕就有了招贤纳士的冲动，他要把自己浑身的水晶绝学传授给朝正。大儿子孙占肯定是指望不上了，他连书本正反都不知道。二儿子孙武，一母同胞也好不到哪去。与其传授给笨头笨脑的外人，还不如教给见多识广的外甥。
舅舅的用意还没有完全说明，朝正已明白了七七八八。他没给舅舅面子，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说水晶行业目前是料比人贵。一副水晶眼镜价值可观，这之中，人的技艺当然非常重要，但首当其冲的条件却是水晶原料的好坏。相对原料本身的金贵而言，人的付出就要渺小了许多。朝正认为在现状一时半会没法改变的情况下，自己要做的是人比料贵，而不是料比人贵。此前贩卖苹果、化肥的创意，以及挖捡花石的举措，无一不是如此。料比人贵，被动的接受，成败更取决于天意；人比料贵，主动的进发，胜败更由己为。
听外甥左一套右一套地不停，孙仕的脸就慢慢涨红成了酱紫色。
“朝正，你是不是嫌我给思正的钱少？”孙仕按捺着火气，让自己的语气尽量慢声细气些。
“啊，没有，没有。舅，看您说哪去了。思正若不是您外甥，哪有机会跟您学手艺。您不收钱就不错了，还一年给他一百元钱，快赶上去城里做小工了。我怎么还有胆嫌东说西的。舅舅，您别在意，我不会说话。”朝正快语连珠忙不迭地解释。
出了舅舅家的门，朝正感慨还是**伟大，真正地把人当做人，而孙仕久居家中仍然保持着农人的本色。说难听点，就是不拿自个当人看，或者不拿别人当人看。水晶，不过是块石头，再美丽再稀少又能有人珍贵吗？
一个行业，不重视人的创新能动，只在意天成的珍贵稀少，这个行业还能长久吗？一个行如此，一个民族不如此？
想到这，李朝正又想到诸兰瑞说的一段话，不禁莞尔：有能耐的人坐地为王，稍差点的人四处称王，最差的人家里为王。
诸大哥到底年长啊。
有能耐的人在家乡就能安营扎寨，能力稍差点的人四处出击找活干，能力最差的只能在家靠天吃饭。或者有能耐的，自主创新，能力差点的，就复制人家的创新，能力最差的被创新。
李朝正加快步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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