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失北方，靖康之恥也。♀特麼對于+我只有一句話，更新速度領先其他站n倍，廣告少漢人大規模南遷，流離失所者成群結隊洶涌不絕。這大群的戰爭難民便沿江而居，築堤圍垸，大力圍墾。這是獲得新的土地和家園的機會，因為政府不會給、富豪也不會讓一分半厘田畝，舍此別無生路。荊江兩岸的穴口汊流，幾近全部堵塞，剝奪了荊江在洪水期間漫灘流溢的所有出口、所有地盤，把水流緊束在荊江河床之中。
此種剝奪與緊束肯定使荊江感到不快，甚至憤怒。再加上泥沙大量沉積，河床不斷抬高，其流不暢，泛而濫之，洪水決堤從無虛歲。
人為影響荊江流出的苦果，早巳種下了。同時還應該看到社會的清明穩定，對一條河流的至關重要。大地安寧才有真正的大地完整，地安民安河亦安。
元大德七年，即公元1303年，面對荊江水患實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重開小岳穴、宋穴、調弦穴、赤剝（尺八）穴。四穴一開，災情頓時減緩。到明朝，這些穴口又復被堙。隆慶年間，不得已而疏浚了其中的調弦口穴。整個下荊江僅靠一口分洪泄流，是無濟于事的，荊江災難依舊。水流經過彎道時，凹岸處水流湍急泥沙俱下而節節後退，凸岸處水流較緩便層層游積，于是河灣逐漸延長。
我們應該看見了︰下荊江情急之下，只能以增加河曲的長度適應猛增的江水流量，「九曲回腸」的苦衷人們體諒過嗎？古今所說的荊江災難，一律都是指洪水泛濫之下的人的苦難。現在是指出這一點的時候了︰人應該看到荊江本身的苦難，而這一切的相當一部分又是人類活動造成的。
荊江苦難似乎永無盡期，因為凸岸處不斷有新的沙洲出現，零星的、大塊的圍墾從未停止，影響著河床及流向，到清代齊召南寫《水道提綱》時，下荊江「自監利至巴陵凡八曲折始合洞庭而東北」。已經「八曲折」矣！自由河曲已經相當發育，流水是自由的，但長江是有方向的，自然彎曲是天時地理的安排，甚至是長江自身積蓄能量的需要，但在墾殖之下的河流形態的改變，卻永遠是災難的象征與隱患。
清同治以後，由于下荊江只有一個虎渡口未被女敕塞，隨著人口增加，兩岸圍墾活動潮迭起，就連江中沙洲也並岸成垸，河曲帶長度再一次劇增，彎曲半徑則愈來愈小，葫蘆形「河環」繼而形成。「河環」之後是「串鉤」，是由漫灘水流長期作用下，改造狹頸灘面所形成的。遇上天洪水，洪流滾滾之下「串鉤」與「河環」有可能被沖開成為新河，這是荊江在驚濤駭浪中的自我調整，造成「裁彎」，或稱「自然裁彎」。100多年來，不完全的統計說「自然裁彎」曾發生10多次，較大的有4次。即1887年古長堤、1910年尺八口、1949年碾子灣、1972年沙灘子洪流「自然裁彎」。
因為「自然裁彎」，下荊江河曲的彎曲度大為減少，這是一個天然的榜樣，它告訴人們對于荊江，你應該做些什麼，你不應該做些什麼。
荊江無罪，罪在人類。
在湖南城陵磯，荊江河段宣告結束，曲折回環的荊江流水，終于能夠舒緩而自由的長嘆一聲︰洞庭湖到了！到洞庭湖了！八百里洞庭已經風光不再，但，僅剩的洞庭湖仍然是風波激蕩、煙雲浩渺的呀！它現在的面積為2700平方公里，蓄水量178彳乙立方米，為中國第二大淡水湖。湖上風帆來去，水連湘鄂兩省，水面底下沉積著的，波濤之間滾動著的，無論我們喜歡不喜歡，都是歷史。是江湖影響互為關聯海陸巨變的大歷史，是人類擇水而居繁衍生息創建家園的小歷史，這小歷史中還有不少篇章是圍墾毀湖的破壞史。
洞庭湖啊洞庭湖，你從哪里來？你到哪里去？
大約在距今1.4億年前發生的燕山運動之前，現在的洞庭湖一帶，是長期隆起、剝蝕的「江南古陸」的一部分，在大地構造單元上屬于揚子江準地台的江南地軸。
那時的「江南古陸」是沉寂的。自從發生在約2億年前的印支運動，使湖南結束了「海侵」歷史，位于古陸西北的湘西北淺海、東南的湘中淺海相繼撤退之後，除開局部還留有一些海灣與瀉湖外，湖南均已隆起成陸並與「江南古陸」連成一片。開始出現一系列東北一西南向延伸的山地、山間盆地。
沉寂著，並且剝蝕，懷想海潮呢，還是另有所想？「江南古陸」期待什麼？
燕山運動是洞庭湖區地質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為強烈的一次地質運動，它奠定、創造了湖南地貌的基本格局，毫不猶豫地讓江南地軸從中折斷，「江南古陸」的歷史使命從此結束，「洞庭斷陷盆地」形成。
地質學家通常把這一洞庭湖區驚天動地的運動，分為兩幕來敘述。
發生在距今1.4億年前侏羅紀末的早期燕山運動，使湖區邊緣地帶的沉積蓋層全部褶皺，湖區以東的幕阜山等地因岩漿活動形成大片花崗岩體，雪峰山在擠壓作用下繼續褶皺隆起。出現了沅陵一帶的「沅麻拗陷盆地」、「常桃盆地」，東止河袱，北達石門，南抵雪峰山麓，沉降中心在桃源窪蓮山和向家橋，是最大的拗陷區也是開始形成的洞庭盆地的雛形。與之相呼應，湖區東南汨羅桃林、楚塘一帶，也有一個拗陷深度不大的早白紀盆地。這是極為簡略的燕山運動之于洞庭湖的第一幕。
距今約1億年至7000萬年的晚期燕山運動，是第二幕，是**，也臨近結束。表現為強烈的差異升降和塊斷運動，雪峰山一帶進一步隆起上升，其北側的「常桃盆地」加速沉降，拗陷範圍迅速向東擴大，與「汨羅盆地」相連接，形成了西起石門、澧縣，東至岳陽、湘陰，北抵安鄉、南縣，南達益陽、寧鄉的洞庭內陸湖盆。
晚期燕山運動在形成洞庭盆地陷落的同時，也促使盆地周邊原有斷裂的加深，當湖區外圍幕阜山隆起、武陵隆起及雪峰山隆起的差異性抬升顯現時，與洞庭拗陷盆地形成明顯的地形反差。這一系列隆起的外圍山地，因為剝蝕、侵蝕而產生大量碎屑物質，經過風和雨水的短距離搬運聚集到盆地內，以粗碎屑堆積為特色。
洞庭湖是個天意中注定要廣闊而深邃的湖。
根據礫石層與粘土層形成的多種組合沉積特征推測，中更新世初期，隨著湖盆的沉陷，眾多的山溪性河流涌向湖中，粗砂碎屑隨之人湖，砂礫沉積為南厚北薄，說明當時的人湖三角洲也是由南向北伸入湖中的。中更新世中期，水面逐漸擴展，湖泊相互串聯溝通，構成十分寬闊的淺水湖盆，是天然水面的全盛時期，當時湖面北部之水可達今日長江沿岸，包括了湖區邊緣廣大的網紋狀紅土丘陵地帶。中更新世晚期，湖面萎縮，南部大多抬升成陸，北部低陷地帶繼續成為湖泊。
中更新世時，湖區的植被景觀又是怎樣的呢？
在被子植物中以櫟屬、栗屬、栲屬、楓屬等落葉闊葉喬木為主。由此推斷，中更新世時，洞庭湖區及外圍氣候溫暖濕潤雨量豐盈，有充沛的地面徑流，源源流入湖中，大湖之相是以畢現。
我們的遠古祖先快要找到洞庭湖了。
1977年，文物考古隊在常德市北20公里的南坪崗棕黃色粘土層中，發掘出石器三件，打制得較為精細，刃口有微弱的磨剝痕跡，很可能是舊石器晚期的遺物。一個合理的推測是，當更新世末期或者更早一些，華夏大地上的古人類便已經在湖畔徘徊了。這里顯然是理想的漁獵之地，湖周有山，山上草木茂盛、動物出沒，而大湖之水帶給古人類的驚喜更勝其他，人類了解洞庭湖的歷史應是由此開始。♀
近1萬年以來的全新世時期，洞庭湖盆仍具有下沉趨勢。據現代重復水準測量資料，至今湖盆還以每年64毫米至11毫米的速度下沉。可是，在人類歷史時期，因著人類活動的加劇，人為因素對湖盆沉積環境的破壞，已使此種緩慢下沉變得完全微不足道。也就是說在有文獻記載的2500年間，荊江分洪人湖所帶的泥沙，湘、資、沅、澧四水上游的水土流失，人類在湖區寸土必爭的圍湖墾殖，使洞庭湖中越來越多的沉積物，無不重重地打上了環境惡化的烙印。
洞庭湖的出現，為了長江的吞吐容納，也許正是精心地為人類設造的。偉大如洞庭湖的創造者，卻也大大低估了人類發展到後來的貪婪與自私，竟能達到喪心病狂的程度。
洞庭湖為此而加速退隱。
但洞庭湖以精心保存的已發現和未發現的古人類遺址，證明著湖與人曾經相親相愛過，人的歷史因為水的歷史而曾經鮮活。
洞庭湖區迄今發現的新石器遺址巳近50處，全新世初期後，古人類對這個湖已經情有獨鐘了。北岸起始較早，那里的文化遺址與大溪文化（距今5300年至7000年）、屈家嶺文化（距今4500年至5300年）相當。南岸稍晚，大多數為龍山文化期（距今4000年至4500年考古與環境學家據此推斷認為，在新石器早期與中期，洞庭湖面偏南；新石器晚期，南岸陸地淤漲，湖面又向北擺動遷移。
深人的考古研究作了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洞庭湖區的文化遺存絕大多數僅延至龍山期呢？湖區月復地又因何普遍缺失商周文化層？人們可以接受的解釋是︰全新世中期的暖濕氣候環境，使洞庭湖來水增多，湖面擴大，先已成陸的濱湖地帶連同早期人類文化遺址，便一起沉埋于湖中的碧波之下了。
4000年前堯舜時代的大洪水，震蕩著洞庭湖，湖盆之內汪洋浩渺，水天一色。
先秦兩漢時期的洞庭湖究竟有多大，其說不一。古人有「雲夢為大澤，洞庭為小渚」之說。也有史書記載，當時江水能達到澧水下游並分流通過洞庭湖，而荊江南岸至澧水下游的地形為北高南低。今松滋、公安縣境內的古油水——上游為詭水一也是南流人湖的。《漢書‘地理志》稱︰詭水「東人油，油水南至華容人江」。許慎《說文》︰「油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于江。」「入江、入于江」均指匯入「華容縣東南之巴丘湖」。巴丘湖即洞庭湖。安徽壽縣出土的一件文物，為戰國楚懷王六年制作，其銘文中記載的鄂君船隊西南航線為︰「上江，人湘……人資、沅、澧、油，上江，庚木關，庚郢。」表明楚懷王時，水土船只可沿洞庭湖水道上溯，經資水等入湖水口，通今沙市附近的木關及楚都郢。這表明當時湖區西北與荊江連通，而荊江汛期有洪水入湖便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當時荊江尚未築堤，兩岸分泄洪水的天然汊道眾多。還可以想見，其時荊江上游長江流域及四水流域植被完好，有眾多的原始森林，水土流失既輕且微，人湖泥沙較少，湖也深水也清。張衡在《四愁詩》中說︰「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又據《水經注》稱，湘水就是因為「水清深」而被稱為「瀟湘」的。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還使後人看到了洞庭秋水的景色︰「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東漢末年，洞庭湖似乎遇到了一次危機，西洞庭因長期淤積加上圍墾使湖面縮小，湖泊水位因之被壅而高出荊江，因此原先在湖區西北向南流的油水及荊江分洪口穴均被游塞。成書于三國時代的《水經》首次記載︰油水下游改從屬陵以北「東北人于江」。公元5世紀酈道元所著《水經注》也說，當時油水「北流注于江」。油水由「南流」變為「北流入江」，說明漢末到三國初，荊江與洞庭湖發生過一次根本性的江湖關系的轉變，即︰荊江南岸地勢巳變為南高北低，荊江汛期不再泄洪入湖。
江湖關系影響著江湖形態，當江湖隔斷，湖便委頓江便泛濫；江湖相連，吞吐容納自如流暢時，江湖之上便會生出和諧的風情來。
洞庭湖的是次危機到東晉、南朝時，更有增無減。大量流民涌進洞庭湖西岸，出現了洞庭湖史上第一次以政府行為為主導的大規模圍湖墾殖**，其範圍遍及整個湖區，一當時洞庭湖的景觀巳經不是桃花春水、洞庭秋漲了，而是陂障縱橫、堤壩滿目。為此之故，郭璞注《山海經》及酈道元《水經注》中，都曾把洞庭湖稱作洞庭陂。陂，堰障之類，古人對堤垸之稱。《國語周語》有言︰「澤不陂障，川不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史記河渠書》︰「陂九澤。」顏師古注道︰「陂言障遏其澤也。」歷史有大教訓︰洞庭湖曾作洞庭陂。
浩渺大湖開始被切割、分離，為一陂之地，失萬頃之波。
湖高江低、江不人湖的江湖格局，到唐朝時依然如此。洞庭湖盆繼續淤淺，湖水的汛枯景觀巳經十分明顯。張說在《湛湖說詩》中稱岳陽城南的湛湖為「沅、湘、澧、汨之余波」，當夏日雨季四水匯注洞庭，洞庭有水漫溢湛湖亦有水，到冬季時「涸為平陸」，洞庭湖中大概也無水可流了。賈至做岳州司馬時有詩寫深秋之後的洞庭湖「月明湘水白，霜落洞庭干」。還有同時代的別的著作也曾寫到洞庭湖干涸時，湖底洲灘出露，危及魚蝦生存。
唐初又有不少贊美湘水、洞庭水清湖碧的詩句，森林植被可能得到了恢復，人湖之水不是特別豐盈，含沙量似也較少。劉禹錫《送李策還湖南》雲︰「湘水含碧虛，衡嶺浮翠晶。豈伊山水異，適與人事並。」劉禹錫還說過︰「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李諒贊湘江「清可鑒毛發」，劉長卿形容湘水清澈「縴鱗百尺深可窺」，韓愈說洞庭湖之澄透「泓澄堪凝綠，物影巧相況」。不過，唐中葉以後情況變化之快令人驚訝，由感而發的詩人筆下完全是另一種景象了。這告訴我們︰
如果不是人力的大舉參與，湘水與洞庭湖的環境，不會由此直線而下由好到壞的。
刀耕火種，樵采薪伐，使湖南森林植被的情況迅速惡化，柳宗元在《移桂詩》中寫到湘南之地「火耕困煙燼，薪采久剝摧」，那是瘡痍滿目遍地狼煙了。而劉禹錫在《武陵觀火》中，已經用明確的語言，寫山林破壞之後嚴重的水土流失了︰「山林行剪伐，江泥宜瑾涂。」湘水曾經清澈了多少詩篇詞章，可是在僧齊己的關于瀟湘的詩中，說湘江下游「闊去都凝白，旁來盡帶渾」。
湘江的渾濁，是湖南四水及洞庭湖環境惡化的代表，時在唐代末。
唐末五代時，荊江兩岸堤防漸趨完善，洪水位也隨之抬升，江湖關系也開始變化。
荊江築堤始自東晉，是為江陵以上荊江北岸的「金堤」。五代，高季興割據荊南，將荊江南北岸大堤整修成整體，北岸自當陽至拖弟埠，南岸自松滋至城陵肌，各長600里。南岸仍是險情屢出，宋初，石首便以水患出名，江濤凶險，堤不可御。宋神宗時謝麟為石首縣令，遂砌石護堤，「自是人得安堵」（《宋史?謝麟傳》）公安縣因為常常堤決水淹，百姓逃亡，據陸游《人蜀記》說，南宋初一縣竟「不及二千戶」，「地曠民寡」。
荊江南岸的決堤潰口，說明江湖關系巳經逆轉，荊江又開始在汛期向洞庭湖分水分沙，而過去有的分湖入江的河道，這時也轉而成為泄江入湖之途。範致明在《岳陽風土記》中說，藕池口即《水經注》中寫到的清水口，原為泄湖水北入長江的，到宋代卻由「北通于江」而變成「南通于湖」。♀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荊江大水，湖北安撫使方滋派人扒開河堤向南岸擴大分洪，為削減荊江洪峰的應急措施，開荊江防洪中「舍南保北，以鄰為壑」的先例。
宋代時洞庭湖為荊江分洪水流所影響，湖泊水情與泥沙狀況發生深刻變化，汛期荊江洪水由水位頂托變為倒灌人湖，「荊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涌，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為之改色，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旬日乃復，亦謂之‘西水’；其水極冷，俗雲岷峨雪消所致」（《岳陽風土記》這一段記載很有意思，語言也生動有趣，所謂「翻流水」，因「逆泛洞庭」；所謂「西水」，乃西來之水，而且極冷，岷峨化雪也；但最動人心魄的還是「瀟湘清流為之改色」，濁流浩大，清流不敵。
洞庭湖的汛枯落差更大，洪水位時湖面四望無際，「凡闊數百里」（《北夢瑣言》），這氣象是十分浩然了；但洞庭湖又是如此好走極端，當「秋水歸壑，此山後居于陸，惟一條湘川而已」。這里所說的「此山」即君山。君山之贊還有這樣的詩句︰「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許棠）這是山在煙波浩渺中了；但到了冬日，卻能涉水而過，「冬深水落’渡江肩輿以行」。洪枯對照，大異其趣。其時汛枯兩季的劃分，大致以農歷四月初及十丹初為界，北宋張舜民《郴行錄》記道，洞庭湖「每歲十月以後，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江可辨；余時彌漫，雲涯相決，日月出沒皆在其中」。
荊江大堤使洞庭湖口水位壅托向上，荊江泥沙趁機大量入湖紛紛淤積，湖上漁人在江冷湖寒時不是打魚而是拾魚，一次可拾數百斤。
洞庭湖的災難還遠遠不止于此。
唐代洞庭湖西岸的圍墾已有相當規模，但田垸經常被洪水所毀，其實是湖與人之間的拉鋸戰，「你搶我的湖，我毀你的田」。這是一種必然，當圍墾蠶食使洞庭湖面急劇縮小後，洪水位除了逐年增高之外，便沒有出路了。于是堤垸年年有險情，堤高水也高，水高堤更高。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公元689年，武陵縣令崔嗣業修「槎陂」，又修「崔陂」，再修「津石陂」，代表了唐代對西洞庭湖垸區的大規模整修。後來大多毀于洪水而廢棄。公元770年韋夏卿重修「槎陂」，1000多頃，8年後又毀。公元805年，沅江突發大水，洪流一瀉千里，田垸復歸于湖，「流萬余家」。公元821年、822年，李翱等再造「崔陂」、「津石陂」及「右史堰」等。「據此估算，僅當時武陵縣——今常德市武陵、鼎城兩區一在洞庭湖西岸的圍墾面積就達40萬畝以上、《洞庭湖的變遷》，卞鴻翔、王萬川、龔循禮當時洞庭湖西岸，田垸相連，長堤相接，成為洞庭湖區的一種景觀——在洪水未曾毀堤淹沒之前。劉禹錫貶官至朗州時，寫的不少詩均與堤有關，如「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檣堤上樓」，「長堤綺繞水徘徊，酒旗相望次第開」。如此看來，當時堤垸已經是村市、碼頭、商埠、水陸要道了。
如此繁榮的圍墾對洞庭湖來說只是意味著︰湖面進一步縮小。傍水而居，以水為生乃至靠堤發財的大戶們從未想到過洞庭湖一湖之水將往何處去？
《洞庭湖的變遷》說「當時整個洞庭湖區的天然湖泊面積不過3300平方公里左右，較之魏晉南北朝時縮小了近一半。」魏晉南朝時有詩雲︰「洞庭八百里，幕阜三千尋。」唐宋的詩文中屢有洞庭湖八百里之說，似應源出于此，而無實地測算的記載，是汛期水漲洪波涌起的形容，極言其大，不足為憑。
宋代在洞庭湖的圍墾更甚于唐朝。北宋末年，北方戰亂，中原人口紛紛南遷，官豪地主趁機強佔湖田、招攬佃農，而築垸圍田，廣袤百里。《宋會要輯稿》說，岳州府轄下濱湖各縣圍湖田畝無法統計，只好按所有種子糧的多少來納稅。圩內垸田「桑麻蔽野」、「比屋連檐」，有的一鄉就有「丁口數十萬」（《金佗蔣編》卷烈）。
人啊人，水來了，堤決了，田淹了，怎麼辦？
1153年，即南宋紹興二十三年，長江流域特大洪水，發生在上游，城浸廟毀，「毀壞廬舍數千」，金堂、合川、三台、遂寧頓時哭聲遍野，流民無數。水至中游，荊江洶涌，洞庭湖私墾、官墾、軍墾之下，僅沿荊江便「墾田十八萬八千余頃」，漸狹而溢，除卻沒頂，夫復何言？
沅江水漲，「平地丈有五尺」。
是次洪水是全長江的大洪水，到底沖毀多少家園，死了多少人，已無可查證。推算萬縣最高水位為149.46米，宜昌為58.06米，相應洪峰流量為928000立方米7秒，估計重現期為210年一遇（資料摘自《中國大洪水》，中國書店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三江總會堤防考略》說︰「宋為荊南留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堤以防水，故七澤受水之地漸湮，三江流水之漸狹而溢。」顧之所謂三江，以漢江為北江，荊江為西江，洞庭湖水系為南江。
信哉！斯言。流水之道因何「漸狹而溢」？七澤受水之地為什麼「漸湮」？這是一個在歷史上十分簡單的問題，答曰︰因為圍墾。可是這樣的簡單重復還將繼續下去，便再湮再溢。
如同真理總是簡單的一樣，錯誤也是簡單的。不同之處在于︰簡單的真理不容易發現，簡單的錯誤很容易重復。
元代時對洞庭湖有了一些深刻的反思，對宋時「保民田以入官，築江堤以防水」的「荊南留屯之計」不乏批判。認為是「射小利、害大謀、急近功、遺遠患」（《重開古穴記》，林遠元時的洞庭湖圍墾一片蕭條，對屢築屢決的荊江南岸大堤已經束手無策。1308年，即元武宗至大元年下詔在江陵路三縣合開六穴，即江陵郝穴、監利赤剝、石首楊林、調弦、守穴和小岳6個穴口，到明初，除南岸調弦口，余皆堙塞。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長江上游又發特大洪水，荊江潰堤決口幾十處，最為險要的是枝江百里洲、松滋朝英口、江陵虎渡口、公安搖頭鋪、石首藕池口等。古籍所記，語必驚人︰「諸堤盡決」，「積尸逐波」。清道光重修的《洞庭湖志大事記》稱1560年的洪水，「山水內沖，江水外漲，洞庭泛濫如海，傷壞田廬無數。水發迅速，老稚多溺死者，尸滿湖中，漂流畜產，有連人連房浮沉水上猶戶未開者。蓋是歲之潦為古今僅見雲」。
人有各種死法，有時死于夢中。
明代的洞庭湖堤防是格外脆弱的，而荊江泥沙、湖中淤積卻日甚一日。朱元璋奪取天下權力後，因洞庭湖曾是陳友諒的糧草補給基地而耿耿于懷，加稅重征，以示懲戒。地主農人紛紛逃跑，人去圩空，堤岸失修，田為湖荒。萬歷年間及以後雖有修補，竟「愈修愈塌，隨築隨倒」（《岳州府志》）牧耕之區，委之洪流，「地有半年不見天，人有半年不見地」。有明一代，洞庭湖的水災記錄散見于濱湖各縣的地方志，或官員報告、詩文中，可謂比比皆是，觸目驚心。楊褫在《復鄧巡察書》中說，常德府四縣之田「外高內卑，只仗尺寸之堤為之藩隔，頻年雨婬，遂以澇告」。武陵堤垸潰裂，「水之為災，遂日甚其決也」（《新堤詩序》），胡焯龍陽（今漢壽）「泛濫相仍，坍塌日甚，滄田之變，多為平湖」（《青公祠記》），薛俊安鄉縣在萬歷十六年（1588）年以前，官方政府從未出資毫厘修固堤防。袁宏道在《安鄉重建縣堂記》中說，安鄉「自唐以來始狹」，「割湖水之余以為都，閭進荒荒然」，田淹地沒，農人只好捕魚撈蝦為生，催交稅糧時因無糧可交而被抓進縣衙門的，全是捉小魚小蝦的勞苦百姓。安鄉縣自正德十一年大水之後，嘉靖三十九年、四十四年，隆慶五年，萬歷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屢遭大水，「民弗堪命《安鄉縣堤垸記》，楊繼韶華容縣苛稅糧每畝三斗五升，全縣積欠稅糧10多萬石。苛政之下「民皆逃竄」，永樂十年大水，淹48垸。其後1年間又發大水，「七十二垸皆潰」，「凡農圃場囿盡為馮夷所侵佔，而茅茨土壘且化為黿鼉之窟」（《荊南荒政序》，王在晉｜。華容在明初全縣共設行政區76「里」，永樂時19「里」，明末只剩12「里」。華容一縣在明亡時，5/6的垸田均巳毀廢還湖了。
廢田還湖的根子在歷年的無度圍墾，洞庭湖不堪忍受之下，只能決溢奪回失去之地。另一方面，由于長江上游生態環境日趨惡化，到荊江時洪水位的抬升也勢在必然，造成對洞庭湖的壅托。萬歷年間袁中道在《游岳陽樓記》的描述甚為精彩︰「洞庭為沅、湘九水之委，當其涸時，如匹練耳。及春夏間，九水發而後有湖。然九水發，巴蜀之水亦發……九水愈退，巴江愈進，向來之坎竇，隘不能受，始漫衍為青草、為赤沙、為雲夢。」《新堤詩序》也說「岷江之漲，橫拒不相受，下流不行，而水之為災，遂日甚其決也」。洞庭湖的泥沙淤積，也導致了湖泊汛期水位的攀高。泥沙主要源于荊江及四水流域，明代湖南境內的森林資源，不止一次地為掠奪性砍伐所毀，或可說湖南若干地域的草木荒敝、水土流失急劇加重，明代罪無可逭。《明史’師逵傳》記︰永樂四年（1406年），明成祖為建北京宮殿，大興土木，派師逵到湖南負責督察，且專采大木、名貴之木。大木、名貴之木養在深山，山高無路，「逵往湖南，以十萬人入山闢道路」’然後大肆砍伐。1426年，即明宣宗宣德元年，又在湖廣采木，一次采伐的「松杉大材」就是7萬余根。四水上游森林植被的減少所造成的惡果，只能是加重水土流失。湖南歷代文士均以湘江水的清澈自豪，人詩入文皆可生情，到明代，「比會眾流，下洞庭，始濁」。人們也已經發現，「洞庭水淺，止是面闊」《廣志繹》。
明萬歷十三年（1585年）馮仁軒曾繪有洞庭湖區的「巡哨圖」，圖已不存，當時閱過「巡哨圖」的人記載，湖中巡哨範圍上哨自岳州府南津港至長沙湘陰縣，中間經荊埠港、河公廟、萬石湖、鹿角、琢鉤嘴、磊石、青草港、顏公埠、橫嶺、蘆林潭等，各哨間注明水程，計215里；中哨自君山後湖至常德傅家圻，中經菖蒲台、石門山等，水路計245里。再自菖蒲台以西經團山、吉山、古樓山至明山，水路共145里。上述地名，明代均在湖中，可見當時湖泊規模。洞庭湖水面約5600平方公里左右，相當于現在湖泊面積的2倍（《洞庭湖的變遷》）清代，是江湘洞庭幾乎無歲不泛濫的1時代，「四方認墾」之下，又是圍墾再起**的時代。
清代之初，荊江堤防形勢嚴峻之極，分洪水口只有調弦、虎渡二處。元、明時，調弦口屢游屢疏再游再疏，到大清國時又淤塞得差不多了。虎渡為兩岸堤防約束，又爭相建築護岸石磯，口門僅一丈多，束狹如此，何能分泄？何來順通？康熙十二年（1673年），吳三桂起兵反清攻宜昌，為運糧及運送火炮船只通過，拆毀石磯重挖虎渡口，拓寬至數十丈。當時荊江兩岸一片混亂，眼看戰火將起，人們只顧逃命，堤岸廢棄垸田還湖，「一望蘆獲飄飄，概曰洞庭積水之汊」。
不過，上述景況或是明代遺留或與少數年份戰亂相關。總的來說，清政府實行的是「勸民墾種」的政策，並作為「政績」以備對湖區地方官的考核。中國官場從來都有弄虛作假的傳統，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官員為升遷有望強令圍墾之余，將未墾之地充數見報，再攤派稅糧充數，美其名曰「責民認墾」。1697年，漢江大水，湖北災民紛紛南下，加上福建、廣東和江西流民，如潮不絕涌往洞庭湖區，圍堤墾田。清政府還分出「官垸」、「民圍」’乾隆五年詔令說︰「凡零星土地可以開墾者，听民開墾，免其升科。」四面八方呼嘯而至，在湖濱築堤墾田，堤「不下九百余處，積八十萬步，當千里稍贏。往日受水之區，多為今日築圍之所」《墾濱湖荒土移詳》，嚴有禧自康熙至乾隆，只數十年，《湘陰縣圖志》說︰「康熙時督民開墾，至乾隆中葉，報墾者六十九圍」，「西鄉田土之盛，無若乾隆之世」。沅江也不在湘陰之後，計有官圍八處，民圍六十八處。明末以來棄為狐狸之場的毀堤廢垸，到乾隆時「煙火村廬相望，蔚然稱盛焉」。
西洞庭湖區的安鄉縣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時，田、地、塘數為1600余頃，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已達3390多頃。安鄉本來少地，是水澤之鄉，53年所增加的1790頃田畝，全是從洞庭湖的波濤之下搶奪而來的。如此等等，記不勝記。
從荊江到洞庭湖參關于洞庭湖的種種，其實就是一個「怪圈」︰圍墾使土地增加了，這對于緩解人口增多、難民洶涌所引起的糧食危機是有益的，也可充實國庫、彌補度支。但隨之而來的必定是因著湖區淪陷而導發的洪澇水患，民不聊生。
為著破解這個「怪圈」，就必須達到某種程度上的平衡，這一「平衡」大體上包括︰水土平衡荊江與四水的森林植被保持為重；江湖平衡荊江與四水入湖水量的調控為重；湖地平衡——適量圍墾土地而以保全洞庭湖為重。
總而言之是︰小心翼翼地維護生存環境中的生態平衡。
注意到了此種平衡的，不僅有今人也有古人。乾隆、嘉慶年間，湖南巡撫蔣溥、楊錫紱、陳弘謀、馬慧裕先後上疏請禁圍止墾。蔣溥于乾隆九年奏言︰「近年湖濱淤地，築墾殆遍，奔湍束為細流，洲渚悉加堵築，常有沖決之患。」蔣溥並進而直諫︰「臣以為湖地墾築已多，當防湖患，不可有意勸墾。」勸墾乃大清國策，一省巡撫敢說「不」字，也算不容易。但，因地方官紳富豪為掠取更多之地，圍墾勢頭實難控制，陳弘謀之策有點快刀斬亂麻的意思了︰「多掘水口，使私圍盡成廢壞，自不敢再築。」乾隆還真的查禁了一些私圍垸田，如湘陰蓮蓬寨、楊林寨等，至道光，改頭換面更名為廖家山、郭家灣修而復出。
洪水失調，節度乏力，荊江大堤除了「加高培厚」別無良策。堤高一尺，水高一丈，沿江各縣潰堤崩岸決口而淹的災情有增無減。嘉慶元年（1796年）荊江大水，「堤塍均被漫淹，人民蕩析離居」，「至八月底水深尚有**尺」。次年，沙市以東之堤又潰一百余丈，江漢平原的監利、天門、兩陽等被淹。道光年間的荊江大堤，可謂漏洞百出、搖搖欲墜，《監利縣志》稱︰「十年中少則決二三，多則決四五，甚者頻年決。」治水之策，實在不能沒有堤防、大壩，可是人們又不能不深長思之︰浩然之水是堤防大壩能一勞永逸地阻擋得了的嗎？
魏源考察了兩湖水利後，在《湖廣水利論》中有精闢之見，他認為數十年中「告災不輟，大湖南北，淹田舍、浸城市、請賑援，無虛歲」的根源，在泥沙淤積與圍墾過度︰
「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狹一日，而上游之沙漲日甚一日，夏漲安得不怒？田畝安得不災？」魏源主張派出大員，「遍勘上游’如龍陽、武陵、長沙、益陽、湘陰等縣地，其私垸孰礙水之來路；洞庭下游，如南岸巴陵、華容之私垸，北岸監利、沔陽之私垸及汀洲，孰礙水之去路」，然後「導水性，掘水障」，「毀一垸以保眾垸，治一縣以保眾縣」。
魏源是在尋根究底了，他主張的「遍勘上游」及下游以弄清「孰礙水之來路」及去路，然後「導水性，掘水障」，是順！應自然規律的。他所指出的「上游沙漲曰甚一日」之憂，實際上說的就是水土流失，洞庭湖的命根、禍根均在上游。倘若魏源更加直接地提出，在上游之地保護森林，廣植樹木，以保水土而求水之安瀾地之安寧，那麼魏源就是世界生態環境學的第一人了。
道光末年，王柏心的《導江三議》也頗有見地，建議疏導虎渡口，「分江水大半南注洞庭」。王柏心還主張對荊江大堤的決口不應堵築，而留作分流水口，「南決則留南，北決則留北，並決則並留，因任自然而可以殺江怒、紓江患，策無便于此者矣」。王柏心的導江之策沒有得到實施，或者說無人敢以此為之。其實不妨一試，堵了幾千年堵不住，試一回不堵又如何？當然在不堵之前要有周密策劃、疏散、安置等等是又一個大工程了。況且今日荊江兩岸人口之密集、城鄉之繁華已非王柏心時可同日而語。
清朝乾隆以後的洞庭湖圍墾形勢，大有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的意思。湖區之外，又墾到了丘陵山區，在清初還是老林深谷、地曠人稀之地，後來卻是「尺寸隙土，無不闢谷」，以致雖過去是「深山窮谷」，後來卻有「煙火萬家」。至此，湘江流域草木凋敝，幾乎不再有像樣的森林，一派「童山濯濯」，並且缺柴，缺柴是古往今來一地一縣森林被毀的最確鑿的證據，善化柴炭價格「數倍于昔日」《善化縣志》，嘉靖年當時要老百姓墾殖山林，並「廣種雜糧」。《巴陵縣志》對此回顧而評價道︰「自今以觀，則因種雜糧而恣開墾，山土浮動，一值大雨時行，隨高水而沖注，以致湖汊泥淤，易成泛濫，近山膏腴且屢遭沙壓成廢，此又恤民瘼者所當為也？」這一記載極有現實意義，「近山膏腴屢遭沙壓成廢」這句話告訴後人，巴陵近山富饒之地已經開始沙漠化，時在乾隆年間，所謂「康乾盛世」之際。
當「盛世」時，土地很容易沙漠化。
魏源也持此論︰「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敗葉殘根，歷年壅積者，至是皆鏟挖疏浮，隨大雨傾瀉而下，由山人溪，由溪達漢、達江，由江漢達湖，水去沙不去，遂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淺。」湖泊洪枯，在詩人筆下又是別一種感嘆了，袁枚《過洞庭》有句道︰「我昔舟過洞庭湖，萬頃琉璃浪拍天；我今舟行洞庭雪，四面平沙浪影絕。」「春自生，冬自槁，須知湖亦如人老！」《大清一統志》說，洞庭湖「每夏秋水漲，周圍八百里，其沿邊則有青草湖、消湖、赤沙湖、黃驛湖、安南湖、大通湖，並合為洞庭。至冬春水落，眾湖俱涸，則退為洲汊溝港」。當乾隆之世，西洞庭湖已經敗象紛紛了，如《安鄉縣志》所載︰「隨其漲落，彎環數里，支流而合大水者曰港；水落復流，大者數里、小者二三里者曰湖；眾水相合而入者曰口；深隈不竭可以藏魚者曰窖；湖泊之間隆然而起者曰洲；低溺之所可樵而可漁者曰澥。」如是觀之，對洞庭汛期的洪波泛漲田湖莫辨的盛況，要作更進一步的分析了︰
部分原因是因為湖底泥沙淤積抬高、湖泊水面縮小所致。
對整個洞庭湖區，當時汛期水勢大小主要取決于入湖的南水大小，漲水時間長短取決于洞庭湖出口以下的長江水位高低，嘉慶重修的《湖廣通志》說，在入湖諸水中「惟湘、沅最遠，故每歲視二水大小為湖面廣狹，而消長遲速則又視江、漢為歸。若江、湘並漲，湖將不雨而溢」。
道光年間為洞庭湖擴大的全盛時期之說，雖然流行卻並不可靠，很可能是適得其反︰洞庭湖因天然水面急劇萎縮而危機重重，「其湖面估計至多不會超過4000平方公里」《洞庭湖的變遷》），這一判斷可以得到道光年間不少學者論湖記載的支持。魏源說︰「自江至澧數百里，公安、石首、華容諸縣，盡佔為湖田」，「私垸之多，千百倍于官垸、民垸；私垸之築，高固甚于官垸、民垸。私垸強而官垸弱，私垸大而官垸小」，「向日受水之區，十去其八矣」。魏源所說的私垸與官垸的比較，實際上指出了一個事實︰洞庭圍墾已完全失控，在道光年間已是全民運動，人人得而墾之，佔為己有，是為私垸也。
中國的事情只要弄到這個地步，大體便是無法收拾了。
道光末年，主張決而不堵的王柏心也說︰「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也，闊不及向者之半。」由此可見，19世紀中葉的江湖關系，已經毫無平衡、和諧可言，勢如累卵，一觸即潰了。荊江大堤加高培厚，年年如此，人之可為者；荊江洪水隨之上漲，洶涌奔突，人之不知者。侯世霖的《江防論》說得透徹︰「土積如山，水激亦如山。」這正是清初以來，圍墾失度，泥沙並下，築堤死守而忽視江湖蓄泄涵養水土的後果。
乾隆以來，荊江南岸大堤陸續加高了一丈多，對此種「堤加如山，水高于田」的隱患，作出正確預言並警告清政府和世人的，是侯世霖，他在《江防論》中說︰
陵谷變遷，何可勝窮。撼蕩崩潰，勢所必至！咸豐、同治年間，荊江南岸藕池口、松滋口相繼決溢，「撼蕩崩潰」，終于來臨。咸豐二年（1852年），石首縣的荊江南岸大堤潰決；次年汛期，荊江洪水由藕池口南下奪佔華容河西支與虎渡河東支故道人湖。同治九年（1870年）長江特大洪水，松滋龐家灣與黃家鋪同時決口；同治十二年再決，江水由兩口奔騰南下。
藕池、松滋潰口，人湖水量激增，洞庭湖區形勢在汛期的風聲水聲中幾無安寧了。民國《安鄉縣志稿》稱︰「每當夏秋，縣境泛濫，惟黃山附近湯家崗等處未遭淹沒，余皆堤垸潰決」，「洪水橫流，人口銳減」，「荊水建銀，河流改道，縣治勢成島嶼」。這是說，縣城已成孤島。而彭日曉在《王軍門救堤碑記》中所言，也極盡感傷︰「一片汪洋，百里為湖，堤之未付流波者，如額上修眉、鰷魚背影，數痕而已。」漢壽人徐蔚華的《洞庭湖七十年變遷記》寫劫後安鄉︰「同治九年冬，舟泊安鄉縣治。見縣官衙、教諭各衙署破壁頹垣，街衙蕩盡，人民逃徙。詢之土人，則曰︰夏秋水滿之時，全縣皆淹，止黃山片土浮水面耳！」東洞庭湖畔的人們本已熟知湖中水勢有小、中、大三種之別。水勢小，君山退居于陸地，港口舟楫不通；中則君山人水，沿湖48港汊均能泊舟；水勢大，江湖混流，水漫連天，有廬舍被淹沒。自兩口崩潰後，洞庭湖已不見水勢小的時候，而是「大水十常**，中水無歲無之」《巴陵縣志》這一時期「洞庭湖泊面積達5400平方公里，也是近代洞庭湖進人最盛時期的實際湖面大小」《洞庭湖的變遷》從太平、調弦兩口分洪到1852年、1870年藕池、松滋崩決而成為四口分流入湖，洞庭湖水勢滔天，沅湘二水的下游盡成澤國。四口水流同時帶來的是更多的泥沙，江水一石’其泥數斗，游積日高，洲渚再現。《安鄉縣志稿》謂︰「荊水含泥而下，陸續成阜，牟利者遂次第修築，草萊蘆葦，地廣人稀，長、益、湘、寧及禮西人民趨之若鶩，視此為殖民地，由佃而主，由散而聚，由少而多，此縣以堤垸為生命、客籍佔多數之歷史也。」清光緒年間，湖南布政司以「息爭端而裕庫收」為名，號召百姓納資承墾，凡繳100文即可領照墾田一弓（約5畝）圍墾之風又盛，游塞又起，如是往復。
進入民國，軍閥混戰社會動蕩，湖區水利機構經常改組，官僚政客以治湖為名借公營私，尤其是名目繁多的「墾照」，集中表明洞庭湖的災難又要雪上加霜了。
所謂墾照就是可以墾田之照，繳錢領照，悉由開墾，一切不管，發照的只要能賣到錢便萬事大吉。游地尚未出露，先發「待潮照」，然後是「準墾照」等等。1918年，省長張敬發布命令︰繳費辦照，領畝圍墾，築堤圍垸。官僚地主湖痞水霸聞風而動，先得墾照再劃地盤然後招來佃農圍湖造田，佃農還要在動工前先繳每畝幾斗至一石的「進莊谷」，再繳堤工費，修堤時又都是佃農無償付出勞力。這就是民國時期風行洞庭湖墾區，使多少官僚豪紳大發其財的「領照圍湖一本萬利」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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