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上黃金瞳-第328章危險的氣息
說起來，華夏跟印尼之間的關系可是很深的，往上追溯，至少也能數到一千多年前。文字首發
早在東漢時期，許多華夏人就遠涉重洋，來到了印尼蘇門答臘島上的巴鄰邦耕植（那個時候越南北部很大一部分地區都屬于交州管轄，從漢朝過去不算太難，沿著海岸線南下就行了）；唐宋時期因政治原因流落到東南亞的人也不少；而到了宋元交替時期，不少宋朝遺臣流亡海外，到了南陽，如宋朝遺老鄭思肖就逃居印尼爪哇；明朝末期的情況也差不多，明朝的福王子、唐王子也先後越海到了爪哇；清朝時也大致如此，康熙收復台灣之後，一些不願降清地鄭克爽政權將士也從台灣搭船轉到了爪哇。
而除了這些因為政治原因而移民的人之外，因為其他原因背井離鄉的人也不少。
明代以後，由于沿海資本主義地萌芽外貿易地發展，土地兼並日益嚴重，華夏內部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東南沿海一帶許多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紛紛渡海謀生。之後，又有華人因為各種原因陸續從華夏遷來，他們中主要成分為商人、漁民、留學生等等。這部分人主要為男性，來到印尼後，部分人與當地人通婚，扎下了根。
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雅加達後，百業待興急需勞力，他們看中了勤勞地華夏人，因此千方百計地招攬華夏移民，甚至不擇手段地采用強盜行徑，派遣武裝船只到華夏沿海劫掠人口，並佔據了台灣，後來鄭成功將他們驅逐出去之後，荷蘭人對台灣的野心也一直沒有熄滅，直到施瑯將台灣打下來之後才漸漸退縮了回去。但到這個時候，被他們擄去的華人已經不計其數，很難統計了。
老實說，在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前，華人和印尼居民雙方並無大的糾紛，甚至可以說是和諧相處。但是後來荷蘭殖民者挑選少數上層華人和上層原住民充當其代理人，實行經濟掠奪，卻讓眾多從事小商小販的華人背負惡名。
為了把當地人反荷的情緒轉嫁到華人頭上，荷蘭殖民統治者不斷挑撥原住民和華人之間的關系，以坐享漁人之利。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印尼華裔就成了印尼政局從不間斷的集團利益斗爭的代罪羔羊。
六十年代，經過長期策劃和準備，印尼總統蘇加諾頒布了嚴厲的法令，宣布嚴格限制華人商業活動；禁止華人在縣以下地區的所有商業活動；強制華人結束小商小販的生意，並必須離開縣以下地區，並由此而掀起了**以來最嚴重地**排華浪潮。
等到進入蘇哈托執政時代之後，為了擺月兌經濟上的困境，印尼政府將對華裔的經商限制放開了一些（印尼人很懶的，因為當地環境濕熱，水果等物產非常豐富，就算不事勞作也不會餓死，所以印尼人的進取精神非常差，跟勤勞的華夏人沒得比。所以，在封建的農業社會中，印尼猴子可能會過得比較舒服，放到現代商業社會中就不行了），但在政治上卻實行了一系列更加嚴厲的強制同化政策，扼殺作為印尼公民的華裔在其他領域的權益，扼殺其平等的公民權。
比如說，禁止華裔參政參軍；關閉華文學校；限制華裔進大學；嚴禁使用華文；華裔要放棄華文姓名，用印尼文改名換姓，並在華裔居民證上打上記號等等。他們公然違背聯合國關于人權的宣言和公約，嚴重侵犯華裔的基本人權，進一步把華裔族群與其他的族群對立了起來。
自蘇哈托上台以來，大大小小發生了十多起排華事件。由于蘇哈托政權的基礎未動搖過，所以每次排華事件只是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而受到控制，沒有進一步擴大以致動搖其政權，目的達到後就平息下去，之後又利用華裔振興經濟，再出現這種狀況，仍然這般做法。如此反復，屢試不爽。
說白了，華人在印尼的地位就是被圈養的豬，養肥了就宰一次，然後給他們一段休養生息的時間，等下次肥了再宰，從來沒有被平等地對待過！
悲哀的是，在蘇哈托執政的三十多年間，廣大華裔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了，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被扼殺了公民權益，以及早已潛伏著的，關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機。
按說，如果這種平靜的日子持續下去的話，印尼華人除了被當成養肥的豬宰幾次之外，倒也不會遭遇太大的磨難，但可惜的是，從去年年中開始，橫掃亞洲的金融風暴爆發了，印尼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印尼全國的赤貧人口急劇增長到了八千萬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民眾生活困苦，階級矛盾空前激烈，民眾對此感到極度不滿，長期積累的怒火即將爆發。伴隨而來的毫無疑問是罷工、示威和騷亂，將會嚴重威脅到蘇哈托政權的統治。
在這種情況下，蘇哈托政權很自然地考慮起了將火山熔岩引向印尼社會中最沒有政治權力的那一部分華人。華人就是蘇哈托政權的排汽閥，多年以來，每當民怨沸騰要將社會炸裂時，這個排汽閥就會被啟動，這樣蘇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經濟統治就能躲避沖擊，繼續存在下去。
這是蘇哈托統治結構中的最黑暗、最隱秘而又必不可少的一環，其意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是同樣的。只有把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把階級怒火轉化為種族仇恨，同時將華人宣傳成所謂的不信仰斯蘭教的居民，可惡的異教徒，才能維持一個剝削壓迫的社會結構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說，種族主義實際上也是任何一種階級統治政權的不可或缺的構件。即使是特別愛標榜民主的美國，也是以對黑人和黃種人的種族歧視作為其社會穩定的排汽閥。三k黨和印尼的極端排華勢力從本質上來講是一回事兒，統治集團的主流在平時也看不起它們，但卻深深懂得極端右翼勢力的存在的重要性。
這樣的說法在有些人看來可能有些過于黑暗了，但實際上，印尼排華騷亂事先並非沒有征兆，從三月份起，印尼各地就發生過多起有計劃的針對華人的騷亂行為，甚至可以追溯到九七年底就密集生的針對華人的暴力案件，種族話題最近一直就是印尼媒體的熱門話題（這也是胡剛和王銳能夠察覺到印尼將會發生大規模動亂的原因所在）。
更有甚者，蘇哈托政府為了轉移在亞洲金融風暴中的無能（印尼盾的貶值程度在所有受到金融危機波及的國家中是最厲害的），甚至多次公然暗示是印尼華人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掠奪了印尼人的財富，想著將民眾的注意力轉移到種族矛盾上去。
而蘇哈托的女婿，印尼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曾擔任特種部隊司令的普拉博沃中將，則考慮到蘇哈托即將去職之後整個家族所面臨的困局，想要重新把軍政府引入印尼，繼續延續蘇哈托家族在印尼的統治權，因此一手策劃了這一次的騷亂。
雖然還沒有付諸實施，但是騷亂的小道兒消息已經彌漫在整個雅加達，這幾天，印尼政府傳出了總統蘇哈托將會在幾天後赴埃及出席一個國際會議，印尼軍方的主要將領也「恰好」要集中到東爪哇參加一個典禮，很多國際人權組織派駐到雅加達的觀察員與國際媒體記者都敏感地嗅到了危險的氣息，華夏官方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知道可能會發生暴亂是一回事，怎樣應對，能不能使上力又是另一回事。
前面也說過，印尼的華人在政治上分為親共派和親台派，當初新華夏建立之後，華夏政府並沒有忘記當年因為戰亂等因素，躲到印尼等南洋諸國的華人，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總理，甚至親自跑到南洋去，邀請這些華人回國，甚至許諾安排好工作和住房，幾乎比現在的海歸科學家的待遇還好！
只可惜，除了一部分親共派華人外，當時絕大多數華人都不願意舍棄自己在當地的財富，回到百廢待興的華夏來。
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說起來，在印尼的排華事件上，華夏政府沒有什麼立場去采取行動，1965年那次，主席也不過是出于義憤才做出了那麼大的反應，實際上，華夏政府並沒有權力去管這些華人，這並不是很多人認為的軟弱，而是有事實和法理依據的。
因為，印尼的華人，其實就相當于是新大陸發現時達到美洲，並加入了美國國籍的英國人一樣，是地地道道的印尼公民，而不能算是華夏公民了，周總理能夠親自出面邀請他們回國已經是仁至義盡了，華夏政府能管他們一代兩代，卻總不能世世代代都管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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