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分兩頭，各敘一方，故事還得說回2002年春節前後。
話說原擬見異思遷的方延平，在被其姐姐方延英寫了一封信教育一番後，確實又踏踏實實工作了幾個月，業務水平也精進不少。雖然有不少小毛病，但樊婷總的來說還是滿意的，並從衣櫃里選出一批合身的衣服送給方延平。
很快到了教師節，方延平在送幾束花到市衛生幼兒園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名叫文精進的湖南老鄉,這位同樣是在農村長大，家境貧寒，沒有讀多少年書的小伙子，長有一副善于說話的嘴巴和一個讓人羨慕的身段，見到方延平後，也就那麼甜甜的幾句話，雙方留下了電話號碼，建立了交友的渠道。
後來，他倆在電話中一來二去，竟然成了每天不談不休，比親爹還親的朋友。當然，方延平不願意跟夏天夫婦講的話，都願意跟文精進講。當她向文精進提出，在花店打工太累，想換一個當文員的單位工作時，文精進好像無所不能，答應盡快給她挪窩。直說得方延平心花怒放，恨不得將心掏出來讓他咬上一口。
這事說歸說，等到過了2002年春節還沒有什麼音信，方延平埋怨文精進只有嘴上功夫，光說不練，中看不中用。而文精進則信誓旦旦地說，不出兩個月，保證給她好消息。
三月二十二日，方延平像往常一樣準時上班、開門，忙活了一段時間後，在停下來休息的時候，電話鈴聲響了。她接了電話知道是文精進打來的，忙用湖南話對答著。過了一會兒，她用異常興奮的聲調說︰「謝謝您啊！真的很感謝！」
而這一天，正是一年多以前方延平從湖南老家來到深圳的當天向樊婷要求預付工資給母親治病的日子，後來，每個月就以這天給她發工資。
上午十點鐘，樊婷將當月工資悉數發給方延平，她收妥工資後，向樊婷提出辭工，明天就要離開。
樊婷卒不及防，問道︰「是不是做得不開心？」
方延平說︰「不是。」
樊婷又問︰「是不是有人欺負你？」
方延平說︰「我都長那麼大人了，自己想出去闖蕩一番。」
樊婷又問︰「你是找好了單位，還是走出去才找？」
方延平被糾纏不過，說道︰「我的一個老鄉幫我在浙江溫州找了一個化妝品公司的文員工作，先搞駐店推銷。我明天就走。」
樊婷說︰「你要離開我這里，事先跟你家里聯系了嗎？」
方延平說︰「還沒有。」
樊婷說︰「你也是大姨介紹給我的，一般來講，你不做了，要提前一個月告訴，讓我們好找人接替，這樣才比較厚道。最好提前十天也可以，你說呢？」
方延平執意要離開深圳到溫州發展，一定要明天離開。
夏天夫婦無奈，總結出一個教訓︰跟這些人打交道，不能仁慈，手中要有掌控得住他們的東西，否則，只能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後來，夏天翻開《深圳特區報》，一條像火柴盒大小的廣告映入眼簾︰「桂鐘家政幫你忙，康泰樓上好商量。電話︰0755－24×××××。」
夏天對樊婷說︰「康泰城離我們近，明天上午我們去看一看。」
第二天早上，方延平連早餐也不願意吃，就提著大包小包離開夏家趕往溫州。幾天後，令她特別失望的是︰她這個名叫文精進的老鄉是把她送進了溫州的一家有點規模的發廊，所謂化妝品住店推銷員，其實就是住在發廊的洗頭妹。她到了溫州才知道，當洗頭妹的規矩與深圳並沒有大的不同，完全是由本人接客多寡而計算提成的，與她在深圳當店員，旱澇保收完全是兩碼事。
她在溫州呆了不到十天，很想回樊婷家打工，便打了個電話到花店，發現已經有人頂上了，心里不痛快，還在電話里挑唆了幾句。半個月後，這位一山望著一山高的方小姐，無可奈何地回到了她的老家——湖南株洲當她的農民去了。
卻說樊婷夫婦在方延平離開的當天上午來到位于南國大廈的桂鐘家政公司，了解到這是一家廣西鐘山縣到深圳設點安排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家政公司，介紹的人是清一色廣西本地人。她們來到深圳後，一般會組織簡單的培訓，並安排到人才中心參觀，目的是讓她們感受在深圳找工不易。
夏天對他們不同于其他家政中介公司的做法很感興趣，與樊婷商量後，決定就在這里請人回去。于是，樊婷跟他們的業務員梁小姐說︰「我是開店要請人，要求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年齡相對比較小的，給我物色幾個讓我們挑選一下。」
梁小姐說了一句︰「好的。」便點了幾個人的名字，叫她們到前面來，接受東主挑選。
夏天看了走上前來的幾人︰一個把手指甲涂得紅里透黑，顯然不是剛從農村出來的，只問了她的文化水平，便排除了；另一個在面試時兩個小眼楮忽閃忽閃得緊要，憑經驗判斷，此人誠實不足，調皮有余，不適宜單獨看店；還有一位小女孩可能小時候家里太苦了，以致現在仍然面黃肌瘦，毫無血色，憂愁寫在臉上。夏天也認為她沒有財氣，不能用。
一輪挑選後，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樊婷看了整個大廳，發現坐在後面的一個小女孩正靦腆地看著這招聘的情景，便對夏天說︰「後面那位穿白衣服的小女孩怎麼樣？」
夏天看那小女孩有十五、六歲年紀，臉上皮膚長得比較白皙，在整個大廳里還算是比較清秀的，但稍有點憂愁掛在臉上。夏天說︰「可以問問。」
于是，樊婷向梁小姐提出︰「叫後面那個小女孩過來問問。」
梁小姐說︰「那個是昨天下午被人招聘的了，今天下午就要走的。」
樊婷說︰「你這里這麼多人，看得上眼的還真不多。她要是能來，我們問一下話，合拍的話就要她了，要不然，不在你這里招人了。」
梁小姐一听，馬上對那小姐說道︰「羅小麗，你來一下。」
羅小麗走到前邊，梁小姐朗聲說道︰「她是初中生，剛到深圳。」
夏天問道︰「你願意看店嗎？」
羅小麗說︰「願意。」
樊婷說︰「看店要跟錢打交道，你怕嗎？」
羅小麗說︰「不怕，我從小就跟我母親到鎮上賣過菜，我的口算還很熟。」
夏天听她的聲音有點沙啞，加上臉上也稍顯憂慮，不盡滿意，但是，舉目四望，再也沒有出其右者，便對樊婷耳語了兩句。于是，樊婷提出帶羅小麗走。
辦過了手續，羅小麗跟在樊婷夫婦後邊，下了電梯，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平日里在老家難得一見的轎車，來到了樊婷家。吃過午飯，樊婷安排羅小麗沖涼、洗頭，打扮一新後，帶她到店里開了門，交辦了注意事項，準備明天——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正式上班。
卻說初出遠門的羅小麗對于能不能當好營業員心里並沒有底。原因有幾點︰第一，她只有小學文化，招聘時梁小姐朗聲說她是初中畢業，與其說是講給夏天夫婦听的，倒不如說更是講給羅小麗本人听的，那是梁小姐要成就羅小麗應聘營業員。但是，羅小麗到了店里，听了商品介紹，當這個店員並不像賣菜那麼簡單。一是品種不少，二是在組合花束時，要根據每天的時花價格一項一項計算出貨款的。一時間，畏難情緒在腦子里打轉。第二，她來深圳時，母親給了她200元錢，在桂鐘家政住了半個多月，已經所剩無幾了，剛參加工作第一個月的工資又被家政公司押著，經濟上也不寬松，要是不能勝任這工作，那就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著落了。這樣，到深圳一趟，不賺反虧將導致家里經濟更加困難。第三，以十五、六歲剛出遠門的際遇，離開家里時間越久，想念父母、女乃女乃、弟弟的心情便越迫切，恨不得今天就回到家里。
剛開始時，羅小麗在樊婷家雖然吃得好、住得好，但是，由于裝著心事，情緒並不顯得有多快樂。這種不快樂，毫無遺漏地寫在她的臉上。而夏天恰恰是對充滿愁容之人甚為反感的人。在羅小麗應聘時，就對她的憂愁和聲音小有不滿，而現在看到整日里滿臉愁容的她，更是心生反感。于是，不斷敦促她要用心學業務，不要老想著家里，並要求在三個月內熟悉業務。
整日里想著家的羅小麗並不把夏天的勸說當一回事，仍在神情恍惚地應付著買賣。
一天，有一個客戶在她的手里買了一套花盆，提出若不合適]可以拿回來調換，但是，在夏天接班時並沒有交接清楚，導致從不換貨的夏天與這個客戶發生了口角。這時，羅小麗剛到店里，夏天便板起臉孔訓斥了她一頓。
羅小麗不敢吱聲，默默地做著自己的事。
晚上下班後，她在筆記本上寫道︰「今天早上開門的時候，一位小姐來買一個大花盆和一包培養土，共30元。說好了如果不合適可以來換。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阿姨，但忘了告訴叔叔。到了晚上叔叔換班時，這位小姐真的拿來換了，叔叔不知道事情經過。當時，我剛好來到店里，叔叔就當著客戶的面說我，臉上臭臭的。他說︰‘你要做就要做好，不做就可以走！’他的話剛剛說完，我四姐打電話來了，我接了一下放下來，不敢跟四姐說這件事。但我的心里十分難受，放下電話後眼淚止不住流出來。」
羅小麗挨了一次訓，人也學乖了，自此十分認真對待工作，加上她在品德方面過得去，看得出來，在家里也是教育得好的，以至夏天夫婦完全放得下心。不少時候，就由她一個人看店，一般閑時，不用樊婷他們多操心。左鄰右店的人也對她評價不低，認為樊婷終于請到了一個比較好的店員。
卻說市民銀行董事長申一楓的任職區間也到了沖刺的關頭了。原擬做好政治秀，爭取更上一層樓的他，萬萬沒有想到市民銀行在市里評上了先進黨委後，卻惹出了或明或暗的不少是非，以至黃鹿栽進去了，而且很有可能拔出蘿卜帶出泥，或許事情還沒有完。
「這就跟當年第一次評職稱一樣，評上個助理會計師，被人揭透了一生的傷疤。」申一楓在心里慨嘆道。
說起來，也難怪申一楓有這般感嘆。
在深圳剛剛籌建特區時，申一楓還在湖北一個縣的財政局企財股當股長。八十年代初，全國開始了第一次職稱評定，而按當時紅頭文件規定，這種職稱是可以按工齡年限將配偶、子女的農村戶口轉為居民糧戶口的。因此，利益上的關系導致職稱評定的競爭十分激烈，而申一楓任職的企財股正是評審工商企業財務人員職稱的關鍵部門。一場職稱評審下來，不少笑話、牢騷怪話便不乏于耳。申一楓感嘆的那句話，就是當年一個曾經當過右派的資深財務人員評上助理會計師後發出的感嘆。
申一楓的思緒回到自己所處的政治現實當中︰自從自己從1997年中旬到市民銀行當上一把手以來，也有四、五個年頭了，這些年要是死摳經營指標，那是乏善可陳；原指望串串門子，拉拉關系離開市民銀行，又被市里的主要領導堵了退路，放下話來說︰「連市民銀行都搞不好,還指望調動？」接下來，自己冒著風險做了幾場政治秀，眼見有了效果，又被一股暗流沖刷得焦頭爛額。而現在，五年任期將滿，到了「是驢子是馬該拉出來遛遛」的時候了，要麼升職或平調，要麼就地免職或惹上官非，沒完沒了。
那麼，現在還有什麼招數呢？
申一楓左想右想︰「要對我做評價，首先是民主測評，若要全行來個一人一票，顯然是不可能的。那麼組織全行的支行長以上干部來投票，自己勝算如何呢？」
他在精算後，來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現在突擊提干會遭人詬病，不如來個取消支行以下機構，通通升格為一級支行。這樣一來，少說也能提升上百個行級干部。他們被我突然提起來後，還不對我感恩戴德，投我的贊成票？對！就這麼干，反正也不用我花一分錢。」
幾天後，市民銀行對所屬下屬二級機構提升為一級支行的文件下發了。文件規定︰原在支行下屬機構（辦事處、分理處、儲蓄所）任職的負責人自行升格為支行副行長，至于正職和需要增加的副職，另予考核任命。雲雲。
一時間，二級機構（辦事處、分理處、儲蓄所）的負責人皆大歡喜。
看官︰本書所涉及到的主人公也有兩個在歡喜之列︰
秦現虹，這位當年在湖貝金融服務社的《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辦不下來時走馬上任，憑自己軟實力使金融服務社得以開業，並憑借該功勞坐上湖貝金融服務社第二把交椅的五尺漢子，在經歷了市民銀行接管後被免職，爾後再活動，再被任命降職使用；接著又在競崗中被免職，再經活動，又在調離湖貝支行的同時擔任支行二級機構負責人這樣三起三落的跌宕歷程之後，終于又在他的起點——副行長位置上呆著了。他看過這份文件後，從他那辦事處副主任的大班椅上站起來，猛的吸了一口氣，然後全身放松，兩腿一軟，任憑140斤重的身軀呈垂直狀重重的落在大班椅上，並發出一聲悶響。
在隔壁辦公的統計員听到這聲音，不知道主任辦公室發生了什麼事，忙走過來問道︰「秦主任，要我幫什麼忙嗎？」
秦現虹說︰「這椅子有點毛病，改天給我換一張新的大班椅。不用跟支行說了，你去買，發票直接給我就行了！」
這統計員應承著干自己的活兒去了。
秦現虹閉上眼楮，暗忖道︰「人們都說︰‘人行衰運臉面烏，屙尿也被小弟弟咬手。’這話一點不假，前幾年衰運來時，真是哪壺不開提那壺，古丁力的門子走過，黃鹿的門子走過，弄個支行的中層干部當，跟競聘市長似的，天天晚上為這一官半職費盡腦筋。真是應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沒有想到，現在年近半百了，還從一個主持工作的副科級的副主任，跳上了主持工作的副行長的職務。也就是說，這回沒有靠任何說項和工作業績，連升三級，太意外了！真是造化弄人!」
想到這里，秦現虹竟在辦公室自個兒哼起了越曲小調。
無獨有偶，在湖貝支行筍崗辦事處，主任譚飛燕看了文件也是心花怒放，滿臉喜色。她嘴上喃喃自語地說︰「我該謝誰呢？誰幫我提的官？」
其實，譚飛燕她真的對誰都不用言謝。
她是一個有氣魄的女人。在銀行里，她是股票炒得最好的人；在炒股票的人群里，她是對銀行結算業務最精通的人。她那四兩撥千斤的本事，敢于用透支手段放手一博的大無畏氣概，真的有巾幗不讓須眉的風采。
當然，她也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沒有多少心思放在銀行工作上，以致在湖貝支行歷年的考核中，她在上上下下的看法中都是不怎麼稱職的中層干部，也就憑著她慣用的「批評接受，思想照舊」的交際手段，一直混到現在。
譚飛燕合上文件，在思考著︰「想當年，我從一個營業部副主任，老是提不上主任，而現在，不用求爺爺、告女乃女乃，也不用考核，就說我是副行長了，連我自己都覺得好笑。我有當行長的能耐嗎？有人說，你要是官運來了，就是拆下家里的門板阻擋，也未必擋得住。這回我算信了。」
她對自己說︰「我在湖貝支行混了這麼多年，也是胡行長來之後才上運的。要感謝只應該謝他。但是，我對他也不薄，該付出的已經對他付出了，而他對我的回報還沒有全給，那個周易咨詢應用中心的回佣也沒有我分文的進帳。這官提了，就算兩清了，誰也不欠誰的。也算我命好、運好，俗話不是說了嗎︰‘命中有時終須有，命中無時莫強求。’誰讓我命中帶了官財？」
看官，譚飛燕感嘆自己命好是有道理的，姑且不要說她做沒做出成績便當上了市民銀行一個支行的副行長，就說她當年被她的老鄉邵敏一邊用他那靠右的「咸豬手」摟著她的細腰來到南方大酒店，一邊用左手按了按他自己的胸部，錄下的幾盤炒資金時討價還價的錄音帶，要是一曝光，任由譚飛燕就是有飛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市民銀行找到她的立錐之地。但是，好運氣始終罩著她，听過這幾盤錄音的夏天和王顯耀，雖然對譚飛燕的評價不高，也對她的石榴裙不感興趣，然而，始終沒有對外、對上說出個中乾坤，以致這小妞還在升官的道路上忙碌著。
如果說，這不是運氣，那是什麼？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時間很快到了2003年春天，湖貝支行的領導班子成員胡輝、陳山石因為兩年來工作業績不佳，受到總行前所未有的壓力。而此時的申一楓也成了昨日黃花，在全行員工中，口碑不佳，面臨四面楚歌，使不上什麼勁了。
一天上午，在支行搞清收舊貸款工作的任爾為手中拿著一張報紙，來到辦公室興沖沖地對李朝陽說︰「你看，深圳建華公司的李一劍被抓起來了！」
李朝陽一听，心里一急，說道︰「讓我看看。」說完，從任爾為手中搶過這張2003年3月27日出版的廣州某大報，讀了起來︰
公安部通緝的逃犯李一劍被抓獲歸案
本報訊︰被公安部網上通緝，懸賞5萬元的逃犯李一劍，在潛逃了兩年之後，于數月前在北京落網。
據了解，李一劍于1998年1月在美國以個人名義成立了一家中文名稱為美華聯合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華公司），該公司成立的唯一目的，是通過並購一家在美國(場外櫃台交易系統)掛牌交易的上市公司，以實現借殼上市。他的公司在美國並無任何實際的經營活動，其唯一的資產和主要的賣點，就是擁有在中國大陸的深圳金建華運輸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建華）。
早在1997年3月，金建華以所謂的現金收購方式，控股了五家小汽車公司和一家汽車修理廠，其中，國華、中華和中安等四家小汽車公司和其最多時擁有的478塊的士營運牌，構成了金建華以及深圳建華公司最主要的資產。實際上，建華公司從未真正致力于實業和投資，支撐建華公司的是源源不斷來自銀行的貸款。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有關資料顯示，從1988年起到1997年間，建華公司及其下屬公司采取重復抵押、重復擔保等手段，分別向深圳市民銀行、中國交通銀行深圳分行、中國銀行深圳分行、深圳發展銀行和光大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數億元。1994年後，各金融機構因建華公司貸款到期不能償還，紛紛到法院起訴。
據不完全統計，自1992年12月起至1997年5月，國華等四家小汽車公司自身共貸款11筆，總計本金4025萬元人民幣、320萬美元和400萬元港幣。在這些貸款中，四家公司以其擁有的205張車牌作為抵押。此外，自1988年9月至1995年3月，四家小汽車公司還分別為建華公司等九家關聯企業的貸款提供了信用擔保和實物抵押，擔保總金額為9070萬元人民幣、150萬美元和2500萬元港幣。而其中進行抵押的實物中絕大多數是的士營運牌，四家公司前後用于抵押的車牌總數為785張，已然超出了其實際擁有的478張。顯然，金建華的所有車牌不僅抵押殆盡。他不僅實行了重復抵押，而且還自行偽造車牌及政府主管單位證件，到多家銀行作押騙取貸款。
1999年7月12日，《深圳特區報》刊登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則公告。公告稱︰「因執行案件需要，本院擬對深圳國華小汽車服務公司、深圳中安小汽車服務公司、深圳中華小汽車服務公司的三家公司378塊營運車牌依法處理」。同年7月30日，深圳市中院再發公告，責令上述三家公司的司機（承包人）將「應交納的承包費、管理費等自8月1日起一律交付法院」。據悉，這筆費用每月總計200多萬元。記者調查發現，在國華等四家小汽車公司收到的總計29份《民事判決書》和《民事調解書》中，有4份在1995年已生效，11份在1996年已生效，9份在1997年已生效。
據消息人士透露︰此後，一直為在美上市的美華公司做審計的香港德勤會計師事務所便拒絕為它繼續審計，這是美華公司無法披露財務報告的真正原因。此舉直接導致美國證券交易所于1999年8月24日宣布暫停李一劍的美華公司的股票交易。2000年9月18日，也正是《福布斯》的「中國首富」的評選過程中，美華公司被美國證券交易所宣布摘牌。
獲知真相的美華公司的十幾家股東（主要是華人以及華人企業）隨即聯名上書國內有關主管部門，要求出面干預。據悉，這些受騙股東也曾計劃就美華公司的上市欺詐行為向美國法院起訴，但後來並無下文。
騙行敗露後，李一劍決定「走為上」。但在逃往國外前，李居然再次以早已不屬于自己的營運車牌為誘餌對國華公司等四家小汽車公司的員工行騙。1999年底，李一劍成立了「中心工作領導小組」，利用出租車進行所謂的「融資」活動。他對《出租汽車經營承包經營合同》的有關條款進行了修改，承包形式有兩種︰合同期均為30年，承包金一為30萬元、一為50萬元；前者兩年後交車、後者當即交車，前者每月返還8500元的返租款。結果，200多名員工被騙，涉及金額約1.02億元。
據悉，李一劍潛逃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對其進行了網上通緝，懸賞5萬元。2002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察處接到舉報線索，公安人員發現「失蹤」兩年多的李一劍以其兒子的名義在北京開辦了公司，分別在北京通圓大廈和密雲縣某地擁有辦公場所。10月9日，公安部通緝的逃犯李一劍終被抓獲歸案。
李一劍的案件仍在審理中。
李朝陽讀完，額頭上已經沁出豆大的汗珠。他在心里想︰「自己經辦了深圳建華公司的系列貸款，現在被列為貸款合同詐騙案。而當年由自己牽線，由哥哥的私營公司——深圳十八子實業有限公司出面，押上深圳建華公司的營運小車牌，也做出了近兩百萬元貸款，加上哥哥單獨從湖貝金融服務社貸得的貸款，本息已欠到近700萬元無力歸還。這事要真的追究起來，也是一查即倒的問題。而李一劍進了局子，而徐東海又離開了銀行。這樣，公安局到銀行來了解當時經辦貸款的情況必然找我。這樣一來，在行長們的眼中，自己顯然受影響，很可能會被拋棄。為今之計，就是把水攪渾︰要讓人們看到，在金融服務社的貸款中，金融詐騙的行為比比皆是。由此便可減輕自己的壓力，保住飯碗。」
于是，他迅速將自己主持清收的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的情況和自己的建議向副行長陳山石說開了。
陳山石原本在幾年前夏天向他介紹深圳三八股份有限公司貸款情況時，就曾主張以詐騙案的方式清收該筆貸款，只是湖貝支行提出以法院判決為準，不予采納。現在，輪到他在湖貝支行主持清收工作了，正暗嘆出不了成績。一听李朝陽的說項，正合心意，便與行長胡輝聊了半天，這兩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借助公安部門幫助他們清收舊貸款。
然後，陳山石從原本被胡輝招來干了幾天清收工作的李清拆散得像牛頭肉一樣的貸款檔案中拿了幾頁材料，便向深圳公安經偵分局報案去了。
到了這年的四月底、五月初，夏天的住家電話常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通常是由市話通打進來的電話。當夏天接時，對方要麼稱自己是電信公司的，要麼是推銷什麼業務的，要麼是顧左右而言他；而當樊婷抑或是別人接時，對方就會問︰「這是夏經理家嗎？」當回答完後，問對方︰「你是誰？」對方就說︰「我是夏經理的老朋友，想改天拜訪他。」
由于夏天在湖貝支行工作期間，家庭住址是開放的，自己的部下在春節後都會受夏天邀請到家里來唱唱卡拉OK、喝喝酒什麼的，壓根兒就沒有像一些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信貸人員那樣，總是瞞著住家地址以提防什麼人或什麼事。因此，樊婷、夏天收到這種電話也不在意。
五月十一日下午，夏天剛剛進完貨回到家里，一個類似的電話又打進來了，夏天拿起電話「喂、喂、喂」了幾聲，對方就掛斷了。
夏天放下電話，嘟噥著說︰「神經病！」便干自己的事去了。
第二天上午八點半鐘，湖貝支行副行長陳山石按約定，安排了兩個不認識夏天的年輕人，開車到市公安經偵分局門口，接到兩個穿便服的民警，直接到了筍崗派出所門口，把車停好後，一個銀行員工帶著兩個民警來到夏天住處的對講器旁邊，隨即回到車上。
這時，其中一個民警用市話通打通了夏天的家庭電話，待夏天接了電話，發出「喂」的聲音後，電話便掛斷了。而其中一位則按了對講器，當在樓上的夏天拿起對講器問道︰「哪位呀？」
樓下那頭問道︰「夏天在家嗎？」
夏天說︰「我就是，你是哪位？」
這時，樓下的人並不回答。關了對講器，以百米沖刺的速度跑了幾層樓。夏天剛把對講器掛好，門鈴響了。
夏天打開防盜門，隔著鐵門看見兩個胸前掛著工作牌的年輕人氣喘吁吁的站在門口，便問道︰「你們找誰？」
其中一個問道︰「你是夏天嗎？」
夏天說︰「是啊！你們有什麼事？」
先前說話的那人亮了胸前的牌子，說道︰「我們是市公安局的，想向你了解一些情況。」
夏天說︰「不知你要了解些什麼情況？」
另一個民警說︰「你以前在市民銀行湖貝支行干過？」
夏天說︰「是啊！」
民警說︰「你能不能打開鐵門讓我們進來談？」
夏天說︰「可以。」
兩個民警進到客廳後，隨即看了周圍的環境，落座後，其中一位說︰「我姓張，弓長張，就叫我老張吧，這位姓黃，大肚黃。」
被同事戲稱「大肚黃」的民警真誠地說︰「以後就叫我小黃好了。」
姓張的民警說︰「我們來，是想請你介紹一下當初你辦理深圳三八股份公司貸款時的情況。我們那里比較靜，能不能到我們那里去談？」
夏天知道，配合公安機關的調查是公民應盡的義務，可以在家里調查，也可以到公安機關去。為了少生枝節，夏天說︰「可以，我可以換件衣服嗎？」
黃民警立即說︰「可以。」
夏天來到房間，打了一個電話給剛到花店的樊婷，告訴她︰「公安局的人找上門來，叫我到他們那里去談點情況。」
樊婷立即緊張地問︰「中午會回來嗎？我馬上回來！」
夏天將身上的鑰匙和小車行駛證等全部掏出來，放在桌上，來到客廳，對兩位民警說︰「我們走吧。」
于是，三人下了樓，來到小區余坪上，黃民警回過頭望了夏天所住的樓層，問道︰「這房子很貴吧？」
夏天立即警惕地聯想到公安局的人可能先入為主地听說了什麼，馬上不動聲色地答道︰「不是很貴，五千多元一平方，當初我的工資不低，多的時候一個月就有七、八萬元，買得起。」
三人走出保安崗亭時，迎面踫到急匆匆往家里趕的樊婷，夏天停下腳步，對樊婷說︰「我跟黃警官他們去去就回。」
樊婷看了夏天和兩個民警一眼，沒有說話，走了。
夏天也繼續走著，這時，黃警官很友善地對夏天說︰「夏經理，你的年齡比我大，我們一回生、二回熟，你就叫我小黃吧！」
三人在消防中隊門口等了五分鐘，一輛殘舊的面包車開到大家面前，一個小伙子打開車門，對姓張的民警打了招呼，大家坐上面包車往深圳公安經偵分局開去。當汽車在寶安北與梅園路十字路口等紅燈的時候，車上那位先前與張民警打過招呼的小伙子，主動與夏天打招呼說︰「以前你在市民銀行做了不少貸款啊？」
夏天看了他一眼，平靜地說︰「是啊！」
小伙子又說︰「當初，深圳三八股份公司的貸款是你辦的手續嗎？」
夏天答道︰「是我領導的那個部辦的。」
小伙子又問道︰「你跟陳善為他們還有聯系嗎？」
夏天說︰「陳善為的公司的背景是很復雜的，當初他們來到湖貝金融服務社也是市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推薦到工商銀行然後推薦到我們那里的。其實，金融服務社的貸款戶總的來講都不理想，不是一家兩家的問題。」
小伙子听後附和著說道︰「那是。」
當面包車開進了經偵局的院子後，小伙子對張警官說︰「我還有事，就不上去了，辛苦你們了。」
夏天跟著張、黃兩人來到四樓的一間大約十平方米的辦公室，張警官與在場的另外兩個人打了招呼，黃警官拿來一張活頁凳給夏天坐。然後，打開了一個信封，拿出一張事先打印好的問話提綱，準備開始問情況。
黃警官要了夏天的身份證，填寫了號碼和地址，當問到夏天的手機時，夏天不作回答，他也不勉強，轉而說道︰「今天，我們找你來了解情況，就是有人告深圳三八股份公司詐騙。你知道，我們公安機關的責任是要把情況弄清楚，不讓犯罪分子逍遙法外，當然，也不能冤枉好人，這就需要調查。你不要緊張，我們沒有什麼先入為主的看法，只是問問情況。」
這時，辦公室門口又有人與張警官打招呼，張警官站起身，準備接待來人的同時，對黃警官說︰「小黃，你到二樓會議室把筆錄做了吧，做完後我們再議一下。我們在這里談。」
黃警官說︰「好吧！夏經理，我們到二樓去。」
于是，黃警官與夏天一起來到二樓大會議室，兩人並排坐在橢圓型會議桌的一邊，黃警官重新拿出問話提綱和深圳三八股份公司的貸款合同復印件與抵押房產證復印件，開始了問話。
夏天一邊回答著他的問話，一邊看著他們的問話提綱。並在腦海里不斷揣測著政法部門對這事的看法。
夏天想︰從做詢問筆錄只由黃警官一人在場來看，這事在經偵部門眼里還處于案件入門階段，對自己也沒有明顯的惡意；但從他們印制的調查提綱的開頭部分來看，把自己的照片、身份證號碼都空出了位置，顯然是很認真的。不排除他們把自己當作同案人在做調查模底。
（本章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