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方面分析，蒋介石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对文化教育加强管理，而放任**思想“泛滥”。他指责电影、广播和书刊，“不是国际主义的文字，便是赤色组织的宣传”。在学校教育中，“自北京大学发起‘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口号以来，学校教育局限于科学的讲习，对于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尤其是大专学校里充斥了**的国际思想，否则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而对于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殆尽。其对于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不但讽刺讥笑，而且破坏反对，惟恐不至。于是个人自由主义者总以为政府少一分干涉，便是学术思想多一分自由，更认为本党退出了学校，学术思想才有自由”。蒋介石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说：“科学的口号演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民主的口号更做了俄帝奸匪劫取我抗战成果，消灭民族精神的手法。”《总裁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革命文献》第77辑，第87页。hh
从此一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不能说蒋介石对于“科学”与“民主”充满敌意，至少也可说有深深的误解。他所需要的是符合他的意识形态，或为其所用的“科学”与“民主”，别人倡导的都是口号或宣传。历史事实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文化教育绝不是如蒋所说，放任自流，更谈不上民主，而是受到了严格的管制。在新闻检查制度下，进步刊物不断被查封，特务在校园内猖狂活动，进步人士与学生被捕杀。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且不断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抨击。但蒋介石的这种反思却为其日后在台湾强化文化**主义、钳制进步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
从军事方面分析，蒋介石认为其失败原因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军事调处。他大言不惭地说，1946年前期，其“剿匪”斗争是无往不胜的，所向无敌的，但军事调处却一再阻止了进攻势头，削弱了军队士气，给**造成了喘息的机会。这样一来蒋介石又把军事失败的责任推给了美国人。谁都知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是在美国飞机、军舰的援助下从大后方匆匆赶往华北、东北等地抢占大批地盘的，也是美国以庞大的剩余物资来装备国民党军，才使其有恃无恐地发动内战的。蒋介石如此怪罪，美国人太冤枉。
但同时，蒋介石也确实无法回避国民党军存在的种种问题，例如，他批评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为中外所讥刺，为社会所鄙弃”；对于战略战术的修养，“不仅毫无根底，而且不加切实研究，甚至连军校时期所得的一点知识，都已经抛荒殆尽”。他还承认：“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化的内容和实情，其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国民党在台湾》，第134—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