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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说，蒋介石认为其失败应归因于民主政治，归因于政党政治的失败。他对1948年桂系不服从安排，强行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致使其权力分赃计划落空之事耿耿于怀。他说：“为什么在大敌当前，走到国家存亡，文化绝续的关头，乃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竟不顾党的纪律，而强求自由选举?本党就在这样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招致整个的崩溃。为什么只顾派系，只争地位，不能视当前敌情，认清党国危机，甚至以敌为我，以我为敌，投降靠拢，恬不知耻?这是党的组织不能坚强，党的纪律不能严肃，而使政党政治无从健全，给予奸匪以分化的机会，渗透的空隙。”他还指出，由于民主政府的实施，使“苏俄共匪利用民主政治的弱点，渗透操纵社会的舆论，政府的政策”《总裁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革命文献》第77辑，第85页……众所周知，国民党在大陆最不得人心的地方，就是实行独裁统治，一党专政，人民根本谈不到什么民主、自由。姑且不论国民党内的争权夺利与民主政治的本质南辕北辙，蒋介石连党内各派系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都要扼杀，可见其所谓的“健全”政党政治是何意义了。
从经济方面分析，蒋介石认为经过长期抗战，农村经济凋敝、工业尚未恢复、城市人口超量、失业严重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经济危机。他特别把责任推到宋子文身上：“特别是民国卅六（1947）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溃败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总裁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革命文献》第77辑，第88页。
的确，国统区经济的总崩溃源于恶性通货膨胀，但导致恶性膨胀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宋子文动用了币制的基金，而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不体恤民情、使国家社会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是推行导致内战的政策，把国家推向全面内战的火坑。政府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但微薄的财政收入仍难以负担巨额的“剿共”军事支出，不得不靠膨胀性货币政策来维持。蒋介石把全部责任推卸给宋子文，是让这位宁肯在美国做“寓公”，也不肯到台湾共患难的舅爷充当自己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失误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