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失北方，靖康之耻也。♀特么对于+我只有一句话，更新速度领先其他站n倍，广告少汉人大规模南迁，流离失所者成群结队汹涌不绝。这大群的战争难民便沿江而居，筑堤围垸，大力围垦。这是获得新的土地和家园的机会，因为政府不会给、富豪也不会让一分半厘田亩，舍此别无生路。荆江两岸的穴口汊流，几近全部堵塞，剥夺了荆江在洪水期间漫滩流溢的所有出口、所有地盘，把水流紧束在荆江河床之中。
此种剥夺与紧束肯定使荆江感到不快，甚至愤怒。再加上泥沙大量沉积，河床不断抬高，其流不畅，泛而滥之，洪水决堤从无虚岁。
人为影响荆江流出的苦果，早巳种下了。同时还应该看到社会的清明稳定，对一条河流的至关重要。大地安宁才有真正的大地完整，地安民安河亦安。
元大德七年，即公元1303年，面对荆江水患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重开小岳穴、宋穴、调弦穴、赤剥（尺八）穴。四穴一开，灾情顿时减缓。到明朝，这些穴口又复被堙。隆庆年间，不得已而疏浚了其中的调弦口穴。整个下荆江仅靠一口分洪泄流，是无济于事的，荆江灾难依旧。水流经过弯道时，凹岸处水流湍急泥沙俱下而节节后退，凸岸处水流较缓便层层游积，于是河湾逐渐延长。
我们应该看见了：下荆江情急之下，只能以增加河曲的长度适应猛增的江水流量，“九曲回肠”的苦衷人们体谅过吗？古今所说的荆江灾难，一律都是指洪水泛滥之下的人的苦难。现在是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了：人应该看到荆江本身的苦难，而这一切的相当一部分又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荆江苦难似乎永无尽期，因为凸岸处不断有新的沙洲出现，零星的、大块的围垦从未停止，影响着河床及流向，到清代齐召南写《水道提纲》时，下荆江“自监利至巴陵凡八曲折始合洞庭而东北”。已经“八曲折”矣！自由河曲已经相当发育，流水是自由的，但长江是有方向的，自然弯曲是天时地理的安排，甚至是长江自身积蓄能量的需要，但在垦殖之下的河流形态的改变，却永远是灾难的象征与隐患。
清同治以后，由于下荆江只有一个虎渡口未被女敕塞，随着人口增加，两岸围垦活动髙潮迭起，就连江中沙洲也并岸成垸，河曲带长度再一次剧增，弯曲半径则愈来愈小，葫芦形“河环”继而形成。“河环”之后是“串钩”，是由漫滩水流长期作用下，改造狭颈滩面所形成的。遇上天洪水，洪流滚滚之下“串钩”与“河环”有可能被冲开成为新河，这是荆江在惊涛骇浪中的自我调整，造成“裁弯”，或称“自然裁弯”。100多年来，不完全的统计说“自然裁弯”曾发生10多次，较大的有4次。即1887年古长堤、1910年尺八口、1949年碾子湾、1972年沙滩子洪流“自然裁弯”。
因为“自然裁弯”，下荆江河曲的弯曲度大为减少，这是一个天然的榜样，它告诉人们对于荆江，你应该做些什么，你不应该做些什么。
荆江无罪，罪在人类。
在湖南城陵矶，荆江河段宣告结束，曲折回环的荆江流水，终于能够舒缓而自由的长叹一声：洞庭湖到了！到洞庭湖了！八百里洞庭已经风光不再，但，仅剩的洞庭湖仍然是风波激荡、烟云浩渺的呀！它现在的面积为2700平方公里，蓄水量178彳乙立方米，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湖上风帆来去，水连湘鄂两省，水面底下沉积着的，波涛之间滚动着的，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都是历史。是江湖影响互为关联海陆巨变的大历史，是人类择水而居繁衍生息创建家园的小历史，这小历史中还有不少篇章是围垦毁湖的破坏史。
洞庭湖啊洞庭湖，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大约在距今1.4亿年前发生的燕山运动之前，现在的洞庭湖一带，是长期隆起、剥蚀的“江南古陆”的一部分，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属于扬子江准地台的江南地轴。
那时的“江南古陆”是沉寂的。自从发生在约2亿年前的印支运动，使湖南结束了“海侵”历史，位于古陆西北的湘西北浅海、东南的湘中浅海相继撤退之后，除开局部还留有一些海湾与泻湖外，湖南均已隆起成陆并与“江南古陆”连成一片。开始出现一系列东北一西南向延伸的山地、山间盆地。
沉寂着，并且剥蚀，怀想海潮呢，还是另有所想？“江南古陆”期待什么？
燕山运动是洞庭湖区地质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地质运动，它奠定、创造了湖南地貌的基本格局，毫不犹豫地让江南地轴从中折断，“江南古陆”的历史使命从此结束，“洞庭断陷盆地”形成。
地质学家通常把这一洞庭湖区惊天动地的运动，分为两幕来叙述。
发生在距今1.4亿年前侏罗纪末的早期燕山运动，使湖区边缘地带的沉积盖层全部褶皱，湖区以东的幕阜山等地因岩浆活动形成大片花岗岩体，雪峰山在挤压作用下继续褶皱隆起。出现了沅陵一带的“沅麻拗陷盆地”、“常桃盆地”，东止河袱，北达石门，南抵雪峰山麓，沉降中心在桃源洼莲山和向家桥，是最大的拗陷区也是开始形成的洞庭盆地的雏形。与之相呼应，湖区东南汨罗桃林、楚塘一带，也有一个拗陷深度不大的早白纪盆地。这是极为简略的燕山运动之于洞庭湖的第一幕。
距今约1亿年至7000万年的晚期燕山运动，是第二幕，是**，也临近结束。表现为强烈的差异升降和块断运动，雪峰山一带进一步隆起上升，其北侧的“常桃盆地”加速沉降，拗陷范围迅速向东扩大，与“汨罗盆地”相连接，形成了西起石门、澧县，东至岳阳、湘阴，北抵安乡、南县，南达益阳、宁乡的洞庭内陆湖盆。
晚期燕山运动在形成洞庭盆地陷落的同时，也促使盆地周边原有断裂的加深，当湖区外围幕阜山隆起、武陵隆起及雪峰山隆起的差异性抬升显现时，与洞庭拗陷盆地形成明显的地形反差。这一系列隆起的外围山地，因为剥蚀、侵蚀而产生大量碎屑物质，经过风和雨水的短距离搬运聚集到盆地内，以粗碎屑堆积为特色。
洞庭湖是个天意中注定要广阔而深邃的湖。
根据砾石层与粘土层形成的多种组合沉积特征推测，中更新世初期，随着湖盆的沉陷，众多的山溪性河流涌向湖中，粗砂碎屑随之人湖，砂砾沉积为南厚北薄，说明当时的人湖三角洲也是由南向北伸入湖中的。中更新世中期，水面逐渐扩展，湖泊相互串联沟通，构成十分宽阔的浅水湖盆，是天然水面的全盛时期，当时湖面北部之水可达今日长江沿岸，包括了湖区边缘广大的网纹状红土丘陵地带。中更新世晚期，湖面萎缩，南部大多抬升成陆，北部低陷地带继续成为湖泊。
中更新世时，湖区的植被景观又是怎样的呢？
在被子植物中以栎属、栗属、栲属、枫属等落叶阔叶乔木为主。由此推断，中更新世时，洞庭湖区及外围气候温暖湿润雨量丰盈，有充沛的地面径流，源源流入湖中，大湖之相是以毕现。
我们的远古祖先快要找到洞庭湖了。
1977年，文物考古队在常德市北20公里的南坪岗棕黄色粘土层中，发掘出石器三件，打制得较为精细，刃口有微弱的磨剥痕迹，很可能是旧石器晚期的遗物。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当更新世末期或者更早一些，华夏大地上的古人类便已经在湖畔徘徊了。这里显然是理想的渔猎之地，湖周有山，山上草木茂盛、动物出没，而大湖之水带给古人类的惊喜更胜其他，人类了解洞庭湖的历史应是由此开始。♀
近1万年以来的全新世时期，洞庭湖盆仍具有下沉趋势。据现代重复水准测量资料，至今湖盆还以每年64毫米至11毫米的速度下沉。可是，在人类历史时期，因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人为因素对湖盆沉积环境的破坏，已使此种缓慢下沉变得完全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在有文献记载的2500年间，荆江分洪人湖所带的泥沙，湘、资、沅、澧四水上游的水土流失，人类在湖区寸土必争的围湖垦殖，使洞庭湖中越来越多的沉积物，无不重重地打上了环境恶化的烙印。
洞庭湖的出现，为了长江的吞吐容纳，也许正是精心地为人类设造的。伟大如洞庭湖的创造者，却也大大低估了人类发展到后来的贪婪与自私，竟能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洞庭湖为此而加速退隐。
但洞庭湖以精心保存的已发现和未发现的古人类遗址，证明着湖与人曾经相亲相爱过，人的历史因为水的历史而曾经鲜活。
洞庭湖区迄今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巳近50处，全新世初期后，古人类对这个湖已经情有独钟了。北岸起始较早，那里的文化遗址与大溪文化（距今5300年至70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4500年至5300年）相当。南岸稍晚，大多数为龙山文化期（距今4000年至4500年考古与环境学家据此推断认为，在新石器早期与中期，洞庭湖面偏南；新石器晚期，南岸陆地淤涨，湖面又向北摆动迁移。
深人的考古研究作了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洞庭湖区的文化遗存绝大多数仅延至龙山期呢？湖区月复地又因何普遍缺失商周文化层？人们可以接受的解释是：全新世中期的暖湿气候环境，使洞庭湖来水增多，湖面扩大，先已成陆的滨湖地带连同早期人类文化遗址，便一起沉埋于湖中的碧波之下了。
4000年前尧舜时代的大洪水，震荡着洞庭湖，湖盆之内汪洋浩渺，水天一色。
先秦两汉时期的洞庭湖究竟有多大，其说不一。古人有“云梦为大泽，洞庭为小渚”之说。也有史书记载，当时江水能达到澧水下游并分流通过洞庭湖，而荆江南岸至澧水下游的地形为北高南低。今松滋、公安县境内的古油水——上游为诡水一也是南流人湖的。《汉书‘地理志》称：诡水“东人油，油水南至华容人江”。许慎《说文》：“油水出武陵孱陵西，东南入于江。”“入江、入于江”均指汇入“华容县东南之巴丘湖”。巴丘湖即洞庭湖。安徽寿县出土的一件文物，为战国楚怀王六年制作，其铭文中记载的鄂君船队西南航线为：“上江，人湘……人资、沅、澧、油，上江，庚木关，庚郢。”表明楚怀王时，水土船只可沿洞庭湖水道上溯，经资水等入湖水口，通今沙市附近的木关及楚都郢。这表明当时湖区西北与荆江连通，而荆江汛期有洪水入湖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当时荆江尚未筑堤，两岸分泄洪水的天然汊道众多。还可以想见，其时荆江上游长江流域及四水流域植被完好，有众多的原始森林，水土流失既轻且微，人湖泥沙较少，湖也深水也清。张衡在《四愁诗》中说：“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又据《水经注》称，湘水就是因为“水清深”而被称为“潇湘”的。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还使后人看到了洞庭秋水的景色：“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东汉末年，洞庭湖似乎遇到了一次危机，西洞庭因长期淤积加上围垦使湖面缩小，湖泊水位因之被壅而高出荆江，因此原先在湖区西北向南流的油水及荆江分洪口穴均被游塞。成书于三国时代的《水经》首次记载：油水下游改从属陵以北“东北人于江”。公元5世纪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也说，当时油水“北流注于江”。油水由“南流”变为“北流入江”，说明汉末到三国初，荆江与洞庭湖发生过一次根本性的江湖关系的转变，即：荆江南岸地势巳变为南高北低，荆江汛期不再泄洪入湖。
江湖关系影响着江湖形态，当江湖隔断，湖便委顿江便泛滥；江湖相连，吞吐容纳自如流畅时，江湖之上便会生出和谐的风情来。
洞庭湖的是次危机到东晋、南朝时，更有增无减。大量流民涌进洞庭湖西岸，出现了洞庭湖史上第一次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大规模围湖垦殖**，其范围遍及整个湖区，一当时洞庭湖的景观巳经不是桃花春水、洞庭秋涨了，而是陂障纵横、堤坝满目。为此之故，郭璞注《山海经》及郦道元《水经注》中，都曾把洞庭湖称作洞庭陂。陂，堰障之类，古人对堤垸之称。《国语周语》有言：“泽不陂障，川不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史记河渠书》：“陂九泽。”颜师古注道：“陂言障遏其泽也。”历史有大教训：洞庭湖曾作洞庭陂。
浩渺大湖开始被切割、分离，为一陂之地，失万顷之波。
湖高江低、江不人湖的江湖格局，到唐朝时依然如此。洞庭湖盆继续淤浅，湖水的汛枯景观巳经十分明显。张说在《湛湖说诗》中称岳阳城南的湛湖为“沅、湘、澧、汨之余波”，当夏日雨季四水汇注洞庭，洞庭有水漫溢湛湖亦有水，到冬季时“涸为平陆”，洞庭湖中大概也无水可流了。贾至做岳州司马时有诗写深秋之后的洞庭湖“月明湘水白，霜落洞庭干”。还有同时代的别的著作也曾写到洞庭湖干涸时，湖底洲滩出露，危及鱼虾生存。
唐初又有不少赞美湘水、洞庭水清湖碧的诗句，森林植被可能得到了恢复，人湖之水不是特别丰盈，含沙量似也较少。刘禹锡《送李策还湖南》云：“湘水含碧虚，衡岭浮翠晶。岂伊山水异，适与人事并。”刘禹锡还说过：“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李谅赞湘江“清可鉴毛发”，刘长卿形容湘水清澈“纤鳞百尺深可窥”，韩愈说洞庭湖之澄透“泓澄堪凝绿，物影巧相况”。不过，唐中叶以后情况变化之快令人惊讶，由感而发的诗人笔下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了。这告诉我们：
如果不是人力的大举参与，湘水与洞庭湖的环境，不会由此直线而下由好到坏的。
刀耕火种，樵采薪伐，使湖南森林植被的情况迅速恶化，柳宗元在《移桂诗》中写到湘南之地“火耕困烟烬，薪采久剥摧”，那是疮痍满目遍地狼烟了。而刘禹锡在《武陵观火》中，已经用明确的语言，写山林破坏之后严重的水土流失了：“山林行剪伐，江泥宜瑾涂。”湘水曾经清澈了多少诗篇词章，可是在僧齐己的关于潇湘的诗中，说湘江下游“阔去都凝白，旁来尽带浑”。
湘江的浑浊，是湖南四水及洞庭湖环境恶化的代表，时在唐代末。
唐末五代时，荆江两岸堤防渐趋完善，洪水位也随之抬升，江湖关系也开始变化。
荆江筑堤始自东晋，是为江陵以上荆江北岸的“金堤”。五代，高季兴割据荆南，将荆江南北岸大堤整修成整体，北岸自当阳至拖弟埠，南岸自松滋至城陵肌，各长600里。南岸仍是险情屡出，宋初，石首便以水患出名，江涛凶险，堤不可御。宋神宗时谢麟为石首县令，遂砌石护堤，“自是人得安堵”（《宋史?谢麟传》）公安县因为常常堤决水淹，百姓逃亡，据陆游《人蜀记》说，南宋初一县竟“不及二千户”，“地旷民寡”。
荆江南岸的决堤溃口，说明江湖关系巳经逆转，荆江又开始在汛期向洞庭湖分水分沙，而过去有的分湖入江的河道，这时也转而成为泄江入湖之途。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说，藕池口即《水经注》中写到的清水口，原为泄湖水北入长江的，到宋代却由“北通于江”而变成“南通于湖”。♀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荆江大水，湖北安抚使方滋派人扒开河堤向南岸扩大分洪，为削减荆江洪峰的应急措施，开荆江防洪中“舍南保北，以邻为壑”的先例。
宋代时洞庭湖为荆江分洪水流所影响，湖泊水情与泥沙状况发生深刻变化，汛期荆江洪水由水位顶托变为倒灌人湖，“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浊流汹涌，夏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潇湘清流为之改色，岳人谓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旬日乃复，亦谓之‘西水’；其水极冷，俗云岷峨雪消所致”（《岳阳风土记》这一段记载很有意思，语言也生动有趣，所谓“翻流水”，因“逆泛洞庭”；所谓“西水”，乃西来之水，而且极冷，岷峨化雪也；但最动人心魄的还是“潇湘清流为之改色”，浊流浩大，清流不敌。
洞庭湖的汛枯落差更大，洪水位时湖面四望无际，“凡阔数百里”（《北梦琐言》），这气象是十分浩然了；但洞庭湖又是如此好走极端，当“秋水归壑，此山后居于陆，惟一条湘川而已”。这里所说的“此山”即君山。君山之赞还有这样的诗句：“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许棠）这是山在烟波浩渺中了；但到了冬日，却能涉水而过，“冬深水落’渡江肩舆以行”。洪枯对照，大异其趣。其时汛枯两季的划分，大致以农历四月初及十丹初为界，北宋张舜民《郴行录》记道，洞庭湖“每岁十月以后，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江可辨；余时弥漫，云涯相決，日月出没皆在其中”。
荆江大堤使洞庭湖口水位壅托向上，荆江泥沙趁机大量入湖纷纷淤积，湖上渔人在江冷湖寒时不是打鱼而是拾鱼，一次可拾数百斤。
洞庭湖的灾难还远远不止于此。
唐代洞庭湖西岸的围垦已有相当规模，但田垸经常被洪水所毁，其实是湖与人之间的拉锯战，“你抢我的湖，我毁你的田”。这是一种必然，当围垦蚕食使洞庭湖面急剧缩小后，洪水位除了逐年增高之外，便没有出路了。于是堤垸年年有险情，堤高水也高，水高堤更高。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公元689年，武陵县令崔嗣业修“槎陂”，又修“崔陂”，再修“津石陂”，代表了唐代对西洞庭湖垸区的大规模整修。后来大多毁于洪水而废弃。公元770年韦夏卿重修“槎陂”，1000多顷，8年后又毁。公元805年，沅江突发大水，洪流一泻千里，田垸复归于湖，“流万余家”。公元821年、822年，李翱等再造“崔陂”、“津石陂”及“右史堰”等。“据此估算，仅当时武陵县——今常德市武陵、鼎城两区一在洞庭湖西岸的围垦面积就达40万亩以上、《洞庭湖的变迁》，卞鸿翔、王万川、龚循礼当时洞庭湖西岸，田垸相连，长堤相接，成为洞庭湖区的一种景观——在洪水未曾毁堤淹没之前。刘禹锡贬官至朗州时，写的不少诗均与堤有关，如“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长堤绮绕水徘徊，酒旗相望次第开”。如此看来，当时堤垸已经是村市、码头、商埠、水陆要道了。
如此繁荣的围垦对洞庭湖来说只是意味着：湖面进一步缩小。傍水而居，以水为生乃至靠堤发财的大户们从未想到过洞庭湖一湖之水将往何处去？
《洞庭湖的变迁》说“当时整个洞庭湖区的天然湖泊面积不过3300平方公里左右，较之魏晋南北朝时缩小了近一半。”魏晋南朝时有诗云：“洞庭八百里，幕阜三千寻。”唐宋的诗文中屡有洞庭湖八百里之说，似应源出于此，而无实地测算的记载，是汛期水涨洪波涌起的形容，极言其大，不足为凭。
宋代在洞庭湖的围垦更甚于唐朝。北宋末年，北方战乱，中原人口纷纷南迁，官豪地主趁机强占湖田、招揽佃农，而筑垸围田，广袤百里。《宋会要辑稿》说，岳州府辖下滨湖各县围湖田亩无法统计，只好按所有种子粮的多少来纳税。圩内垸田“桑麻蔽野”、“比屋连檐”，有的一乡就有“丁口数十万”（《金佗蒋编》卷烈）。
人啊人，水来了，堤决了，田淹了，怎么办？
1153年，即南宋绍兴二十三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发生在上游，城浸庙毁，“毁坏庐舍数千”，金堂、合川、三台、遂宁顿时哭声遍野，流民无数。水至中游，荆江汹涌，洞庭湖私垦、官垦、军垦之下，仅沿荆江便“垦田十八万八千余顷”，渐狭而溢，除却没顶，夫复何言？
沅江水涨，“平地丈有五尺”。
是次洪水是全长江的大洪水，到底冲毁多少家园，死了多少人，已无可查证。推算万县最高水位为149.46米，宜昌为58.06米，相应洪峰流量为928000立方米7秒，估计重现期为210年一遇（资料摘自《中国大洪水》，中国书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三江总会堤防考略》说：“宋为荆南留屯之计，多将湖渚开垦田亩，复沿江筑堤以防水，故七泽受水之地渐湮，三江流水之渐狭而溢。”顾之所谓三江，以汉江为北江，荆江为西江，洞庭湖水系为南江。
信哉！斯言。流水之道因何“渐狭而溢”？七泽受水之地为什么“渐湮”？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十分简单的问题，答曰：因为围垦。可是这样的简单重复还将继续下去，便再湮再溢。
如同真理总是简单的一样，错误也是简单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的真理不容易发现，简单的错误很容易重复。
元代时对洞庭湖有了一些深刻的反思，对宋时“保民田以入官，筑江堤以防水”的“荆南留屯之计”不乏批判。认为是“射小利、害大谋、急近功、遗远患”（《重开古穴记》，林远元时的洞庭湖围垦一片萧条，对屡筑屡决的荆江南岸大堤已经束手无策。1308年，即元武宗至大元年下诏在江陵路三县合开六穴，即江陵郝穴、监利赤剥、石首杨林、调弦、守穴和小岳6个穴口，到明初，除南岸调弦口，余皆堙塞。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长江上游又发特大洪水，荆江溃堤决口几十处，最为险要的是枝江百里洲、松滋朝英口、江陵虎渡口、公安摇头铺、石首藕池口等。古籍所记，语必惊人：“诸堤尽决”，“积尸逐波”。清道光重修的《洞庭湖志大事记》称1560年的洪水，“山水内冲，江水外涨，洞庭泛滥如海，伤坏田庐无数。水发迅速，老稚多溺死者，尸满湖中，漂流畜产，有连人连房浮沉水上犹户未开者。盖是岁之潦为古今仅见云”。
人有各种死法，有时死于梦中。
明代的洞庭湖堤防是格外脆弱的，而荆江泥沙、湖中淤积却日甚一日。朱元璋夺取天下权力后，因洞庭湖曾是陈友谅的粮草补给基地而耿耿于怀，加税重征，以示惩戒。地主农人纷纷逃跑，人去圩空，堤岸失修，田为湖荒。万历年间及以后虽有修补，竟“愈修愈塌，随筑随倒”（《岳州府志》）牧耕之区，委之洪流，“地有半年不见天，人有半年不见地”。有明一代，洞庭湖的水灾记录散见于滨湖各县的地方志，或官员报告、诗文中，可谓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杨褫在《复邓巡察书》中说，常德府四县之田“外高内卑，只仗尺寸之堤为之藩隔，频年雨婬，遂以涝告”。武陵堤垸溃裂，“水之为灾，遂日甚其决也”（《新堤诗序》），胡焯龙阳（今汉寿）“泛滥相仍，坍塌日甚，沧田之变，多为平湖”（《青公祠记》），薛俊安乡县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前，官方政府从未出资毫厘修固堤防。袁宏道在《安乡重建县堂记》中说，安乡“自唐以来始狭”，“割湖水之余以为都，闾进荒荒然”，田淹地没，农人只好捕鱼捞虾为生，催交税粮时因无粮可交而被抓进县衙门的，全是捉小鱼小虾的劳苦百姓。安乡县自正德十一年大水之后，嘉靖三十九年、四十四年，隆庆五年，万历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屡遭大水，“民弗堪命《安乡县堤垸记》，杨继韶华容县苛税粮每亩三斗五升，全县积欠税粮10多万石。苛政之下“民皆逃窜”，永乐十年大水，淹48垸。其后1年间又发大水，“七十二垸皆溃”，“凡农圃场囿尽为冯夷所侵占，而茅茨土垒且化为鼋鼍之窟”（《荆南荒政序》，王在晋丨。华容在明初全县共设行政区76“里”，永乐时19“里”，明末只剩12“里”。华容一县在明亡时，5/6的垸田均巳毁废还湖了。
废田还湖的根子在历年的无度围垦，洞庭湖不堪忍受之下，只能决溢夺回失去之地。另一方面，由于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到荆江时洪水位的抬升也势在必然，造成对洞庭湖的壅托。万历年间袁中道在《游岳阳楼记》的描述甚为精彩：“洞庭为沅、湘九水之委，当其涸时，如匹练耳。及春夏间，九水发而后有湖。然九水发，巴蜀之水亦发……九水愈退，巴江愈进，向来之坎窦，隘不能受，始漫衍为青草、为赤沙、为云梦。”《新堤诗序》也说“岷江之涨，横拒不相受，下流不行，而水之为灾，遂日甚其决也”。洞庭湖的泥沙淤积，也导致了湖泊汛期水位的攀高。泥沙主要源于荆江及四水流域，明代湖南境内的森林资源，不止一次地为掠夺性砍伐所毁，或可说湖南若干地域的草木荒敝、水土流失急剧加重，明代罪无可逭。《明史’师逵传》记：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为建北京宫殿，大兴土木，派师逵到湖南负责督察，且专采大木、名贵之木。大木、名贵之木养在深山，山高无路，“逵往湖南，以十万人入山辟道路”’然后大肆砍伐。1426年，即明宣宗宣德元年，又在湖广采木，一次采伐的“松杉大材”就是7万余根。四水上游森林植被的减少所造成的恶果，只能是加重水土流失。湖南历代文士均以湘江水的清澈自豪，人诗入文皆可生情，到明代，“比会众流，下洞庭，始浊”。人们也已经发现，“洞庭水浅，止是面阔”《广志绎》。
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冯仁轩曾绘有洞庭湖区的“巡哨图”，图已不存，当时阅过“巡哨图”的人记载，湖中巡哨范围上哨自岳州府南津港至长沙湘阴县，中间经荆埠港、河公庙、万石湖、鹿角、琢钩嘴、磊石、青草港、颜公埠、横岭、芦林潭等，各哨间注明水程，计215里；中哨自君山后湖至常德傅家圻，中经菖蒲台、石门山等，水路计245里。再自菖蒲台以西经团山、吉山、古楼山至明山，水路共145里。上述地名，明代均在湖中，可见当时湖泊规模。洞庭湖水面约5600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现在湖泊面积的2倍（《洞庭湖的变迁》）清代，是江湘洞庭几乎无岁不泛滥的1时代，“四方认垦”之下，又是围垦再起**的时代。
清代之初，荆江堤防形势严峻之极，分洪水口只有调弦、虎渡二处。元、明时，调弦口屡游屡疏再游再疏，到大清国时又淤塞得差不多了。虎渡为两岸堤防约束，又争相建筑护岸石矶，口门仅一丈多，束狭如此，何能分泄？何来顺通？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攻宜昌，为运粮及运送火炮船只通过，拆毁石矶重挖虎渡口，拓宽至数十丈。当时荆江两岸一片混乱，眼看战火将起，人们只顾逃命，堤岸废弃垸田还湖，“一望芦获飘飘，概曰洞庭积水之汊”。
不过，上述景况或是明代遗留或与少数年份战乱相关。总的来说，清政府实行的是“劝民垦种”的政策，并作为“政绩”以备对湖区地方官的考核。中国官场从来都有弄虚作假的传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员为升迁有望强令围垦之余，将未垦之地充数见报，再摊派税粮充数，美其名曰“责民认垦”。1697年，汉江大水，湖北灾民纷纷南下，加上福建、广东和江西流民，如潮不绝涌往洞庭湖区，围堤垦田。清政府还分出“官垸”、“民围”’乾隆五年诏令说：“凡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听民开垦，免其升科。”四面八方呼啸而至，在湖滨筑堤垦田，堤“不下九百余处，积八十万步，当千里稍赢。往日受水之区，多为今日筑围之所”《査垦滨湖荒土移详》，严有禧自康熙至乾隆，只数十年，《湘阴县图志》说：“康熙时督民开垦，至乾隆中叶，报垦者六十九围”，“西乡田土之盛，无若乾隆之世”。沅江也不在湘阴之后，计有官围八处，民围六十八处。明末以来弃为狐狸之场的毁堤废垸，到乾隆时“烟火村庐相望，蔚然称盛焉”。
西洞庭湖区的安乡县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时，田、地、塘数为1600余顷，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已达3390多顷。安乡本来少地，是水泽之乡，53年所增加的1790顷田亩，全是从洞庭湖的波涛之下抢夺而来的。如此等等，记不胜记。
从荆江到洞庭湖参关于洞庭湖的种种，其实就是一个“怪圈”：围垦使土地增加了，这对于缓解人口增多、难民汹涌所引起的粮食危机是有益的，也可充实国库、弥补度支。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因着湖区沦陷而导发的洪涝水患，民不聊生。
为着破解这个“怪圈”，就必须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这一“平衡”大体上包括：水土平衡荆江与四水的森林植被保持为重；江湖平衡荆江与四水入湖水量的调控为重；湖地平衡——适量围垦土地而以保全洞庭湖为重。
总而言之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生存环境中的生态平衡。
注意到了此种平衡的，不仅有今人也有古人。乾隆、嘉庆年间，湖南巡抚蒋溥、杨锡绂、陈弘谋、马慧裕先后上疏请禁围止垦。蒋溥于乾隆九年奏言：“近年湖滨淤地，筑垦殆遍，奔湍束为细流，洲渚悉加堵筑，常有冲决之患。”蒋溥并进而直谏：“臣以为湖地垦筑已多，当防湖患，不可有意劝垦。”劝垦乃大清国策，一省巡抚敢说“不”字，也算不容易。但，因地方官绅富豪为掠取更多之地，围垦势头实难控制，陈弘谋之策有点快刀斩乱麻的意思了：“多掘水口，使私围尽成废坏，自不敢再筑。”乾隆还真的查禁了一些私围垸田，如湘阴莲蓬寨、杨林寨等，至道光，改头换面更名为廖家山、郭家湾修而复出。
洪水失调，节度乏力，荆江大堤除了“加高培厚”别无良策。堤高一尺，水高一丈，沿江各县溃堤崩岸决口而淹的灾情有增无减。嘉庆元年（1796年）荆江大水，“堤塍均被漫淹，人民荡析离居”，“至八月底水深尚有**尺”。次年，沙市以东之堤又溃一百余丈，江汉平原的监利、天门、两阳等被淹。道光年间的荆江大堤，可谓漏洞百出、摇摇欲坠，《监利县志》称：“十年中少则决二三，多则决四五，甚者频年决。”治水之策，实在不能没有堤防、大坝，可是人们又不能不深长思之：浩然之水是堤防大坝能一劳永逸地阻挡得了的吗？
魏源考察了两湖水利后，在《湖广水利论》中有精辟之见，他认为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淹田舍、浸城市、请赈援，无虚岁”的根源，在泥沙淤积与围垦过度：
“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田亩安得不灾？”魏源主张派出大员，“遍勘上游’如龙阳、武陵、长沙、益阳、湘阴等县地，其私垸孰碍水之来路；洞庭下游，如南岸巴陵、华容之私垸，北岸监利、沔阳之私垸及汀洲，孰碍水之去路”，然后“导水性，掘水障”，“毁一垸以保众垸，治一县以保众县”。
魏源是在寻根究底了，他主张的“遍勘上游”及下游以弄清“孰碍水之来路”及去路，然后“导水性，掘水障”，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他所指出的“上游沙涨曰甚一日”之忧，实际上说的就是水土流失，洞庭湖的命根、祸根均在上游。倘若魏源更加直接地提出，在上游之地保护森林，广植树木，以保水土而求水之安澜地之安宁，那么魏源就是世界生态环境学的第一人了。
道光末年，王柏心的《导江三议》也颇有见地，建议疏导虎渡口，“分江水大半南注洞庭”。王柏心还主张对荆江大堤的决口不应堵筑，而留作分流水口，“南决则留南，北决则留北，并决则并留，因任自然而可以杀江怒、纾江患，策无便于此者矣”。王柏心的导江之策没有得到实施，或者说无人敢以此为之。其实不妨一试，堵了几千年堵不住，试一回不堵又如何？当然在不堵之前要有周密策划、疏散、安置等等是又一个大工程了。况且今日荆江两岸人口之密集、城乡之繁华已非王柏心时可同日而语。
清朝乾隆以后的洞庭湖围垦形势，大有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意思。湖区之外，又垦到了丘陵山区，在清初还是老林深谷、地旷人稀之地，后来却是“尺寸隙土，无不辟谷”，以致虽过去是“深山穷谷”，后来却有“烟火万家”。至此，湘江流域草木凋敝，几乎不再有像样的森林，一派“童山濯濯”，并且缺柴，缺柴是古往今来一地一县森林被毁的最确凿的证据，善化柴炭价格“数倍于昔日”《善化县志》，嘉靖年当时要老百姓垦殖山林，并“广种杂粮”。《巴陵县志》对此回顾而评价道：“自今以观，则因种杂粮而恣开垦，山土浮动，一值大雨时行，随高水而冲注，以致湖汊泥淤，易成泛滥，近山膏腴且屡遭沙压成废，此又恤民瘼者所当为也？”这一记载极有现实意义，“近山膏腴屡遭沙压成废”这句话告诉后人，巴陵近山富饶之地已经开始沙漠化，时在乾隆年间，所谓“康乾盛世”之际。
当“盛世”时，土地很容易沙漠化。
魏源也持此论：“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残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挖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人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湖泊洪枯，在诗人笔下又是别一种感叹了，袁枚《过洞庭》有句道：“我昔舟过洞庭湖，万顷琉璃浪拍天；我今舟行洞庭雪，四面平沙浪影绝。”“春自生，冬自槁，须知湖亦如人老！”《大清一统志》说，洞庭湖“每夏秋水涨，周围八百里，其沿边则有青草湖、消湖、赤沙湖、黄驿湖、安南湖、大通湖，并合为洞庭。至冬春水落，众湖俱涸，则退为洲汊沟港”。当乾隆之世，西洞庭湖已经败象纷纷了，如《安乡县志》所载：“随其涨落，弯环数里，支流而合大水者曰港；水落复流，大者数里、小者二三里者曰湖；众水相合而入者曰口；深隈不竭可以藏鱼者曰窖；湖泊之间隆然而起者曰洲；低溺之所可樵而可渔者曰澥。”如是观之，对洞庭汛期的洪波泛涨田湖莫辨的盛况，要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了：
部分原因是因为湖底泥沙淤积抬高、湖泊水面缩小所致。
对整个洞庭湖区，当时汛期水势大小主要取决于入湖的南水大小，涨水时间长短取决于洞庭湖出口以下的长江水位高低，嘉庆重修的《湖广通志》说，在入湖诸水中“惟湘、沅最远，故每岁视二水大小为湖面广狭，而消长迟速则又视江、汉为归。若江、湘并涨，湖将不雨而溢”。
道光年间为洞庭湖扩大的全盛时期之说，虽然流行却并不可靠，很可能是适得其反：洞庭湖因天然水面急剧萎缩而危机重重，“其湖面估计至多不会超过4000平方公里”《洞庭湖的变迁》），这一判断可以得到道光年间不少学者论湖记载的支持。魏源说：“自江至澧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私垸之多，千百倍于官垸、民垸；私垸之筑，高固甚于官垸、民垸。私垸强而官垸弱，私垸大而官垸小”，“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八矣”。魏源所说的私垸与官垸的比较，实际上指出了一个事实：洞庭围垦已完全失控，在道光年间已是全民运动，人人得而垦之，占为己有，是为私垸也。
中国的事情只要弄到这个地步，大体便是无法收拾了。
道光末年，主张决而不堵的王柏心也说：“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也，阔不及向者之半。”由此可见，19世纪中叶的江湖关系，已经毫无平衡、和谐可言，势如累卵，一触即溃了。荆江大堤加高培厚，年年如此，人之可为者；荆江洪水随之上涨，汹涌奔突，人之不知者。侯世霖的《江防论》说得透彻：“土积如山，水激亦如山。”这正是清初以来，围垦失度，泥沙并下，筑堤死守而忽视江湖蓄泄涵养水土的后果。
乾隆以来，荆江南岸大堤陆续加高了一丈多，对此种“堤加如山，水高于田”的隐患，作出正确预言并警告清政府和世人的，是侯世霖，他在《江防论》中说：
陵谷变迁，何可胜穷。撼荡崩溃，势所必至！咸丰、同治年间，荆江南岸藕池口、松滋口相继决溢，“撼荡崩溃”，终于来临。咸丰二年（1852年），石首县的荆江南岸大堤溃决；次年汛期，荆江洪水由藕池口南下夺占华容河西支与虎渡河东支故道人湖。同治九年（1870年）长江特大洪水，松滋庞家湾与黄家铺同时决口；同治十二年再决，江水由两口奔腾南下。
藕池、松滋溃口，人湖水量激增，洞庭湖区形势在汛期的风声水声中几无安宁了。民国《安乡县志稿》称：“每当夏秋，县境泛滥，惟黄山附近汤家岗等处未遭淹没，余皆堤垸溃决”，“洪水横流，人口锐减”，“荆水建银，河流改道，县治势成岛屿”。这是说，县城已成孤岛。而彭日晓在《王军门救堤碑记》中所言，也极尽感伤：“一片汪洋，百里为湖，堤之未付流波者，如额上修眉、鲦鱼背影，数痕而已。”汉寿人徐蔚华的《洞庭湖七十年变迁记》写劫后安乡：“同治九年冬，舟泊安乡县治。见县官衙、教谕各衙署破壁颓垣，街衙荡尽，人民逃徙。询之土人，则曰：夏秋水满之时，全县皆淹，止黄山片土浮水面耳！”东洞庭湖畔的人们本已熟知湖中水势有小、中、大三种之别。水势小，君山退居于陆地，港口舟楫不通；中则君山人水，沿湖48港汊均能泊舟；水势大，江湖混流，水漫连天，有庐舍被淹没。自两口崩溃后，洞庭湖已不见水势小的时候，而是“大水十常**，中水无岁无之”《巴陵县志》这一时期“洞庭湖泊面积达5400平方公里，也是近代洞庭湖进人最盛时期的实际湖面大小”《洞庭湖的变迁》从太平、调弦两口分洪到1852年、1870年藕池、松滋崩决而成为四口分流入湖，洞庭湖水势滔天，沅湘二水的下游尽成泽国。四口水流同时带来的是更多的泥沙，江水一石’其泥数斗，游积日高，洲渚再现。《安乡县志稿》谓：“荆水含泥而下，陆续成阜，牟利者遂次第修筑，草莱芦苇，地广人稀，长、益、湘、宁及禮西人民趋之若鹜，视此为殖民地，由佃而主，由散而聚，由少而多，此县以堤垸为生命、客籍占多数之历史也。”清光绪年间，湖南布政司以“息争端而裕库收”为名，号召百姓纳资承垦，凡缴100文即可领照垦田一弓（约5亩）围垦之风又盛，游塞又起，如是往复。
进入民国，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湖区水利机构经常改组，官僚政客以治湖为名借公营私，尤其是名目繁多的“垦照”，集中表明洞庭湖的灾难又要雪上加霜了。
所谓垦照就是可以垦田之照，缴钱领照，悉由开垦，一切不管，发照的只要能卖到钱便万事大吉。游地尚未出露，先发“待潮照”，然后是“准垦照”等等。1918年，省长张敬売发布命令：缴费办照，领亩围垦，筑堤围垸。官僚地主湖痞水霸闻风而动，先得垦照再划地盘然后招来佃农围湖造田，佃农还要在动工前先缴每亩几斗至一石的“进庄谷”，再缴堤工费，修堤时又都是佃农无偿付出劳力。这就是民国时期风行洞庭湖垦区，使多少官僚豪绅大发其财的“领照围湖一本万利”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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