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发生了查车事件后，我休息了一个多月，又打算准备上东莞重操旧业。我考虑了各种因素，感觉录音带是不能再卖了，那东西体积大，几百或上千盒放在车上，除非命好不查车，一查保准完蛋。那时查走私货很严，从东莞回我住的城市有两三个点在查客车，我就经常看到别的客车被拦停检查的现象，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开发票、证明的原因。不过路上查车也不是所有客车都被拦停检查的，他们一般拦停一两辆车检查完了，再拦别的客车查，我就试过几次我前面的客车被拦停检查，我坐的客车就开过去了的情况。这次事件发生后，我见发票证明都不灵，所以决定改卖电子表。那时的电子表很好卖，从外省来我学画画的城市出差的人，一般都会买几个回去做手信，电子表有几种款式，市场零售价在十元至三十元之间，我估计便宜的每个大约能赚一元多两元，贵的大约能赚三四元。
我考虑了各种携带方法，最后决定放在身上。我找到一家服装店，叫裁缝给我做几条猪肠布条，长度比我腰围长一点，我打算把手表装进布条里面，然后捆绑在腰上，再把外衣放下来遮着，加上口袋再塞上一点就可以了。那时查车都不查身，只查行李，各方面准备妥当后，我就坐上开往广州的客车又向东莞进发了，上去和回来经过上次捉我的那段路，我心里还是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幸好一直没碰到过他们。
卖手表我跑第一趟就赚了三百多元，第一个月赚了近三千元。这在八一年是个不得了的数目了。跑了两趟我就拉拢司机帮我带货，每次我给他五十元，叫他把我的货放在他的工具箱里，当时的车，司机座椅下面是工具箱或司机座椅后面就是工具箱，查车时都不查司机的工具箱。
赚到了钱，我也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吃一餐饭三四十元很正常，穿鞋都穿五六百元一对的，连*都要穿七八十元一条的，人一旦虚荣起来别人是很难理解的，那时的我非常讲究穿着，穿戴用的都是去免税商店和友谊商店购买。尤其是九0年至九七年基本都是用路易威登、阿玛尼、都彭、迪奥、万宝龙这些大品牌。直到九七年后才逐渐追求起平民化来了，对那些东西失去了兴趣，觉得刻意追求这些东西有点累。其实，使用这些东西是习惯问题，习惯了，一下子不用确实是很不习惯，但时间长了也就没什么了，说得难听点也就是虚荣心的问题。
那时去免税商店和友谊商店买东西，商店里不使用人民币，使用的是一种叫兑换券的钱币，要取得这种钱币一是拿外汇去银行兑换，一是在黑市上兑换，当时的黑市价大约是一百一十元至一百二十元人民币兑换一百元兑换券。当然了，这东西有时会高一点，有时会低一点。
由于坐车辛苦，有时我会在广州住多一晚休息一下，去广州知青那里玩玩。当时的兑换券十分抢手，因为好东西只有免税商店和友谊商店才有。我爱面子，就跟广州知青吹牛说我有一个亲戚在深圳火车站售票处工作，经常有香港人用港币买车票，他收下港币后用同等的人民币补上这张车票钱，然后将港币留给自己，再将港币拿去银行兑换成兑换券，这样就为之一百元人民币兑换一百元兑换券了。广州知青一听就叫我给他们兑换，这个叫我帮忙兑换一两百，那个叫帮兑换两三百。我爽快地答应了，这样我每给他们兑换一百元就亏十元至二十元。虽然亏钱，我却很高兴，因为可以在他们面前风光一下。
这样帮他们兑换了一段时间后，有一次，我去东莞拿货，在广州停一天休息，有个广州知青给了我两百还是三百元（我忘了），叫我给他兑换兑换券，我收了他的钱，答应过几天拿兑换券给他。第二天上车去东莞的时候人很多，车门挤了一大堆人抢着上车，我背着背包拼了老命挤上了车，上车后我顺手把背包从身后拉到前胸，不拉还好，一拉当场傻了，原来背包不知什么时候被小偷割烂，把钱都偷光了。
我急忙跑下车找小偷，心头那个急、那个恨一齐往心上攻，整个人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车门口到处转，左看右看，看来看去。车门口的那堆旅客个个都象小偷，个个也不象小偷，让我无从下手，只能东想西想无奈地望着班车开走。直到车没影了我才回过神来，心想这一锅结搭了（惨了）。因为那时我已经跟这条线路的司机很熟了，在运输上已经没有太大的风险了，所以每次上来拿货都是把钱全带了上来，一味只想利滚利把生意做大，现在可好了，连本带赚的八千多元都没了，连广州知青的二、三百元也没了，成了负翁。
刚出去闯世界，我没有吃过社会上的凶险亏，以为整个社会都是天下无贼，所以疏于防范吃了大亏，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真正领教了社会上的烂招。
幸亏我口袋里还有六十多元，不至于流落街头，但也只能垂头丧气回到我学画画的城市，想想没有什么办法，就跑回了农场。回到农场后，本想借钱东山再起，但问东问西也借不了几个钱。那时的工资几十元一个月，要借上千元谈何容易，我爸妈见我连绘画都不学了，生气得很，他们也不知道我卖录音带和手表的事，自然不肯给多少钱我。
那广州知青左等右等，不见我拿兑换券给他，就说我骗他的钱，搞到我爸大骂了我一顿，帮我将那些钱还回给了那个广州知青。
我的外出闯世界就这样以一个尴尬的结局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