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连队当机手的第二年考了一次美术学院，但名落孙山。为了提高绘画技术，我就停工去管辖我们县城的那个城市学习绘画。那城市离我住的农场有一百公里左右，这次出门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体会到不是城里人去城市的那种兴奋感。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数以亿计的人在祖籍地外跑，进城如同去邻居家玩那么简单。那时除了一些单位派去公干的人和探亲的人外出外，大家都呆在单位里，外出旅游、外出务工呀什么的基本没有。对于我们城外的小孩来说，去城市特别是跨市，比现在出国的兴奋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单枪匹马从乡下去城市学习和工作的人很少，属于另类。
到了那城市，我住在我姐夫的亲戚家，晚上去工人文化宫美术培训班学绘画。不学不知道，学了才知道自己对美术的理解十分肤浅，我以前画画只求像，对质感、形态那些东西都不懂。
比如用素描画一个人，我能画得很像，但画不出额头是硬的，面颊两旁的肉是软的那种感觉，还有人物的形态以及凹凸层次感也画得不好。这些没有掌握好是因为以前我主要是跟广州知青学山水国画，没听他讲过人物质感、形态这方面的事。素描方面都是我自己模索学的，自然不知里面的奥妙。
绘画这东西不是说你画得像就行了，如果单是那样，用相机照张相岂不更像？它要求你画一块钢，给人一看就是一块十分硬的钢；要求你画一块玻璃，给人一看就是一块十分脆的玻璃才行。画人物就更复杂了，质感、形态、层次及每块肌肉的因果关系等等都要处理好才行。
学了三个多月，我感觉要考上美术学院很难。晚上下课后，经过市中心热闹的地方，我经常会看到有人在偷偷贩卖翻版的港台流行歌曲录音带和走私电子手表。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是不能公开卖的，工商、公安见了就会抓，被抓到的话，会被送去派出所或工商所内问话，东西也肯定会被没收，它也有个罪名：“传播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腐蚀广大人民的思想。”至于是否要坐牢我就不知道了。
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家都喜欢买这些录音带听，也喜欢买这些十几二十元的电子手表戴。我觉得这生意有得做，也想晚上上街头贩卖录音带和手表，但苦于不知道去哪里进货，别人都是互相认识的城里人，我一个外地人单枪匹马地和他们抢生意，也不知别人接不接受我。
可是我天生的性格在那里，想做的事，就不管那么多，做了再说。我以前听说过这些东西都是从香港、澳门那边过来的，于是打定主意自己上去进货，到时这里的人要是要货我就批发给他们，他们不要我自己上街卖。反正美院是考不上的了，还不如去做生意。
我到书店买了一张广东省地图，趴在地图上看哪里离香港、澳门近，最后确定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惠州这几个地方。我从小就憧憬外面的世界，立志走遍大江南北，对这次的远行我十分期待。
我回到家找了种种理由，叫家里给了三百多元，又向别人借了二百多元，然后到场部开了一张去东莞的证明。那时去深圳要在深圳有直系亲属，然后拿着场部的证明，去县城边防大队开好边防证才能去，十分麻烦！我决定先去东莞看一下再说，一切准备好了，就向广州进发了。
这一次的远足与上次学习不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远门闯世界，重在一个“闯”字。我的内心交错着激动与不安。读书的时候，听知青们在我家聊天时，把广州描述得又大又好又繁华，还有二十七层的广州宾馆如何如何的高。所以，我自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向往广州，总希望有一天能去广州看看。现在我将要去广州了，虽说只是路过，但也高兴得一夜未眠。
那时坐车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要去哪里直接坐直达车就可以了。从我学画画的这个城市去东莞没有直达客车，只能先去广州，然后再转车去东莞。而且去广州也只有早上五点多到七点半之间才有班车。
我座的班车是五点半的班车，为了能赶上那班车，我四点就起床了，洗刷完毕，怀里揣着五百多元赶到了长途汽车站，五点半准时发车。一路上，我兴奋不已，路旁两侧的风景我看不够，看不厌，觉得非常新鲜。晚上七点多到了广州，我背着行李走出车站，当时就晕了头，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只见马路上灯火闪亮，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比我学画画的那座城市热闹多了。我定了定神，考虑到明天还要赶去东莞，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间招待所住下。我住的是四人房，那时的治安好，我把行李往床下一放，就出去找饭吃。吃完饭回到招待所，洗完澡就早早地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六点多钟，我背上行李就往车站赶，到了售票处一看，窗口上面贴了一张告示，那纸张泛黄泛黄的，看来已贴了一段时间，上面写着：去往深圳的旅客需要边防证才能买票，去往东莞方向的旅客，需要旅客本人当地派出所的证明才能买票。我身上没有这样的证明，心想：完了，这一趟白跑了。
试一下可能还有机会，我不可能被一张纸吓跑的。我走到窗口问售票员小姐：“同志，没有派出所的证明可不可以买东莞的票？”
售票员说：“可以。”
我一听，失落马上烟消云散，指了一下窗口上的告示问：“那为什么窗口上的告示又说要派出所的证明才行？”
售票员说：“前段时间还要，不久前才不要的。”我听了，心想：好险呀！
平安地到了东莞，我马上买了一张去太平（虎门）的车票，太平当时是东莞最繁华的一个镇，也是离深圳比较近的一个镇，那里香港人多，商品丰富，香港货也多。
我找到旅社放下行李就到处溜达，看到哪里有港台歌曲录音带买，就问批发价是多少。当时我住的城市零售价是五至七元一盒，我想：我们下面的人的进货价应在三元五角左右，在太平的进货价应该在两元至两元五角之间。太平的零售价在四至六元之间，我每到一个店都跟他们谈价钱，每家店给我的价钱都在两元到两元五角之间。热门的歌手，如邓丽君、张帝、许冠杰等的录音带就是两元三角到两元六角一盒，其它不太热门的歌手就两元左右一盒。
我一共进了一百五十多盒，心里盘算一盒大约能赚一元五角左右，一百五十多盒，一趟能赚两百三十元左右。跑一趟来回三天时间（从我学画画的那个城市上下广州各一天，从广州去东莞来回一天），住两晚二十元，路费四十元左右（那时的路费十分便宜，从我住的城市去广州五百公里左右好像是十二元，从广州去东莞我忘了，好像是三四元），吃每天二十元三天六十元（那时吃很便宜，普通菜一个也就三至六元，一碗肉面一元五角元至两元），只要在吃的方面控制好，除去用费，一趟下来能赚一百元左右，每个月跑它六趟就可以纯赚六百元，只要把赚到的钱不停地投下去，用不了两个月就会一个月赚它过千，而那时的工资也就几十元一个月。
进好货，我就四处打听哪里有进第一手货的地方，东找西找总算找到一个对录音带和走私手表比较在行的人，叫小席。双方讲好，我下次来由他给我进货，每盒的价格在一元八角至两元三角元之间。谈话中，我才知道从太平到增城县新塘镇这一段路会经常查走私货，如果货被查到了就会被没收，我要求小席帮我把货带到增城县新塘镇，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在路上他不停地教我怎么避开查车，什么车可以坐，什么车不可以坐。
货拿回去后，一切都很顺利，我全部批发给了在街头贩买的人。这样做了一段时间，赚了二千多元，加上我的本钱，差不多有三千元，这样的本钱跑一趟能赚一千多元。正当我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命运却和我开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