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一月刚过元旦，在内四科教导员办公室里开支委会。到会的有支部书记范秀峰，副支部书记刘兰筠，青年委员解永正，保卫委员高秀兰，再就是我，组织委员。
上级来了命令，要抽调一批干部转业到北京，其中有我们科的教导员支部书记范秀峰。支委会还没开，范教导员感慨万端地说：“同志们再见了。想不到我范秀峰干了二十多年革命，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抗美援朝，到了这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转业到地方上去工作了。”
刘主任说：“这次转业的是一批老干部。现在地方上的干部，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受批判的受批判，靠边站的靠边站。地方的工作全都瘫痪了。看来让你们转业的目的是让你们把北京各单位的工作恢复起来。”
“咳！”教导员叹了口气，“到地方上很难开展工作呀！现在都是群众组织说了算，根本就不管你是不是党委书记。下去了还不是干受罪。”
我说：“群众还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你没在地方上工作，他们不知道你过去的情况，起码不会把你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吧？”
教导员摇了摇头：“很难说呀！只要你不支持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说你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刘邓陶式的反动路线，不是照样打倒你吗？”
教导员是搞政治工作的，考虑的就是多。他无可奈何地说：“上级的命令嘛，想转业也得转，不想转业也得转。好了，不说这些了。咱们还是开支委会吧！最近一些天来，咱们医院的邻居卫生学校的造反派们不断到咱们医院里来串联，到处煽风点火，鼓动一些人起来造反，想把医院的文化大革命也煽动起来。医院党委指示，咱们是正面教育单位，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如果有人来串联，把他们劝走。另外，院党委叫我们把所属人员一个一个地排排队，模模底，掌握好所有人的思想状况。现在咱们就来研究吧！”
教导员从抽屉里拿出《党支部会议记录本》递给我，说：“你是咱们科的秀才，还是你来记录吧！”
我接过《记录本》，打开，放在桌子上，从上衣兜里取下钢笔，拔下笔帽套在钢笔后面，拿在手上，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刘主任说：“怎么分析呢？把每个人的思想分成左、中、右？”
教导员说：“还是不用这些名词吧！我们不好说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还是用上、中、下为好。对那些真心诚意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和党组织一条心的同志，可以定为‘上’；对那些和组织面和心不和对党对革命三心二意的人，个人主义严重、资产阶级气味浓厚的人，可定为‘下’；对那些拥护党拥护毛主席、但又有些缺点、有些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而不太严重的同志，可列为‘中’。大家看怎么样？”
解永正、高秀兰和我都同意。支委会就这样开始了。
刘主任说：“我们还是先从医生中谈起吧！先说岁数最大的。大家说巩学谦这个同志怎么样？”
“我说吧！”我把《记录本》推给解永正，说：“巩学谦这位同志，我来医院和他相处五六年了。我俩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过心，即便是坐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觉得这个人清高，一有时间就看外语书，不愿和咱们这些凡夫俗子说话。我曾经为学英语找过他，他婉言拒绝，说他自己发音都发不好，哪能教我呢？我这才下决心非抠会英语不可。我从没听他说过共产党好，也没听他说过共产党坏。我看可以定为‘中’吧！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教导员摇摇头：“这个人不简单哪。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他在国民党的医科大学念书。他的档案中写着，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和其他学生一起集体参加过三青团。三青团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一个专事反共、反人民活动的青年组织。巩学谦参加三青团的时候已经二十多岁了，是有政治头脑的人了。解放后，他们学校被我军收编，他虽然成了解放军的一员，但思想还是旧的，和我们共产党格格不入。”
解永正把记录本推给我，说：“听说他家不是资本家，是小业主。”
教导员说：“不错，档案里写着他的家庭是小业主，但他家是个有钱的人家。你想，如果不是财主，解放前能上得起大学吗？”教导员进一步说，“此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就团结他，但很难说他的骨子里是不是拥护共产党。对于他，可以用，但不能重用，当主治医生可以，但不能当科主任，更不能轻易发展他为共产党员。”
刘主任问教导员：“你看定‘中’呢还是定‘下’呢？”
“我看定个‘中下’吧！”
我想了想，觉得‘中下’这个名词用得恰当，就表示同意。接着刘主任、解永正、高秀兰都表示同意。对巩学谦的研究就这样过去了。下面讨论潘志伟。
刘主任说：“潘志伟虽然出身于富农家庭，但在解放区长大，从小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参军后工作积极，性情开朗直爽，对党的认识有啥说啥，现在已经入党了，最近又提升为主治医生。我看可以定‘上’。”
刘主任说完，大家一致同意。接下来讨论杨彩霞。
解永正发言说：“我认为杨医生人不错，脾气好，和谁都能说得来，工作踏实，认真细致，领导上叫干啥就干啥，从不挑挑拣拣。群众中的威信也很好。我看可以定为‘中’。”
解永正说完后我和刘主任、高秀兰都同意。范教导员却补充说：“定为‘中’大家都同意，我也不反对。但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杨医生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一名少校团长，虽说已经死了，但她从小在这样一名反动军官家庭中长大，其思想难免沾染上反动的东西。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正因为她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所以杨彩霞才表现得那样老实，不敢乱说乱动。这是她的思想实质。同志们记住这一点就行了。下面讨论谁呀？讨论甄医生吧！”
刘主任说：“甄彩玲是湖南人，家里是小房产主，有几间房子出租，属于剥削阶级。她是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参干入伍的，军医中学毕业。思想比较进步，积极参加各项文娱活动和政治活动。可能和她的家庭出身有关，小资产阶级意识比较浓厚，聪明而有些清高。想入党又没有勇气写入党申请书。我认为她和杨彩霞不同，定为‘中上’吧！”
高秀兰发言了：“我看可以。现在卫生学校那些造反组织一个劲儿地到医院来扇风点火。医院一旦闹起文化大革命来，我看甄医生好受不了。”
“为什么？”解永正问。
“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她老头子李常荣，还有内科主任李兆训，太行陆军医院这两个顶梁柱子非打成反动的学术权威不可。她老头子整天低头弯腰挨批斗，她能好受得了吗？”听高秀兰的口气，好像医院就要发生文化大革命似的。
讨论完甄彩玲，接下来讨论两位年轻医生，林伟才和张水莲。对他们俩的分析很简单，都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尤其是林伟才，是共青团的副支部书记。很自然，这两位同志，大家一致同意定为‘上’。
对于护士长邹正平，大家连讨论也没讨论，一致意见定为‘上’。高秀兰是支部委员，就不用说了。
护士中，多数人定为‘中’。出身好的、思想进步的定为‘上’。只有两个人有争议，一个是老护士谷美英，一个是刚从部队调来的男护士阎久卿。谷美英虽说是位女同志，工作却有些粗拉，主任和教导员批评过她几次，她不但没改，反而对领导有意见。阎久卿呢？自以为家庭出身好，在战斗部队当过卫生员，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他不但看不起科里的医生护士们，甚至连主任、教导员也不放在眼里。天下唯有他是马列主义者。支委会讨论的时候，有的认为这两个人定为‘中’，有的认为定为‘中下’，最后还是有保留地定成了‘中’。
至于说赵春生、邱东来、刘仙娥、鲁爱玉，这几个战士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就没有更多讨论的了。会开到这里就要散会了。
支委会刚要散，林伟才兴冲冲地闯了进来：“教导员，我弄了几枚毛主席像章，你们看，多好呀！”说完，他把手里的七八枚像章规规矩矩地摆在办公桌上。
毛主席像章，圆形，直径三四厘米或四五厘米，多为铝制的，在鲜红的底面上突出着毛主席闪闪发光的金色侧身头像。毛主席像章的含义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当时，人们都以拥有最红最亮最好看的像章而自豪，把它戴在左侧胸前，让毛主席离自己的心脏最近最近。因此，每人常常收藏几枚、几十枚，甚至收藏更多的毛主席像章。
林伟才刚把像章摆在桌子上，我们几位支部委员高兴得你抢一枚我抢一枚将像章抓在手里。
教导员问林伟才：“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毛主席像章？”
“是卫生学校的同志送给我的。”
“他们又来啦？找你干什么？”刘主任担心地问。因为她对卫生学校的造反派不断来医院串联，深感不安。
“还不是动员我们起来造你们这些头头的反。”林伟才不紧不慢地说。
教导员问：“你怎么答复他们的？”
“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医院是正面教育单位，不搞四大。’他们说：‘你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叫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你为什么反对？’我说：‘正因为我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才不搞四大。医院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也是毛主席决定的。如果毛主席叫我们搞，我们马上就搞。’”
“好！好！回答得好！”教导员对林伟才的回答大为赞赏。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林伟才笑了笑说，“他们说了，非把医院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不可。医院里也确实有些人想给头头们贴几张大字报、开开批斗会。他们正串联一些人要跟院长、政委辩论呢！一旦院长和政委顶不住了，说不定咱们医院很快就会闹起来的。”
刘主任劝告林伟才：“小林呀，你可千万别跟着他们瞎闹啊！”
“放心吧主任，我不会跟他们搀和在一起的。”说完，林伟才又掏出一枚更漂亮的毛主席像章对教导员说：“教导员，听说你要转业去北京了，送给您这枚毛主席像章作纪念吧！”
“太感谢你了！”教导员感慨地说，“小林哪！我要走了。临走没什么送你的。只送给你一句话：一定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掌握毛泽东思想，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将革命进行到底。”
林伟才自负地说：“谢谢您啦！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那好，我就把你这枚毛主席像章作为临别纪念了。”
林伟才给了教导员一枚毛主席像章，我们几个人也都吵吵起来。这个说：“小林，这个给我吧！”那个说：“这个我要啦！”林伟才说：“拿去吧！以后我还能弄到更多像章哩！有了好的还送给你们。”
高秀兰说：“你小子真他妈神通广大。像个孙猴子！”
林伟才念了一句毛主席诗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要真有孙猴子那两下子就好喽！如果要搞文化大革命嘛，我非组织一个金猴战斗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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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当时党组织以“唯成分论”评价一个人，一是看对共产党的态度，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二是看其家庭出身，认为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最可靠，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是值得怀疑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同了，谁批判走资派、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就是革命派；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革命派。
1967年1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策划下，“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王洪文（后为“四人帮”的一员）、徐景贤等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在全市掀起了“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毛泽东对上海“一月夺权”高度评价，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至此，拉开了全国范围“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序幕。
下面继续讲述太行陆军医院发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