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刘、邓路线”。至此“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开展起来。八月一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说他们的行动“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支持”。于是，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于是红卫兵开始了全国性大串连。到十一月下旬，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冲杀”“造反”，揪斗“走资派”，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而无法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全国陷入了政治大动乱。许多人不理解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连”和到处“冲杀”“造反”的做法，被视为“保皇派”，有的甚至被江青一伙打成“反革命分子”。刘少奇、邓小平受到揪斗、批判，叶剑英、陈毅元帅在讲话中批评了军队院校在运动中的错误，江青就污蔑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陈毅是“老右”，两位元帅受到了“炮轰”和批判。贺龙元帅则被指责要搞“兵变”“通敌叛国”而被关押。彭德怀被中央文革小组派出的造反派押回北京批斗。党内第四号人物陶铸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诬陷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被突然打倒，受到残酷迫害。“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喊的第一句口号是“打倒刘、邓、陶！”第二句是“打倒彭、罗、陆、杨！”第三句是打倒所在省、市、地区的领导，第四句是打倒本单位的领导。
“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上闹得轰轰烈烈，军队中除了大专院校以外，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但是，通过报纸，通过电台，通过人们在街头巷尾的所见所闻，以及伤病员在病房的议论，同志们对社会上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毛主席号召人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当时人们议论的主要话题就是社会上的动乱情况。
大概是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到肝炎病房查房。一进病房就听到一位刚入院的轻型肝炎病人在摆龙门阵。其他病人竖着耳朵听他在无边无际地闲聊。我没惊动他，悄悄靠在病室门口听他砍大山。
“我这一辈子算是没有白活。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看见毛主席啦！”新入院的小伙子，说话的神态既兴奋，又骄傲。
他对面床上躺着的慢性肝炎病人非常羡慕，问：“你看见毛主席嘴巴下面那颗黑痣没有？”
“别开玩笑了！他老人家在城楼上，我挤在一百多万人的天安门广场里，能认出毛主席来就不错了。你们是不知道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那个多呀，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人们像疯了似的拼命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把人的耳朵都快震聋了。一个个举着《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挥动，好让毛主席看到自己。千万本《语录》一齐挥动真像红色的海洋。人们一边挥动《语录》一边喊，激动得满脸是泪水。”
“你也哭啦？”
“哭啦！我一边挥动语录一边擦泪。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不住地向人们挥手。林副主席就站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穿着绿军装，带着‘红卫兵’的红袖章。”
另一个肝炎病人问他：“你见到红卫兵了吗？”
“咳！你们是没到北京去呀！那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百多万人，差不多都是红卫兵，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一个个穿着旧的绿军装褂子，挽着袖子，戴着红袖章，顶着绿军帽，拿着红《语录》，神气极了。坐汽车、坐火车不用买票，到饭馆里坐下就吃，不掏钱！”
“那北京不乱套了吗？”
“听说周总理下了指示，叫北京一定要接待好来京的青年学生。乱是乱一些，可人们的革命热情高极了。街上到处是大字报。红卫兵见‘四旧’就破。”
“破什么？‘四旧’？”
“你不懂什么叫‘四旧’？告诉你吧！就是旧风俗，旧习惯，还有什么旧书，旧老太太……”
（注：当时“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什么什么，旧老太太？”
“是啊，就是那些住在城里的地主婆。听说红卫兵把她们的脑袋剃光了，押送她们回乡下的老家去！”
“你说得太玄了，我不信。”
“我亲眼看见了。好几个红卫兵押着个老太太。”
“把脑袋剃光啦？”
“嗯——”摆龙门阵的小伙子有些语涩了，“脑袋虽然没剃光，可头发乱七八糟的。”
慢性肝炎病人教训他：“说话要实事求是，别听风就是雨。”
小伙子急了：“我不骗你们，说的都是实话。红卫兵的革命热情就是大。比方说自行车吧！你们谁骑的是飞鸽牌自行车？”
我见小伙子说得既认真又神气，就走了进去，说：“我骑的是飞鸽牌自行车。”
病人们见我进来了，向我打招呼：“曹医生来啦！”
我点了点头，转头问新入院的小伙子：“你是刚入院的吧？”
“是啊，我刚从北京回来就得肝炎了。”
“你刚才说飞鸽牌的自行车是怎么回事？我骑的就是飞鸽牌的自行车。”
他神乎其神地说：“你赶快把自行车前面那飞鸽商标去了吧！不然你骑着车子上街碰上红卫兵，非找你的麻烦不可，说你同情国民党。”小伙子说得很认真。
“笑话，我跟国民党军队打了好几年的仗，我怎么同情国民党呢？”
“你还不知道呀！听说天津自行车厂的商标设计者给抓起来了，说他是国民党特务。”
“为什么？”大家问。
小伙子神秘地说：“他设计的商标图案是变相的国民党党旗！”
“怎么是国民党的党旗呢？”
“国民党的党旗不是‘青天白日’吗？可他设计的商标也是‘青天’，不过没有明目张胆地设计‘白日’就是了，而是把‘白日’设计成了白鸽。所以你骑着飞鸽牌自行车上街要特别小心。我劝你还是赶快把商标取下来吧，免得上街找麻烦。”
那位慢性肝炎病人也劝我：“曹医生，外面的乱劲儿你是不知道，市长、副市长天天挨斗。市里不论是工厂还是机关，不管是商场还是医院，所有单位的领导，什么局长、科长、厂长、院长、党委书记、支部书记，甚至主任、班组组长，大头头、小头头都在挨斗。街上许多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到处转游。我劝你还是把自行车的商标去了吧！”
新入院的小伙子说：“外面乱得很。咱们部队上还是四平八稳的，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动静。”
一位步兵学院的病人说话了：“你不知道。虽说部队上不搞四大，可是我们学校乱了。最近上级有指示，部队的各院校也要开展四大。这样以来，我们学校，还有其他部队院校全都乱了。学校里贴了好多大字报。”说完他问我：“曹医生，你们医院旁边的卫生学校怎么样？”
我说：“上级同意他们搞四大，可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学校党委还在工作。最近上边来了一道命令，叫党委停止工作。这才有人贴了大字报。前天我和几位医生到卫生学校转了转，大字报的内容都是针对校长、政委、学生队长、区队长写的。大字报的落款是‘红色造反兵团’‘革命造反大队’什么的。”
“是这样是这样！”步兵学院的病人说，“我们那里也是这样。党委一停止工作，下面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十个人二十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一个革命组织。自己给自己起个造反派的名子就造起反来。有的叫‘卫东革命战斗队’,意思是保卫毛泽东，有的叫‘卫彪造反兵团’，意思是保卫林彪。更有趣的是还有叫‘砸狗头战斗队’的。”
“为什么叫这么难听的名字？”
“现在不是都在批判当权派吗？批判的时候，造反派叫当权派在台上低头弯腰，一边批判一边喊叫：‘砸烂他的狗头！’‘砸烂他的狗头！’就这样，有的战斗队给自己取了个非常‘革命’的名字，叫‘砸狗头战斗队’。”
我笑着说：“看来我得回去把自行车上的商标抠下来了。省得让他们找麻烦。”
我们正说着，林伟才跑来了：“曹主治医，快！急诊室来了个昏迷病人，黄疸很重，像是暴发型肝炎。快去吧！”
“好，马上就去。”我向病人们说：“对不起，我得先看危重病人去。以后再来给你们查房。”
这些轻病人谅解我：“快去吧！我们没什么事，有事以后再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