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最寒冷的那一天，医院院长在整编大会上宣读了由军区批准的一批离休人员的命令，命令中有我。
散会了，人们纷纷走出礼堂，出门一看，嗬，好大的雪呀！漫天的鹅毛雪片在狂风中飞卷着飘落下来，白绒绒的在地上积了足有三寸多厚。散了会的人们嘻笑着，喊叫着，唧唧喳喳地往自己家跑。我把棉帽用力往下拉了拉，两手拽着棉大衣衣襟将身子一裹，踏进风雪里大步走向家去。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刚才整编会上发生的一切，心里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来。事情来得如此之快，几天以前我还在考虑如何把传染科的工作搞得更好，考虑怎样把科研工作落实，考虑我编写的《临床教学参考材料》如何在培训进修医生和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咳！现在，这一切的一切都不用我操心了。说实话，我舍不得离开多年朝夕相处的同志们啊！一个人离开了工作，离开了集体，真不是滋味儿，我茫然，我惆怅。咳！都怪我这颗心梗后的不争气的破心脏，领导批准你离休也是为你好啊！算了算了，不想了。事已如此，休息就休息吧。休息又不是丢人的事，刚才会上不是还受到表扬了嘛！咳……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到了宿舍楼门口。进楼后，我先在楼道里跺了跺脚，摘下帽子，用手弹掉帽子上的雪，然后用帽子身前身后拍打了一阵子，这才顺着楼梯上二楼，来到自己家门口。
门关着，我伸手从裤兜里掏钥匙。因为手冻僵了，掏了好一会儿没掏出来。我听见家里有做饭的声音。啊！老伴儿下班了，干脆，敲门。
咔！咔！我用手敲了两下，不见老伴儿出来。咔！咔！咔！我使劲儿敲了几下，喊道：“哎，开门！”
不一会儿，门开了。家里的热气涌出来，令人感到无限温馨，紧接着，一股煎鱼的气味儿窜到我的鼻子里。我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啊！真香呀，又煎鱼啦！”说着我就往里走。
“等等，你身上还有雪。”老伴站在门前，腰上系着白围裙，手里拿着一把铝制的铲子，看着我说，“我拿笤帚去，给你扫扫！”
说完，她转身进家拿出一把棕条帚，把我身上的雪前前后后彻底地扫了一遍，说：“好了，进去吧！”
我们走进家里。她急忙赶到厨房，突然喊了起来：“哎呀！光顾着给你扫雪了，鱼都煳了。”
我到厨房一看，可不是，锅里噼啪乱响，都冒烟儿了。一股儿烟熏火燎的气味儿呛鼻子。她着急了：“这，这——”
我安慰她：“不要紧，煳点儿怕什么？照样吃。只要不是毒药再煳也能吃。”
她瞪了我一眼：“能吃，能吃我也不给你吃！烧煳了的食物致癌，吃了得癌症！”
“嘿嘿！”我一笑。
“嘿嘿，你就知道嘿嘿！”她非常利索地把煤气炉的火苗拧小，把煎煳的鱼铲出来，用铲子清了清锅底，重新倒上油，开大火门，又煎起鱼来。
她，一生坎坷，加上人老了，心情难免不舒畅，爱着急。这时，我总是嘿嘿一笑，或者做个鬼脸儿，过一会儿她就没事了。反正我不让她生气。说真的，我们这一辈子还真没拌过嘴哩！
过去她可不这样。早年的她，纯朴、热情、活泼，温柔，是一生的坎坷经历使她变得容易上火了。我和她相伴一生，我爱她，我安慰她，我设法给她温暖，给她幸福，给她生活的勇气，只要能使她高兴，怎么着都行。
她平静下来，一边煎着鱼一边问：
“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
“上级批准我离休了。”
“真离啦？”
“是的，真离了。”
她叹了口气：“到底还是离了。我原以为你还能干几年。等我退下来，在家给你做饭。没想到，你倒先离了。”
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休息了好啊！与世无争。我在家给你做饭，你再多干几年嘛！”
“我多干几年？我都往六十岁上奔的人了，还有什么干头儿？”
我忙改口：“不想干就不干。到时候，咱俩在家里，我陪着你。”
“陪着我？”她斜了我一眼，“俩人蹲在一起，大眼儿瞪小眼儿，有啥劲呀？”
“没劲你就干，接着干。”她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总是顺着她。
她叹了口气：“干干干！干了一辈子，落了个啥呀？”她心一酸，眼圈儿红了，“怎么倒霉的事儿都赶上我啦？”
我忙安慰她：“过去的事，总想它干吗？现在不是好了吗？改革开放以后，你二姐右派分子的帽子摘了，你父亲已经不在了，资本家成分也就过去了，现在党你也入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总想那不顺心的事儿了。”
她没掉泪，只是放下铲子，从衣兜里掏出手绢儿，打开，用双手捂在鼻子上擤了擤鼻涕，然后把手绢叠起来，放回衣兜里。
这时，锅里的鱼煎好了。她用铲子把鱼铲出来，放在盘子里，又往锅里加了几块生鱼。生鱼块儿一进锅“刺啦”一声，紧接着鱼块儿的四周“唧唧”地冒起油泡来。
突然，叮零零……叮零零……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
“快！快去接电话。”她一面用铲子翻鱼，一面催我。
我走到客厅，抓起话筒：“喂！”
话筒里传来一位年轻女人的声音：“你是曹柏吗？”
“不是。”
“啊，曹叔叔。曹柏不在家呀？”
“不在。”
“那就算了。”
“有事跟我说吧，他回来我告诉他。”
“没事儿！打搅您啦叔叔，对不起。”咔的一声，对方把电话撂了。
真没意思。我心想，你既然没事儿，干吗打电话呢，岂有此理！我轻轻地把话筒放在电话机上。
老伴儿在厨房里问：“谁来电话？”
“不知道，是个女的。”
老伴说：“老是有人找他，不是他的男同学，就是他的女朋友。整天替他接电话。真麻烦！”
我说：“小柏这孩子，心就是浮，坐不下来，光知道和同学们玩呀闹的。照这样下去，他这电视大学毕不了业可就麻烦了。”
老伴说：“回来后再跟他说说，不能光慌着玩儿，都二十多岁了，该懂事了。
我说：“他呀，学习精神要有他姐的一半儿，也不至于连考两年大学都没考上，最后才考了个电视大学。”
她说：“对他来说，能考上电大就不错了。他怎么能跟他姐比呀！翠翠从小就爱学习，小学、中学，一直考第一名。在北京医科大学学习成绩优秀，毕业留在了学校。我就不明白，咱这两个孩子都是一个娘生的，为什么就差这么远呢？”
“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嘛！你没见《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和薛蟠，就跟咱们翠翠和小柏一样，一个聪明恬静，一个贪玩不爱学。”
老伴儿说：“你说得有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山里下放的时候，房东家里有两只鸡，一窝孵的都不一样。一只你可以抱起来像抚模小猫似地模它，另一只见人就躲，逮都逮不住……”
她说着说着不吭气了，过了一会儿才说：“咳！提起那个年月来，真叫人……”她哽住了。
我知道她又在想她在山里那“月兑胎换骨”的经历。我忙转移她的注意力，大声问她：“喂！鱼煎完了没有？煎完好吃呀！”
她见我喊她，不再想了，说：“你着什么急呀？早呢，煎完鱼还得烙饼，得等会儿。你没事儿给闺女写信吧！告诉她，你已经离休了。顺便，把我入党的事儿也告诉她。”
“好吧！”我答应了一声。其实，我并不想写。我累了，靠在沙发上想休息休息。想起我这一生，又想到老伴儿的一生，不由得，想到老伴儿下放的那一年……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二十多年了。那是一九六八年，也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那年的阴历八月十五，家家户户都在过团圆节。医院幼儿园放假，家长们高高兴兴地把孩子接回家共享天伦之乐。
可是我的家，她不在，参加医疗队下放到山区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两个孩子小，翠翠六岁，小柏三岁，都放在幼儿园里。那时，我在传染科做主治军医工作。因为病房里有位重病人，我一直忙到下午一点多钟才下班。一下班，我就跑向幼儿园去接孩子。到了幼儿园，保育员告诉我，两个孩子早在上午九点多钟就自己回家了。我一听，撒腿往家跑。
那时，我们住的是平房。我一进院子，两个孩子正靠着门蹲着哭呢。小柏倚在姐姐的怀里不断抽泣，翠翠抱着弟弟掉眼泪。
我看到两个可怜的孩子，紧跑了上去。孩子们见我回来，站起身向我扑过来。我一把抱起儿子，忙掏手绢儿给他擦眼泪：“不哭，儿子不哭。我的好儿子，都成大孩子了，还哭吗？”
儿子撇着小嘴儿说：“你老不回来。”
翠翠也埋怨我：“别的叔叔阿姨早就把小朋友们接走了。可你，就是不去接我们。我们自己回来进不了家。等你老半天，你也不回来。”
“爸爸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向他们解释，“爸爸有事，有个叔叔病得可利害哩。爸爸给他看完病才能回来呀！”
儿子问：“爸，你还走吗？”
我一边掏钥匙一边说：“爸爸不走了，跟你们一块儿过八月十五。”
我刚掏出钥匙，翠翠一把抢过去：“给我，我来开。”她把钥匙插进屋门的锁眼儿里一拧，门开了。她用手往里一指：“进吧！”
进屋后，我抱着儿子问：“饿了吧？儿子。”
小柏点点头。
翠翠说：“小弟没出息，饿哭了。”
我问翠翠：“弟弟哭是饿的。你为什么哭呢？”
翠翠抿着小嘴儿，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
我放下小柏，说：“好，爸爸先给你们每人泼一碗炒面。然后再做饭，好不好？”
“好！”两个孩子高兴了。
我泼了两碗炒面。每人的碗里放了一把小勺儿。我把炒面放在桌子上。他俩，一个跪在椅子上，一个跪在方凳上，一勺儿一勺儿地挖着吃起来。两张小嘴儿“呼哧”“呼哧”的，一会儿就把两碗炒面吃光了。儿子的小脸蛋儿上沾了好多炒面糊糊。
我给小柏擦了擦嘴，问：“还饿吗？”
“饿。”
“想吃什么？”
“吃饺子。”
吃饺子?!这可给我出难题了。往日吃饺子都是他妈调馅儿，我只管捏，或者擀皮儿，就是不会调馅儿。如果做不好，那不灰了孩子们的心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得满足孩子们的心愿呀！我说：“好，你说吃饺子咱就吃饺子。”
这顿饺子是翠翠帮着擀皮儿做的。儿子就知道玩儿。他揪了一块面团儿，一会儿说是捏小狗儿，一会儿说是捏小猫儿，其实，捏得什么都不像。
饺子煮好了，端在桌子上。还没等拿筷子，儿子抓起一个塞到嘴里。他嚼了两下，觉得滋味儿不对，“啐”的一口吐了出来，嚷道：“不好吃！”
翠翠用筷子夹起一个咬了一口，嚼了嚼，说：“好吃。”
“不好吃！不好吃！”儿子不服气，使劲嚷。
“好吃，就是好吃。”翠翠和弟弟吵起来。
“别吵了，让爸爸尝尝，看好吃不好吃？”说着我挟起一个放在嘴里嚼了嚼，说老实话，是难吃。我想起来了，忘搁盐了。幸好酱油放得不少，能凑合着吃。我鼓励小柏：“能吃，你看爸爸。”我又把一个饺子放进嘴里，嚼了嚼，一伸脖子咽下去，说：“能吃吧？爸爸说能吃就能吃。”
儿子不服气：“没妈妈做得好吃！”
是啊！孩子是不会说谎的。翠翠所以说好吃，一是因为她做饺子出了力，二是毕竟大一点了，懂事了，怕爸爸伤心。
就这样，两个孩子不声不响地吃起来。我望着两个孩子一阵心酸，心里说：“多可怜的孩子呀！要是你们的妈妈在家，说什么也不会让你们受这份儿罪呀！”
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亮亮的，照亮了东边的半边天。东边的星星失去了光辉。只有那些颗粒较大的还在眨着眼睛向人间微笑。月光洒在庭院里，地上的一草一木好像都能看清楚。墙脚下的螅蟀，以它那银铃般的声音幽闲地演奏着“小夜曲”。
我坐在庭院里，怀里抱着儿子，身旁倚着翠翠。我指着月亮给孩子们讲嫦娥奔月、仙兔捣药和吴刚伐桂的故事，指着星星给他们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我讲啊讲啊，小柏的脑袋一耷拉，睡着了。
一阵凉风吹来，像在背上泼了一瓢凉水。翠翠打了个寒噤，用力偎着我，说：“爸，我冷。”
我说：“起来孩子，弟弟睡了，咱们进屋里睡吧！”
我抱着小柏进了屋，把他放在大床上，再在小床上给他铺好被褥，最后给孩子月兑衣裳。
小柏睡得像摊稀泥。衣裳实在难月兑。还是翠翠帮的忙，帮着月兑鞋，拽裤子，才把小柏的衣服月兑下来。
我把儿子安顿好了以后，回头再看翠翠。翠翠早已钻了被窝。她露着脑袋，眨巴着小眼睛，说：“爸，天冷了，给我和弟弟找几件衣裳吧！明天我们带到幼儿园去，好吗？”
是啊，天冷了。我这做爸爸的，怎么就没有想到给孩子们添衣服呀？我简直不如个六岁的孩子。翠翠是多好的孩子啊！我弯下腰去亲了亲翠翠的小脸蛋儿，我的眼睛湿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身边的孩子发出均匀的鼾睡声。窗下的蟋蟀还在凄凄切切地鸣叫。我遥望那无垠的夜空，牛郎和织女还在隔河垂泪。皎洁的明月从东升到南，从南移到西，移到西边的山峦之上。就在山的那边，此时此刻的她，几个月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呀？我仿佛听到她伏在枕头上哭泣，她……
我实在想不下去了，披上衣服，走下床来，看了看桌子上的马蹄表，夜已经深了。我心潮起伏，提笔写了一首所谓的诗：
中秋月明鹊桥稀，窗影空投半边席。
月沉西山远关处，思念深山不幸妻。
度日如年屈指数，佳节倍思今方知。
牛郎舐犊思织女，儿女想娘面腮湿。
茶粗饭淡柏儿怨，襟破衣凉翠儿凄。
翠柏思母鼾酣睡，老木孤零入梦迟。
更深寒重衾枕冷，屋静独显钟声滴。
滴滴钟声去无尽，漫漫忧思终不止。
驹犊南柯与娘会，愿随儿魂去山西。
亲人相见八行泪，倾吐衷肠诉冤屈。
寒风烈日犹可忍，恶言秽语愤难息。
娇花女敕柳遭风暴，矮檐之下把头低。
夜来枕边偷洒泪，谁人知晓谁人知？
亲人相见不忍别，可恼无情报晓鸡。
……
我在深深地回忆中，电话铃又响了，响了好久我还没听到。
老伴儿在厨房里喊道：“电话，接电话！”
听到老伴儿喊声，我才意识到有人来电话了。我懒洋洋地从沙发上起来，走到电话机前抓起话筒：
“喂！”
话筒里传来一位声音低沉、刚毅而老练的老年人的声音：
“你姓曹吧？”
“是的，我姓曹。”
“你叫曹晓刚吧？”
“是。”
“你的小名儿，是不是叫嘎子呀？”
“我──”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嘎子是我光着跑着玩时人们给我取的外号。现在我已是两鬓斑白的老头子了，还有人叫我“嘎子”，真叫人难为情。
对方似乎察觉到我的尴尬，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嘎子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听不出来。”
“我姓梁呀！”
“姓梁？”
“对，姓梁。怎么？你听不出来？我是梁健呀！”
“梁健？”我努力回想着。
对方见我想不起来，说话很干脆：“嘎子，想不起来不要紧。咱们这样吧！现在雪已经停了。明天是星期天，你到我家来，咱们好好聊聊。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谁了。我住在军区干休所，四号甲楼。怎么样？明天能来吗？”
我望了望窗外，雪果然停了。我说：“好吧，我一定去。”
“好，明天见。”
“明天见。”
我放下话筒，老伴儿问：“谁呀？”
“不知道。他说他叫梁健。”
“没听说有个叫梁健的呀？”
“不管它，明天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到梁健家，聊了很长时间，主要聊的是“文化大革命”，他要我写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小说，标题是《风暴中的情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