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胞胎姐妹打黑拳 第4章   震惊中外的“大逃港”

作者 : 眯玛然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而且手段也够叫外国人大吃一惊的。

那时候,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

“收容”的后面是什么,经过无产阶级*的人,可以想象得到,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待遇。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

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

我们只需要想象一下,光“拉尸佬”就有200多个,死的人能少吗?

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有一个当年的“拉尸佬”最多的一天,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

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那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甚至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令偷渡不成功者羡慕不已。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偷渡,几十名村民到海边隆重饯行。其情其景使人想起了历史上人们为大刺客荆轲送行的词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大逃港”的汹涌澎湃的大潮里,出现了逃港的传奇人物和传奇事件。

有一个人,命运不好,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而且也知道这些人拼着老命“大逃港”的实情,出于强烈的同情,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大伙儿不约而同地眼睁睁地看见这个人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啊,那个可怜可悲欲哭无声也无泪的时代哪!

想当年,在政府精心建设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想法设法树立起来的反偷渡的“红旗村”,政府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其结果还是逃掉了一大半。

那个情景,真正的是比现在的战争大片都叫人惊心动魄。

这些人为什么要逃港?

为了活命!

因为他们都是因为贫穷和饥荒,他们个个都是活人,都不想死。

1957年,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

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老百姓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

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意思是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1967年“*”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受不了了,借到深圳演出的机会,乘船逃往香港,引起轰动,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所有的墙壁上刷满了革命大标语,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

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村。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可是,到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那边去!”

清楚了吧,深圳的所谓大逃港,真正的是奇迹,深圳的改革开放也是奇迹,但是这些奇迹是这些冒死“上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铺平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路,我们每一个在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的人,应该不要忘记他们。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香港的“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等,工作卖力要求低,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

但是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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