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
一张嘴，一圈人，一聊聊到云彩里。
以上是政府部门、行政机关的一大诟病。在人们的想象之中，凡在行政机关工作的人，都是四平八稳地坐在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洒不着，冬有暖气，夏有风扇，悠闲自得，旱涝保收，这些是指城里大机关的，乡镇机关可无这份清闲，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是最基层的一级建制，直接面向人民群众，国家、省、市、县下达的各项方针政策都需要乡镇去具体落实，方方面面的工作任务最终都要通过乡镇这一针来穿。
今天早上点名，“老幺”（一把手，也就是乡党委书记）、“老二”（二把手，也就是乡长）分别传达了县委、县政府的会议精神，“老幺”要求全体机关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引导农民摆月兑过去单一的粮食种植，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搞多种农业经营，走共同致富的道路。“老二”着重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要敢于开拓创新，想前人未所想，干前人未所干的事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乡镇企业带动农村经济腾飞，并阐述了邓小平“先富”、“共富”的理论。但听了他们的讲话，人们普遍感觉他们的思路是有分歧的，虽然他们都在谈发展农村经济，可他们的着力点是不同的，“老幺”的主导思想在“共富”上，“老二”的主导思想在“先富”上。至此“老幺”和“老二”发展思路不同而引发的矛盾渐露端倪。
正开会着，一个人风尘仆仆地走进来，他一只裤腿高一只裤腿低地站在那里，人们一阵骚动，正在讲话的关乡长皱了皱眉头停顿下来，侯书记隔着几个人向这个人打招呼：“老程，来了，家里房子盖好了？”
“架子立起来了，等风干些时再胶泥墙面、安门窗。”
史玉林打量着土沬乎乎的老程，想必这就是分管农林的副乡长程思元，史玉林一来到乡里就听别人说过他，只是从未见过面，程乡长请假在家里盖房子。
侯书记说：“房子干了再胶泥，墙面不蹦缝，不月兑皮。”
有人接嘴说：“做门窗的木料也得干透了才不变形。”
石磊说：“木料不能直接放在太阳底下暴嗮，这样木头会裂缝，要慢慢地阴干。”
“黑老张”一边吧嗒着旱烟袋一边说：“木头要是能在水里泡几天，然后再用文火慢慢地熏干，效果更好。”
“黑老张”吸完一袋烟，在鞋底上磕去烟灰，随手把烟袋、烟盒和火柴一整套家伙递给程乡长，程乡长装满烟袋，就含在嘴里吸了起来，一边和屋里的人打着招呼。
关乡长也走过来问：“来了？”并客气地伸出手要和程乡长握手。
老程显然不习惯这种礼节性的动作，他迟疑了一下笨拙地伸出手和关乡长握了一下，答到：“来了。”老程拿着烟袋杆比划着说：“关乡长，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可关乡长却失了谈性，他破天荒地对眼前的工作作了简短地安排，即中止了讲话。
接着是副书记、副乡长们安排工作，农田规划、农网(电路老化)改造、乡乡通（要想富，先修路，实现乡乡通公路）工程、水利建设、乡统筹、村提留、计划生育等等，等等，要齐头并进，哪一样都不能耽误，哪一样工作都不能落后。
开完会，乡干部们按照各自的分片包干下到所包的村。分管农林的副乡长程思元，带着史玉林和“老古头”骑着自行车下到大王庄。
农村一天三顿饭吃得都比较迟，清早一般都要在地里干一泡活，才回家吃早饭，早饭吃得晚，午饭相应就推迟了，下午是天不黑不收工，所以早饭吃到九点半，午饭吃到一点半，晚饭吃到一更半是正常现象。村民们吃饭时有端着碗在街上聚堆吃饭的习惯，这些农民一边吃饭一边摆着龙门阵，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家长里短，天文地理，正传野史，民俗俚语，奇闻逸事，无不包容，农民的很多信息很多见闻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形成了独特的农村饭场文化。
老程他们来到村里时正是九点钟左右村民们吃早饭的时间，街上有很多人，一进村头，有人就举着烟袋远远地喊：“老程，过来吸袋烟，”
八十年代以前官本位思想还比较淡，人们对当官的，尤其是乡镇这一级的，很少以官位称之，所以人们见了程乡长都喊老程。
老程他们几个人就骑着自行车走过去，在那个人跟前停下来，老程问：“老要，吃饭了没？”
那人指指身边的一只空碗说：“刚吃过。”
早些年中国人最关心的是吃饭问题。中国人历史上是一个饥饿的民族，自然灾害不断，战乱频仍、人口众多……造成中国人长期挣扎在饥饿的贫困线上，饿得皮包骨头的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从陈胜、吴广的“均田地”到**党的“打土豪，分田地”，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虽然解放后**党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惊奇，但中国人世世代代挨饿的记忆是消弭在血液里、骨髓里的，这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是一时半会忘不了的，所以人们见了面习惯性地问“吃过了没？”，这是当时最贴近民生、最体现中国人生存环境的问候语。这些问候语曾经被外国人讥讽为“中国人只记得吃”，被80后、90后笑话为“老土”，那是他们没挨过饿吃饱了撑的，如果他们被饿得前心贴后心，他们再不会说这种风凉话。
老程和村民们相互问候过后，那个被称为老要的人将烟袋和烟盒递给老程，老程接过来熟练地装上烟草，就蹲在地上吸开了烟。
大家都知道“老古头“不吸烟，所以也没人让他烟，老要从下腾出板凳，客气地给“老古头”让座，“老古，你坐下，坐下歇歇。”
大家都听说“老古头”有洁癖，他下乡有三不：从不在农户家吃饭，而宁肯饿着；从不用别人的杯子，而宁肯渴着；尽量不坐别人的凳子，而宁肯站着。所以大家也就是礼貌性地虚让他一下。
“老古头”也客气地对老要推让到：“你坐，你坐，我在乡里一直坐着，现在正好活动活动。”
老要就重新把凳子塞在下。
“老古头”嫌烟雾呛得慌，就借故躲到房角拐弯处的瓜棚下去看瓜了。
不远处王利良正蹲在自家门口吃饭，看到史玉林他们，就端着大海碗一边吃着一边走过来，
史玉林隔多远就和他招呼上了：“正吃呢？”
王利良答应了一声，他把吃了一半的饭碗搁在老要家门口的一块青石上，腾下手从腰间掏出烟袋递给史玉林，史玉林接过烟袋指指饭碗说：“你吃，你吃，别管我。”
在吸烟的功夫又围拢过来几个人，他们就或站或蹲地在一起拉呱。
有人指着程乡长的自行车开玩笑：“老程，你的自行车是除了铃不响，哪都响。”
老程看看自己的破自行车说：“是啊，俺的自行车骑十来年了，出力了。”
老要说：“可换了。”
“新的都要骑旧了，换他干啥，这样多安全，不用锁小偷都不偷。”
老程一边慢悠悠地装着烟丝，一边讲着他的自行车经历,他说：“有一次，俺到县城开会，把车放在县委后门外，也没落锁，开完会出来，车不见了，俺就奇了怪了，俺的烂车还有人偷，俺也没怎么找，就随着开会的人到外地去出差了，等俺出差三天回来，俺的自行车又好好地回到了原地方，和俺一起开会的同志猜测，肯定是谁临时有急事骑走去办事了，办完事又把车给你送回来了，他们都说我的自行车这几天学雷锋去了。”
老程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
笑过之后，老程问：“马上就到‘三秋’了，大家伙都思量来没有，秋后准备种些啥？”
老要说：“反正粮食是不能再种了，够自家吃、够交公粮算球。”
有一个人说：“俺家的存粮吃三、五年也吃不完，俺准备秋后全部种成菜。”
“是的，大家伙种粮食真种伤了，吃又吃不完，卖又卖不出去，这几年真受痛症了。”
老程说：“是啊，是啊，要想解决咱们农民卖粮难问题，农村就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多种植些经济作物，这样既可缓解卖粮难问题，又可以增加咱农民的收入。”
有个村民问：“啥是经济作物？”
史玉林接过来说：“经济作物，就是除了粮食的其他作物，如蔬菜、瓜果、棉花、烟草等农作物，比之粮食产量高，收入好，这些农产品可以自由贸易，经济又实惠，所以叫经济作物。”
“老古头”这时踱过来，他说：“在我们南方，有的整个村子都种桔子，有的村每家每户都种茶烟，种桔子的被称为果农，种茶叶的被称为茶农，一亩桔子收益上千元，茶叶被称为软黄金，象龙井茶一斤就能卖好几十块。”
老要啧啧到：“乖乖，那你们一个月干下来，不吃不喝，工资还不知够不够买一斤茶叶呢。”
王利良停止了吃饭，说：“要不怎么叫经济作物呢，经济就是价值，啥东西有价值了，就有钱了。”
老要说：“这几年，蔬菜行情看好，就是普通的萝卜、白菜一斤都卖五、六分。”他给大家算了一笔帐：“种一亩萝卜、白菜，平均亩产三千斤，一亩地一季下来少说也能收入一百多块，比种粮食强多了。”
在场的人都纷纷点头。
有人说：“老程，这还用你们下来动员、做工作，俺们自己就农业结构调整了，你们该哪凉快就哪凉快去。”
王利良说：“但大伙也不能种啥都一窝蜂，啥种多了都不值钱。”
史玉林点点头：“你们最好搞一下市场调查，根据市场的需求决定种什么。”
老程也说：“种地也要种出自己的特色，也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大家正议论着，远处传来收粮食的声音，大家循声望去，只见远处有一男一女赶着一辆毛驴车向这边走来，走到近前，赶毛驴车的年轻后生扯着嗓子喊道：“收粮食啦，有多少要多少唻。”喊了一嗓子后扭过头向人们问：“家中可有粮食要卖？”
老要问：“多少钱一斤？”
收粮食的年轻人答：“市价，一毛五一斤。”说着就将车停下来，走将过来。他用衣襟擦擦脸上的汗，然后月兑去头上戴着的草帽拿在手上扇风,他问老要：“老哥，卖不？”
史玉林盯着收粮食的人的脸，叫了一声：“杨得喜。”
杨得喜回过头来，见是史玉林，惊喜的大叫到：“是你，想不到会在这碰到你。”
王利良也高兴地站起来问：“还认得俺不，杨得喜。”
杨得喜一拳砸在王利良的胸口上，：“怎不认得，那次多亏你们拉架，才没打起来，俺还吸过你的烟呢，怎会忘记。”
杨得喜对和他一起收粮食的那个女的说：“玉香，你过来，认识一下这几位兄弟，这是乡里的史玉林，这是大王庄的王利良。这是俺媳妇。”
杨得喜媳妇就搓着手向史玉林和王利良笑笑算是打了招呼。
史玉林和王利良也朝着她笑笑算是回应。
王利良把杨得喜介绍给大家，杨得喜卖粮打架缓解了粮站压等级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当时人们都把他当英雄一样的拥戴着，所以人们一听说收粮食的是杨得喜，都对他很热情，纷纷掏出烟袋请他吸烟。
老程望着毛驴车上的两袋粮食问：“粮食好收吗？”
“好收，几乎家家都有余粮，俺下山从来没放过空。”
“你收这么多粮食，干啥用？”
“倒腾给山西煤矿，下窑的矿工以及他们的家属大都是黑人黑户，没有国家粮食标准，靠吃高价粮为生，俺收的粮食就是卖给他们的。”
有人问：“那你不成二道贩了，国家允许这么干吗？”
“允许，在山西粮食都在集贸市场上公开买卖了，工商、税务、公安的人看见了也没人管。”
“这事要是放在以前非办个投机倒把罪不可。”
“其实山西这么多年地下粮食交易一直没停止过，有些人跟倒腾粮食都发大财了。
老要说：“山西人胆真大。”
“山西自古出响马，这点事算啥。”
“这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其实咱这也有松动，要不我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吆喝收粮食。”
王利良用胳肘捣了杨得喜一下，笑着问：“你是不是也倒腾发了。”
杨得喜憨厚地笑着说：“俺还有上家，俺收的粮食卖给他们，再由他们卖给矿工，他们吃大头，俺只挣点鱼头小利，也就是点辛苦钱。”
老要说：“俺信得过你，走，老弟，到俺家中喝口水，看看粮食去。”
那个说他家粮食够三、五年吃的人也说：“如果谈好，俺家的粮食也卖给你。”
王利良见他们这样，就对杨得喜说：“中午来家吃饭。”
杨得喜说：“不了，收满车，就直接回去了。”他对着史玉林和王利良说：“你们忙去吧。”
史玉林说：“有事言声，咱们回头见。”
王利良也说：“不要外气，咱们回头见。”
杨得喜说：“回头见。”
几个人就此告别。
老程和“老古头”、史玉林来到大王庄村委，他们想见见村两委干部具体谈谈农田规划等事宜，当他们掀开王魁的门帘时，意外地发现关乡长也在这里，他们正在谈村里建面粉厂的事。
关乡长说：“办面粉厂投资小，见效快，既可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又可支援城市建设。粮食加工成面粉，可以直接供应到城市企业的食堂、餐饮业及食品加工厂，前景很可观。”
王魁问：“办面粉厂买机器设备招模不动就得几万元，这事搁前几年还可以，集体还有点钱，现在地都分下去了，每年村里收的那点提留款，入不敷出，今年村里新打了一眼机井，花了两万多元，还有分给村里的乡乡通工程任务、农网改造任务都需要钱，现在农资涨价，村民们种的粮食卖不出去，村里的提留款是越来越不好收了。”
程乡长插了一句：“目前村里的乡统筹款完成的咋样了。”
“完成了三分之一了，群众对乡统筹、村提留抵触情绪很大，工作很不好开展。”
关乡长说：“乡统筹、村提留必须要保证，要多宣传，大多数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皇粮国税自古有之，天经地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为集体做点贡献。”
王魁说：“俺在下边多做工作吧，争取完成任务。”
关乡长强调：“不是争取，是要保证。”
王魁咧咧嘴苦笑着点点头：“保证,保证。”
关乡长说：“村里办面粉厂资金不足，可以给乡信用社申请贷款，我回头也给他们打个招呼，让给你们优先办理。也可以采取多方集资，年终分红的办法把厂办起来，总之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少数村、少数人先富起来了，才能带动大家共同致富。新乡七里营刘庄的村办企业搞的很红火，他们的面粉厂已成国家利税大户，你们有时间可以组织村干部到那里参观一下。”
“行，俺回头再给大家伙好好商量商量。”
“好，其他工作也不能耽误，有啥事，具体给包村干部说。”他向老程他们交代：“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要积极帮助解决。”
老程他们说：“中，中，一会俺几个人和王魁他们一起到村民家中去模模底，做做工作，催催进度。”
“好，你们在吧，我还有其他事，就先走了。”
程乡长和王魁他们就把关乡长送出门外，见一辆吉普车在村委门口停着，王魁拍着吉普车开玩笑说：“七十年代是省市干部两头停（轿车），县里干部帆布棚，乡里干部幺零零（自行车，一根横梁，加俩轱辘，人称100），现在到底是快九十年代了，乡里干部也坐上帆布棚了。”
“别的局委打下的旧车，处理给乡里了，我们胡轱辘吧。”关乡长说着坐上车。
司机小武就和大家笑笑开着车走了。
程乡长望着远去的吉普车说：“拽啥哩拽，现在关乡长是出必有车，这辆车都快成了他的专车了。”
王魁说：“县里下来的干部，就是不一样，思想超前。”几个人听不出这话是褒是贬，就没人接下语。
几个人回到屋中坐下，王魁问：“喝水不？”
老程说：“刚才吸了几袋烟，现在口干舌渴的。”
王魁就去倒水，掂起暖瓶一看是空的，他说：“大队（**时的村级建制，现在还习惯性地称之）也没个火，喝水都是临时到附近的家户去掂。”说着他就要出去搞开水。
程乡长说：“没有就算了，咱一会到农户家了再喝也不迟。”
王魁就放下暖壶，掏出烟袋吸烟。
程乡长问：“咱村的乡统筹、村提留到底是啥情况，你具体说说。”
王魁说：“年年收乡统筹，收的钱也不知都弄哪了，农网改造、乡乡通工程，啥事都让村里拿钱，你们当村里是聚宝盆、摇钱树啊，村里意见很大。”王魁发牢骚：“村干部干的这都是啥**刁事，俺扯急就辞职不干了，谁想干谁干。”
程乡长听着这些话不揾也不火，他伸手要过烟袋，陪着王魁吸了几袋烟，等他牢骚发够了，才说：“大家都不容易，你当我们愿意这么干，可上边一级压一级，不干又不行。话说回来，国家就象一个家户一样，抬脚动手都需要钱，就拿乡乡通工程来说吧，省、市、县财政都投有钱，这些钱从哪来，就是从咱老百姓的税收呀统筹中来的。牢骚归牢骚，可工作还得干。”
“老古头”说：“谁不知王支书能干，王魁出马，一个顶俩。”
“老古头”轻易不和谁开玩笑，他猛不丁的一句玩笑话再加上他的半南不北的普通话，显的特别有幽默效果，把大家都逗笑了。
史玉林也说：“不是顶俩，顶仨。”
“就是，大王庄的工作哪项不是先进，哪项落后了，你们以为王魁的省劳模、市人大代表是诳来的，是人家实干出来的。”
王魁笑着说：“你们别再给俺戴高帽了，俺快被你们的高帽压趴下了。”
王魁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很受用。神要一柱香，人要一口气，王魁心里一痛快，就要请人喝酒，他搂着程乡长的脖子说：“走，俺请你们去村外俺家办的食堂喝酒去。”
程乡长故意激他：“任务没完成，谁有心思喝你的酒。”
“俺保证圆满完成任务还不行。”
“这话可是你说的，不能食言了啊。”
“俺王魁吐出的唾沫都是钉，俺要食言就是这个。”王魁用手比了个王八样。
史玉林就顺杆爬：“王魁请喝酒啥事都有。”后来史玉林这句话就广为流传，十里八村、乡里县里的人只要提起王魁就会想起这句话，这句话几乎成为王魁的经典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