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第三卷 第三章 谁持白羽静风尘(四)

作者 : 阿越

赵顼接见过石越与王珪后,又让宦官将这几日的益州军情急报全部挑出来,仔仔细细再读了一遍,自从种谔病死军中后,种谔的副都指挥使曲贵暂时接掌了宋军的指挥权,但宋军士气低落,面对泸州的西南夷束手无策,仅能自保而已。曲贵每日一报,奏折却全是诉苦——征调来的军粮在仓库里发霉坏掉,运不进前线,真正打仗的士兵只能携带十天的干粮,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地图上看起来极近的地方,却往往要翻越几十座绵延的群山,山林中道路不熟,毒蛇出没,甚至连蚊虫也能致人死命,可宋军却缺医少药,每天都有士兵被毒蛇咬死,而且一进到山中,极容易遭到伏击,几十个敌人在山里袭击,派出几百人追捕,也难见踪影,追敌的宋军反而要损兵折将,死伤大半,以至宋军根本不敢追击夷人;还有诸如山中地形复杂,兵多了施展不开,兵少了等于送死;宋朝州县原本政令便不出城中,官军至此,言语不通,好不容易找到向导,也难以沟通等等……这些抱怨之辞,其实最开始去的宋军将领也曾经说过,结果被赵顼与两府视为畏难塞责之语,批回去狠狠地骂了一通,从此便没有人敢多提这些事情。但此时这些字句看到赵顼眼中,却是另有一番滋味。这个曲贵他是知道的,曲家也是大宋有名的将门,曲贵在先帝时,就在大内做班直,赵顼见过几次,虽然不通文墨,但为人是极忠厚老实的,他即位后,便放出去到熙河挣功名,当时熙河主事者是王韶,李宪是监军,高遵裕是副将,曲贵便在高遵裕帐下效力,高遵裕夜破野人关,名动西陲,此战曲贵身中三箭,率先登关,报为首功。后来为取河州,高遵裕与王韶、李宪意见不和,结果证明是高遵裕在理,赵顼便起意渐渐让高遵裕开始独当一面,曲贵便一直追随高遵裕,都是以死战建功,但报上来的功劳却是极少。直到高遵裕被贬,枢府才发现他一直被高遵裕压制,但是曲贵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申辨过。高遵裕败事后,他族兄曲珍因事面圣,特意写信问他有没有什么事要代为禀奏,他反倒为高遵裕分辨,以为高遵裕在西北多年,功大于过。这么一个忠直之人,说他畏难塞责,实是难以置信。赵顼心里不是不明白,这些难处,若是种谔还在,便只好哑巴吃黄连,他当初许下海口,此时怎敢自打嘴巴?其余的将领,明明见着前任被申诉了,哪里还敢分说半句?且打了败仗再来说这些话,朝廷亦无人肯信。也只有曲贵这样的人,才敢说实话。

赵顼叹了口气,伸出手来揉了揉太阳穴。益州的形势,真是扑朔迷离。朝廷公卿,一面说得益州明天就要出王小波、李顺,他听得明白,意思就是指吕惠卿误国,还是不月兑党争的形迹;一面却信誓旦旦,说益州只是将领无能,只要调动精兵强将进剿,祸乱平息不过反掌之间。赵顼总觉得若归咎于政策的失误过于勉强——熙宁归化在荆湖南路就推行得极顺利,有几处洞蛮不服,当地的屯田厢军就剿平了。若说地理形势,难道益州与湖南就差这么多?湖南路也到处都是山,一样也有瘴气。说到底,还是将领无能,败军误国。曲贵说的纵然属实,但绝不可能没有办法解决。赵顼这时自觉心里明镜似的,益州观风使的人选之争,说到底,还是党争。但要顾全文、马等人的面子,毕竟不能当益州什么事也没有,而且成都粮价暴涨,这里面的确透着蹊跷。所以,既要谨慎一点,又不能被党争利用。而且万一真的有事,就牵涉到成都一路官员的命运,更不能随便派个人就好。石越说的是有道理的。但真正关系到西南局势的,倒是这个经略使的人选。主帅一定要选有能耐的人。

想到这里,赵顼不由感觉有点可惜。原本高遵裕是他寄予厚望的,可是却搅和着一堆的烂事,从曲贵的事看,还有点妒贤忌能。心胸不广,怎么能让下面的人卖命?有一回他和石越说起他以文臣抚陕的事,石越说他其实别无所能,就是两条,一是不怕死,他一个文官,三品重臣,尚且不怕死,下面的兵将就没有怕死的道理;一是不贪功忌能,下面的将官知道主帅不会拖后腿,自己拼死拼活,朝廷一定会知道,打起仗来就有劲头。赵顼对此深以为然,当年韩绛误事,就是为了怕死。高遵裕是不怕死的,但如果妒贤忌能,就难成大器。

一想起高遵裕来,赵顼忽然想到高遵裕因赦还京,今日正要进宫觐见太后,他瞥了一眼殿角的座钟,估模着高遵裕此时正在保慈宫。他心思一动,起身道:“去保慈宫。”

*

才到保慈宫门口,保慈宫的内侍便已经见着赵顼一行人过来,哗啦啦跪倒一大片,当下有人便要进去禀报,却被赵顼笑着拦住了。他也不带随从,只叫了一个小黄门跟着,缓缓向保慈宫正殿踱去。还未到殿门口,便听到殿中有人高声说道:“……有了这起事,才知唐康委实难得……”赵顼听出声音却是高太后的亲侄子,自己的表兄高公纪的,心里不由得嘀咕了一下。外戚干政是国朝的大忌,他知道高家的人都非常谨慎,从来不愿意沾惹是非的,怎么竟在这里说起国事来?他留了神,正欲放轻了脚步,不料一个宫女恰好从殿中退出来,见着赵顼,倒是吓了一大跳,慌慌忙忙跪倒请安。这么一闹腾,里面便知道皇帝到了,赵顼生怕高太后出来迎自己,连忙快步进殿,却见殿内除了高遵裕与高公纪外,雍王赵颢竟然也在,见他进来,全都跪了下来。赵顼一面给太后请了安,一面笑道:“今日只行家礼,不必太拘礼数。”高太后也笑道:“并没有外臣在,都起来坐了吧。”三人这才起身坐了。赵顼便笑道:“太后刚刚聊什么,还是接着说便是。”

但高公纪却不敢说了。只是赵颢笑道:“方才君正正和太后说如今的两件案子。”

高太后脸上却是没了笑容,肃容问道:“官家,那陈世儒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赵顼没想到高太后问的是这个案子,脸上顿时也没了笑容,叹道:“这是人伦惨案。这案子是今年正月陈府的奴婢到开封府告发的——这陈世儒原是国子监的博士,他是陈执中的独生子,他正室李氏,是吕公著的外甥女。陈执中不用说,真宗、仁宗两朝名相,吕家也是本朝数一数二的世族,吕夷简、吕公著都是位极人臣的——谁能料到,这么两个名门望族之后,竟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弑母案来。开封府已经递进供状,陈世儒夫妇都伏罪——这案子的起因,原来竟是朝廷不合让陈世儒去太湖县当知县!那陈世儒是纨绔子弟,习惯了汴京这个花花世界,到太湖县都觉得是偏远了,为了能回汴京,这夫妇俩竟唆使奴婢用毒药谋杀陈世儒的亲生母亲张氏,张氏一死,陈世儒便可以丁母忧,顺理成章回汴京来!不料奴婢用毒药没毒得死张氏,这夫妇竟半夜用铁钉将张氏活活钉死!”(阿越注:此案便是《包青天》中《铁钉案》之原型,真实历史上,审理此案的时间是元丰元年至元丰三年。小说中与原案略有出入。)

赵顼说到后面,已是咬牙切齿,保慈宫里的宫女,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起人伦惨剧,一个个吓得脸色惨白。高太后原本将信将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世间竟有这样匪夷所思之事,这时候听到赵顼亲口证实,脸都气白了,嘴唇气得直发抖,哆嗦道:“这样的人还留他做什么?这样的人还留他做什么?!”

“开封府已经锁拿了陈家上上下下二十余口。朕原本还顾念着陈执中是几朝的老臣,只有这么一个独子,杀一个陈世儒不可惜,可叹的是陈执中从此绝后,想给他留一脉香火……”赵顼苦笑道:“不过当时却被陈绎顶了回来,这是人伦大恶,不能不穷究,不能不严办!”

“陈绎说的是正理。可惜也死了……”

“太后放心,朕已经知会苏颂了,不多久便能决案。”赵顼一面宽慰着高太后,眼角间却瞥见赵颢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他心里顿时感觉一阵别扭,忽然想起苏颂当面回自己的话:“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这是当面给了自己一个软钉子。虽然赵顼信得过苏颂不会枉法,但赵顼总觉得不太舒服。这时候不免又莫名其妙泛起疑心来,陈执中与吕公著都是门生故吏遍朝野的,难保没有人抱着和自己一样的想法,想着为陈家留一脉香火……

正想着,却听高太后叹息道:“汴京的确是个繁华世界,因为不想离开汴京连官都不肯当的事,我也听过不少。曾布、蔡确,听说到了南海,便是一镇诸侯,南海各国的国王见了他们,都要毕恭毕敬;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可还是一心想着能回汴京,就算不当官也甘愿。我自小便在宫里长大,也不知道外间和汴京到底有多大区别。不过刚刚听公绰说起西南夷那地方,竟是一个州城方圆不过三里,有一千户人聚居,便是极繁华的所在,又有瘴气,人沾上便死,西南夷向来不服管教,朝廷的政令出不了州城之外,地方官上任之前,都要先写好遗书,更有人千方百计躲避差遣——若比起来,太湖县真是天堂了。陈世儒也是宰相的子侄,唐康也是宰相的子侄,为何区别竟这么大?”

赵顼不料太后竟然毫不掩饰地夸起唐康起来,他想起刚刚听到高公纪说的半句话,不由狐疑地向高公纪望了一眼。

“官家不用疑心有人来这干请。”赵顼的表情早已落到了高太后眼中,“是我自己问起唐康的事情。外边的事情,原本我不应当问。不过听到有人说,要杀田烈武、李浑,要问唐康的罪——官家,忠义之士,是杀一个少一个的。唐康、田烈武、李浑,这几个人何足道?但处罚了这些人,杀了这些人,会不会叫忠臣义士寒心?官家要三思。陈世儒这样禽兽不如的东西,官家还想着陈执中的香火,官家难道就不念石越、文彦博的情面?田烈武、李浑,虽不是名门,可也都是烈士之后——他们的行事,哪里是陈世儒能比的?”

“太后说得极是。”赵顼这时已经明白扯出陈世儒案,不过是个引子。太后根本还是想为唐康等人说情,若是后妃,他早就直斥为“干政”了,但太后地位却毕竟大不相同,当下只得堆满笑容,耐心解释道:“以朕的本心,当然不愿意处罚他们。不过国家自有法度,总要依着规矩来才行。否则,既不能服众,开了先例,更是后患无穷。擅调兵、擅杀,都是关系极大的大事。唐康这人,朕以为是有大将之材的,果敢、艰忍,也有担当。他这个年纪,到戎州那种地方当官,换成旁人,还不知怎么个哀天怨地,到了任上,要么便是自暴自弃,要么便是百般钻营想着早日逃离苦海,偏他就能做出番事业来,这已是能为人之所不能了。只是年纪毕竟太轻了,有点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在戎州时,与上司、同僚都相处不好,益州四司衙门便没少弹劾他——如今更加是胆大妄为了,几千人,说杀就杀了。朕看公绰为将时,也不是他这般好杀的……”

高遵裕听皇帝说着唐康,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在熙河打拼了十来年,真正和西夏打起大仗来,却没有自己的份了。在外待罪这么多年,眼见着后起之秀一拨拨地起来,心里更不是味道。这时候听皇帝夸唐康是“大将之材”,正失神间,不留神皇帝竟说到自己,不觉一阵慌乱。却听皇帝又说道:“当年公绰取岷州,生怕士卒滥杀百姓冒功,战前下令:生获老幼者与得级同。便是这点仁心,数万人得活。至今岷州还有为公绰立生祠的。唐康年纪轻轻,做事却不肯留半点余地——他一声令下,杀掉这数千人,身上不知背着几万人的怨恨呢。”

皇帝忽然夸起高遵裕来,不仅高遵裕,在座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皇帝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高太后对自己的家人一向严厉,高遵裕虽然是叔叔,但也不肯假以辞色,因道:“取岷州是王韶的功劳,与他何干?倒是这几万乱军眷属,官家打算如何处置?”

“这一军之众,也不是全部作乱的。凡不肯附逆而被杀的,照例进忠烈祠祭祀,自不必论;逃走的,也法外开恩,赦免其家属——不过这些也难以甄别,只能少冤枉一人算一人。其余眷属,死罪可以赦免,但是流放是免不了的。只是这人实在太多了,朕想借着太后寿辰,下一道德音,凡家里有五十二岁以上老人的,一律赦免不问……”

赵顼这话一出口,众人便已经知道,他根本无意再兴起波澜,本来几千家被谪戍,一定会搞得河北路鸡犬不宁,而且这么拖家带口远赴异地他乡,这不同于移民——朝廷是不可能给钱的,路上少说也要死一半以上的人口,到了他乡还要面临种种更艰难的问题,最后能活下来的,能有十分之二三,就算是不错了。但这道德音一下,几乎等于便是赦免了六七成甚至更多的叛军眷属。这于稳定人心,自然是有好处的。而且理由也算是冠冕堂皇,朝廷也保持了尊严。

“官家这是仁厚之心。治国便要这样,到底要以宽为政……”

高太后的这番话,赵顼却不以为然,他摇头笑道:“石越曾和朕说过诸葛亮治蜀之事,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本朝真宗、仁宗两朝,便是以宽为政的,到朕手里,应当严一严了,否则文恬武戏,必致千载之患。”

这番议论却不对高太后的胃口,她不悦地板着脸,道:“官家熟读经史,自古以来,可见过严刑酷法能出太平盛世的?石越也是书呆子,诸葛亮那是乱世之法,岂足为万世师?”

“西夏还占据河西走廊,眼见着要兼并西域,恢复国力,他日难保不又成中国之患;幽蓟尚在胡虏之手,河北门户洞开,全无塞边可言——史书上亦不曾见哪个太平盛世是这样的。”赵顼愤然道,话月兑口而出,才发觉自己语气太重,忙又转圜笑道:“外间之事,太后尽可放心。朝廷最可惧者,不是以宽以严,而是怕陷入唐代牛李党争那样的局面。今司马光与吕惠卿都能和衷共济,国家之福,莫过于此。这也是太后的福气,才能如此。”

本来太后、皇帝相争,虽然还是温声细语,但殿中众人却早已吓得脸色惨白,这时候气氛缓和,高遵裕、高公纪还是不敢多话,只赵颢笑道:“官家也说了是‘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今日之势,正是要宽严相济。太后看今日的局面,实是开国百年以来未有的,官家恢复河西,不仅从此陕西又变成月复地,而且亦是一雪四朝之耻,这等功业,休说仁祖时范仲淹、韩琦们办不到,便是数遍古今帝王,亦惟有汉光武能相比。朝廷内里,也是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太后尽可高枕无忧的,只要安享太平便好。”

虽然赵顼刻意缓和,赵颢又打着圆场,但这些话,高太后心里依然是不以为然的,吕惠卿这样的人高居左仆射,是什么国家之福?是祸患无穷才是真的。现在的国势,又哪里称得上什么“政通人和”?她也知道他这个皇帝儿子现在是威望极高的时候,皇帝在取得很大的功绩后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被狠狠地摔下来,这样的事情,不用说远了,隋唐五代现成的例子便多的是。她是颇听了些议论的,越听便越发觉得赵顼太过于急功近利,灭夏之后,国力竟有点强弩之末的样子,可如今这个皇帝却还是一腔的雄心壮志,野心反倒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又开口法令,闭口规矩的,总是让人感觉少了那种体恤下情的心意——以唐康的身份,唐康、田烈武、李浑等人的行为,打着国法无亲的旗号,关进御史台、枢府的狱中,那是极容易的,但皇帝怎能全然不顾石越、文彦博的面子?全然不顾天下忠臣义士的感受?仅仅只是发还石越和文彦博的谢罪折子,下旨抚慰他们,这能有多大的意义?高太后知道这些事情,一般的大臣生怕自己踏进旋涡中,避之惟恐不及,是断断不敢说的。她所以才不避嫌疑,想劝劝赵顼,至少在定罪之前,让他们先回家待罪,不要一直关在狱中——这也是给天下一个姿态,不料她还没来及说出来口,赵顼便已经滴水不漏地堵了回来,又把话题岔开,从言辞语气中,倒有猜忌自己“干政”的意思,母子相疑至此,真是让人灰心。这时候这些心意她也不愿说了,太后与皇帝争执,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也不好听,当下只勉强笑道:“外面的事,我有什么放不下心的。不过是母子叙叙闲话,你便能说出这么多话来……”

“倒是儿臣该打了。”赵颢笑道:“太后寿辰将至,还老说这些一本正经的事,官家整日操劳国事,在崇政殿听这些也听厌了,到这来还听这些——倒不如说点有趣的事。我先说一个。”

说罢,赵颢一本正经地坐好,道:“说是编敕所有几个官员好讲《论语》,因说到七十二贤哪些家里有钱,有个官员便说公西赤家里定是极有钱的,众人问他出自何典,他回道:”诸君不闻语云: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众人都很拜服,认为他学问好。有人便跑去告诉石越,夸道某君《论语》读得好,石越听完,慢慢抬头,看了那人一眼,说了一句话——太后、官家猜猜石越说的是什么?“

高太后稍一沉吟,摇摇头,望着赵顼。赵顼也笑着摇头。赵颢又看高遵裕与高公纪,高遵裕倒也罢了,反正这并非所长,干脆懒得弄脑筋;高公纪却是外戚中少有的学问好的人,不由得皱眉沉思,却再也想不出来。

赵颢因缓缓说道:“却见石越一脸肃然,问道:”你怎知不是子路借与他的?‘“

他话音方落,便听到扑哧一声,高公纪已经先忍俊不住,大声笑了出来。高太后与赵顼一愣,也都回过味,齐声大笑。高遵裕虽不明所以,却也只得跟着嘿嘿直笑。

半晌,高太后才忍住笑,道:“石越这么一个一本正经的人,居然也会作弄人。”

赵颢笑道:“太后有所不知,本朝三个姓石的学士、执政,都是些诙谐人。石曼卿是个‘石学士’——有一回马夫不小心,把他从马上摔下来,吓得半死,他爬起来拍拍衣服,慢里斯条道;‘幸好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被摔得粉碎?’石中立也是个趣人,当员外郎时,和同僚去看御苑的狮子,听说那狮子每日要吃羊肉十五斤,有人便感叹:”我们这些人也算是郎曹,生活反比不上一只野兽。‘石中立却责怪道:“你怎么不知本分?它是园中狮,我们不过是园外狼,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他话未说完,连保慈宫里的宫女、内侍,也都忍不住掩嘴偷笑起来。高太后更是笑得打跌,赵顼也是一面笑一面直摇头。

*

自从皇帝接见王珪和石越起,在政事堂当值的吕惠卿便有点心神不宁,但他要讲宰相风度,依然装作没事人一般。上午见过几个换任的通判后,内廷忽然传来消息,王中正不知何故得罪,被赶去北京养病——这对吕惠卿无疑是当头一棒,但王中正是内官,宋朝宰相虽然号称“事无大小,不分内外,皆统之”,但皇帝贬窜内官,他到底不方便追问根底,只得强忍着。但他下了极大的赌注,不惜举荐范纯仁入政事堂,目的就是想替王中正入蜀扫清道路,王中正被贬,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况此事又牵涉到他的命运,到底也不能当没事发生。待王珪回到政事堂,吕惠卿便找了个由头,想方设法想从他嘴里套点话出来——他心里明镜似的,整个上午,皇帝召见的只有王珪和石越,此事必与他们有关。但是王珪却是城府极深的老滑头,竟是滴水不漏,尽是说些有关太后生辰的不着边际的话。吕惠卿原也知道,随便泄露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是极犯忌讳的事情,一旦坐实,这一条罪名,便可以将任何一个宰相贬到天涯海角。但王珪这个“三旨相公”,平日却是极会观风的,且素与司马光不和,在政事堂里,还是倾向于自己这一边的。这时候竟半点口风都不漏,本身便昭示出了大问题。

他满月复心事的等到下午,又听到消息,皇帝走马灯似的接连召见文彦博、冯京、司马光、王安礼、范纯仁,吕惠卿更是几乎如坐针毡——偏偏这时几个湖北路来的官员还絮絮叨叨,拿着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说个没完。他心里虽然不耐,却也不好发作,又找不到借口离开,只得心不在焉地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话,心里只想着是不是皇帝打算除范纯仁观风使,一面则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找个借口合情合理的把这首诏旨给堵回去。但没多久,几个翰林学士被召了进去——吕惠卿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按大宋现在的制度,观风使这样的差遣,知制诰草诏就可以了,翰林学士在这时候进去,多半是要有大除拜了——皇帝打算让范纯仁拜相了。想到范纯仁要进政事堂,吕惠卿刚刚放下的心里,又变得五味杂陈,不是个味儿。

果然,没多久,便见李向安满脸笑容,带了诏旨到政事堂要印。接过诏旨,吕惠卿顿时傻了眼——皇帝仿佛是想将他这十年来忘记做的事情一次性做完,李向安竟是带了五份诏书过来!连王珪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范纯仁拜相,是吕惠卿自己推荐的,想想刚才皇帝召见的人,便知道两府皆不反对,虽然如此一来,只要拜过太庙,经过一些繁琐的礼仪,吕惠卿在政事堂便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政敌。但吕惠卿哑巴吃黄连,亦只得强作笑颜,和王珪一起副署。

第二道诏旨,韩维为枢密副使,也是传言已久的事情,吕惠卿与他又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倒也不觉意外。

但接下来几道任命,却让吕惠卿目瞪口呆。

以高遵裕为泸州知州。

以太府寺卿李陶为鸿胪寺卿。

以开府仪同三司、荆国公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

吕惠卿只觉得一阵晕眩。

“石越!”他在心里恶狠狠地念出这个名字,眼前一阵模糊,那三份诏令,似乎化成了石越那冷静的面孔,嘴角边带着一丝轻蔑的嘲讽。

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石越。

吕惠卿的握着笔管的手,微微颤抖着。皇帝果然起了疑心——高遵裕为泸州知州,泸州现在还西南夷的控制中,宋军虽然迟早会夺回,但没有不先任命经略使,反先任命泸州知州的道理。重新起用高遵裕,皇帝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这个人不会受朝中任何一党的控制,他监视的,不仅仅是军事,肯定也包括民政。

太府寺卿李陶,是吕惠卿的同乡、门生、亲信。太府寺是大宋仅次于户部的中央财政机构,在发行交钞后,其地位更是日渐重要。而石越在太府寺时便兼任参知政事,韩维亦由此而升任枢副,使得太府寺在诸寺监中,更被视为“要津”。而鸿胪寺“不过”是总管全国蕃夷部落事务及海外殖民、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名义上虽然在太府寺之上,实际上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自从石越与韩维去职后,太府寺卿就一直被吕惠卿的亲信占据着。此时忽然将李陶“升为”鸿胪寺卿,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吕惠卿几乎感觉到大厦将倾的恐惧。

而最致命的,却是王安石的任命!

高遵裕可以设法收买、交易;李陶的任命,也可以设法阻扰,大不了在新的太府寺卿任命上做点文章——但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却几乎在一瞬间,让吕惠卿丧失了斗志!

再怎么样算计也没用了。

这样的感觉,弥漫于吕惠卿的心中。

吕惠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王安石,他实有一种莫名的忌惮。吕惠卿能有今日之地位,全靠着王安石的赏识与擢用;吕惠卿的全部政治资源,依赖的,还是王安石这面旗帜……曾经,在王元泽还活着的时候,吕惠卿心里便充满不安,他小心的保留着与王安石交往的一切证据,为的便是以备“万一”。而在王元泽死后,王安石罢相,虽然表面上吕惠卿对王安石尊敬有加,但是也时刻担心着皇帝会重新起用王安石——因此他知道,只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辛苦经营来的地位,便会在一夜之间,拱手送人。他用尽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努力标榜自己与王安石的区别,但是却始终无法逃避王安石的阴影。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新党”,而“新党”,则永远是王安石的党。这种感觉让吕惠卿极不舒服,如非朝堂之上还存在着有司马光、石越这样的劲敌,考虑到王安石有朝一日也许会是极重要极有用的棋子,使得吕惠卿竭力克制自己的冲动,他早就对王安石下手了。

但这颗预备的棋子,吕惠卿自己都害怕使出来的棋子,却被石越用了。而且是被用来对付自己。

吕惠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知道这肯定是石越搞鬼,这样的手腕,根本不是文彦博、司马光用得出来的。

“阴险小人!”吕惠卿在心里咒骂着,手中的笔却始终无法落下去。

自己要亲自给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签发核准令,是该觉得讽刺,还是该觉得残酷?

但是,他能拒绝么?

他素有的勇气与智慧,在面对那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面目全非。

“吕相?吕相……”王珪的唤声让吕惠卿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王珪,只觉此人面目可憎,但他已意识到自己失态,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今日见的人太多了,有点不舒服。这一封诏令……”他推出王安石的那封诏令来,道:“介甫最近患了偏头痛,益州瘴疬地,让他去,我甚是担心。这恐非朝廷优待老臣之礼。禹玉看呢?”

王珪同情地望了吕惠卿一眼,道:“介甫的偏头痛,皇上已经赐过禁方,以新萝卜取自然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滴入鼻孔。左痛灌右鼻,右痛灌左鼻。听说颇有神效,已经好了。且自介甫居金陵以来,皇上每两月必遣使者慰问,十余年来从无间断,介甫身体好不好,皇上岂能不知?今日皇上接连接见两府大臣,恐是圣意已定——皇上与介甫,君臣之间的情义,相公又不是不知道。此事下官看并无不妥之处。”

吕惠卿默然良久,终是难以甘心。掷笔道:“反正不急在一时。范纯仁、韩维为执政,我辈都要面圣道贺的,不如等见过皇上再说。”

王珪看着吕惠卿,本来吕惠卿遭难,他未必无幸灾乐祸之意,但此时自己是唯一在场的参政,他亦担心惹出什么事来,牵连到自己,沉吟一下,还是劝道:“吉甫,皇上不过让介甫去益州查地方官员有无欺上瞒下,且看益州局势如何,这是平常之事。吉甫若坚执己意,恐多有不妥。同殿为臣数十年,下官不敢不言,还望吉甫三思。”

这话已然是说得极直白了。两府大臣没有人反对,吕惠卿却坚持反对,是本来皇帝还以他无私,反见有私了,只能更增皇帝之疑。面圣反对,不仅于事无补,反是自掘坟墓。

这些道理,本来以吕惠卿之智,岂有想不到的?但这时候他只觉大势已去,方寸全乱。听了王珪之言,默然半晌,终于再次拿起案上的毛笔,在诏书上艰难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王珪见他署了名,在心里叹了口气,接过笔来,在下面亦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吕惠卿。眼见着吕惠卿默然钤上相印,王珪亦不禁生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他有意宽慰几句,却又觉无法择辞,动了动嘴唇,终是什么也没说出来。

*

阿越按:王安石晚年到偏头痛一事,见于王院亭《香祖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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