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第二卷《权柄》第四集《湖广初熟》 第二章(上)

作者 : 阿越

“参政真能识见千里之外。贫僧亦常以此事为念,夏国不比辽国。辽国除燕云故地之外,本是胡夷所居,我大宋便能抚有,然若不能大量移民以镇之,则终究只能亲和胡夷,以夷制夷。得其地,除使边境安宁之外,便无尺寸之用。而夏国河南之地,凡华夏强盛之时,未尝为他人所有,河套之利,虽愚可知,不可尽言。若能进据灵凉二州,西则可开通丝路,北则可夹击辽国,精兵良马,其地所产,朝廷得之,可以征伐四方,而陕西无烽烟,大宋无西顾之忧。且夏国弱于大宋,旦夕有事,正可图之。”智缘说起西夏之事,实是关系到平生的抱负所在,不由双目炯炯,意气轩昂。

“以夷制夷,未若化夷为汉。辽东非不能为我所有。”石越沉吟道:“然而我听说辽国新主耶律浚,才智过人,决断无疑,又信任贤臣,我大宋兵不练甲不精,一旦行军,处处掣肘,且于辽军,士气不高,有未战先怯之忧,真要打仗,胜算不多。故此我才力劝皇上不可轻举妄动。历来占形势而兵败,不知凡几,实不得不谨慎。而夏国之事,若朝廷从长计议,阴做准备,一待有变,兵锋直指灵凉,当其内外疑惧之时,则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故我的不少主张,都是急欲在四五年之内,克见事功。以便万一西境有事,不至被国内之事困住手脚。”

智缘听到石越这番话,当真喜出望外。这是石越分明告诉他:他已然决意图谋光复灵武!智缘一身抱负,尽系于西事,王安石罢相,石越得势之后,他以为石越行事谨慎,志在国内,便是对外用兵,也当是一二十年后之事,因此满腔雄心,渐渐收起。不料石越切切之意,竟然不逊于他。而之前急欲在五年内完成移民,想必也是由此而来。智缘心意已动,便试探着问道:“朝廷历来西事,在于联蕃制夏,参政若要谋划西事,不可不结纳吐蕃。”

石越目光转向李丁文,李丁文微微额首,含笑道:“吐蕃以青唐最盛,其酋长董毡本是唃厮罗第三子,尚契丹公主,嘉佑七年,契丹主思念公主,欲遣使迎还,触怒董毡,遂杀契丹使者,绝辽通宋,至今已有十三年。当年夏主谅诈在位,以为吐蕃与契丹有隙,即领兵而西,欲吞并吐蕃,并乱秦州,时张方平相公在秦州,严阵以待,谅诈无隙可乘,转攻青唐城,不料被唃厮罗击败。两家世仇,愈结愈深,唃厮罗虽曾两败于元昊,却三克谅诈。青唐吐蕃自是我大宋臂助。王韶平定熙河之后,西蕃亦多归附。联蕃制夏之策,已然成形。然而董毡终是蕃人,他日有事,无非使其出古渭州,取西凉城,以为牵制。若要谋划西事,其根本还在中国。”

“善!”智缘本是试探石越之见识,此时听李丁文言道吐蕃不可恃,不由大生知己之感,慨声道:“本朝诸公,无一语能及此。王相公曾言,夏国一国户口,仅能当陕西之一路,以陕西四路攻夏国,倾全国之力能供粮饷,不能成功,其罪在用人不当。又朝廷之中,凡议兵事者,尽以计苟安、弥边患为便,故种谔取绥州、城罗兀,无不干犯言路,众议纷纷,以为衅事。贫僧愿为参政言平夏形势:平夏之地,以绥、宥为首,灵州为月复,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

石越微微颔首,吩咐道:“取地图来。”顷时,便有家人将一幅地图取来,挂在客厅的屏风之上。石越起身走近,仔细观看地图,便见在陕西以北、山西以西的河套地区,由东至西,盘垣着银、夏、绥、宥四州,往西则有灵州与静州,再往西则是凉州,也就是西夏的西凉府。这数州之地,便宛若一条长蛇,盘踞于宋朝的西北边境,护卫着西夏的都城兴庆府。石越知道银、夏、绥、宥、静五州,是李家的“祖宗基业”,而如今绥州总算落入宋朝手中,便如一根尖刺一般,插入银、夏、宥三州之中,时刻威胁着蛇首,特别是银州更是近在咫尺。而熙河地区,则与蛇月复灵州、蛇尾凉州,形成一个三角形,一朝有事,夺下兰州,不仅可以巩固西线,切断蛇月复与蛇尾的联系,还可以直接威胁灵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则宋朝与吐蕃便联成一线,可以互相支援——王韶毕竟是知兵之人。

“参政请看——”智缘走到地图之畔,手指银、夏二州,道:“绥州属银、夏之冲,得绥州,则银、夏不安。此处是横山,罗兀城是横山之要,若能两险并据,则夏国国势已危。种谔争之,岂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绥德,不能救抚宁,患得患失,临战而怯,致使诸堡分崩,朝廷震动,将已成之业,付诸东流!种谔固有罪,然朝廷终于弃之,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无言,这不过几年前的事情,虽然他并非决策之臣,但事事历历在目,自己当时也未必有此见识。

“参政可知夏国之兵乎?”智缘手指横山,重重一划,带着几分遗憾的语气说道:“夏国虽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战,人马精强惯习战斗者,惟二百余里横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国每入寇,横山兵必为前锋。嘉佑八年,横山部将轻泥怀侧苦于谅诈虐用,率所属归附,请兵延州,约中国会兵灵夏,此天赐之机。昔日吐蕃衰绝、回纥乱亡,无不由此。本是夏国安危之机,然会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应,谅诈已然得讯,立时遣使安抚,天赐良机,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实为可惜!”

石越以前从未听闻此事,不由愕然,不过他知道嘉佑八年仁宗驾崩,英宗并非仁宗亲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轻启边衅。纵有机会被白白浪废,也是在所难免。

“故夏国并非无隙可乘,其国上则权臣当道,女主临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则各部心怀怨恨,常有异心,百姓亦苦于赋敛,且两国和市久绝,其国中必然匮乏,民不能无怨。光复河套之要,在于大宋能把握时机,善用将领。言臣纷纷,于防范权臣或有利,于军机大事则常误。行大事者,岂能顺庸人之意哉?!”智缘说起来,依然是一脸不平。

石越凝视智缘,忽然揖首道:“越不才,愿请教大师图夏之策。”

“朝中王副枢使、郭侍郎,本朝名将,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参政何故问一老僧?”

“若机会已至,当问策于王、郭。然越以为,不能坐等良机天赐,没有机会,便要设法制造机会!越所请教于大师者,是如何制造机会?”说罢,朝侍剑打了个眼色,侍剑立时斥退厅中所有家人。

智缘待众人散尽,这才笑道:“贫僧有三策,可献于参政……”

***

数日之后。

大宋尚书省非常低调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其全称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军屯制置使司”,负责全面协调军屯地点勘测工作,由尚书省与枢密院各派一人并同主持,尚书省方面的官员是工部尚书苏辙,枢密院则是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二人一同担任“四路军屯制置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向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六个规模可观的调查团,调查各路州县可以进行军屯的地点、规模与周边状况,画出地图,撰写报告,最后再由苏辙与曾孝宽选定方案,交由尚书省决策。四路军屯计划悄然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工部工部司的官员也开始了有关修路的准备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强调下,苏辙亦开始要求手下习惯于模糊的官员,递交由石越亲自拟定格式的调查报告,苏辙的要求非常的简单明了:如果报告中没有足够的数据,即以不胜任论处;若报告中发现两处数据错误,即要求其主动引咎辞职。与石越的愈行愈近,不仅仅让苏辙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风也在影响着苏辙,苏辙深知修路与军屯之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温和的形象,决意将官僚主义赶出工部。便在当日,苏辙还做了一件相当大胆的事情——两封盖有苏辙印鉴的信件从工部发出,分别送到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苏辙主动请求两家报社派遣记者前往颖昌至南阳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在当时而言,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实的碎片而已。熙宁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轰动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诏天下,废除持兵禁令,允许百姓持有二十七种兵器之后几天,尚书省便紧接着颁布了《若干军资许民间生产敕令》,这份敕令公开向天下宣布此后诸军所须军衣等物品,官府将向民间作坊采购六成以上,并且将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单将军庙,向天下公开竞标。“凡大宋商民,只须家世清白,皆可投标!”——报道此事最为热诚的,自然是《海事商报》。敕令颁布之后仅仅七天,远在杭州的《海事商报》即已刊出,一时“杭州纸贵”,商人纷纷争抢,许多人不及细思,便决定先来汴京一探究竟。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军队,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个数目非常的庞大,之前军器监向民间购置寒衣,就让许多作坊主发过一笔财。所以历史上第一次,从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无数的马车不绝于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误了时日,而连续不断的骑马赶路,则不是这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所能承受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四轮马车格外标显了它的优点,从此以后,在陆路上,四轮马车几乎成为商人们出行的唯一选择。

在江南到汴京上的马车上颠簸的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要来临。虽然这个时代未必比得上战国之时能与国君抗礼,但是却也比战国时更安全。

不过不能责怪这些商人们看不到一个新时代的帷幕在升起。因为十月下旬的时候,整个事的始作俑者,太府寺卿兼参知政事石越与大宋朝的皇帝陛下赵顼,正躲在琼林苑的行宫中一面喝酒,一面大失身份的算计着别人的钱袋。

“陛下,将军资开放给民间竞标,固然会为朝廷节省更多的资金,但是臣想于那些商贾,也是有极大利润可图之事。”石越似笑非笑的说道,“因此臣已经规定,凡是参加竞标者,都必须交纳一百贯钱的入场费,以向朝廷证明他的实力。”

“一百贯?”赵顼吃了一惊,他并不是那种不知金钱为何物的君主,自然知道一百贯绝非是一个小数目。

“想来竞标之人,自然都是家产殷实的,给朝廷贡献几万贯钱,权当替朝廷省下了组织竞标的开支,臣以为并不无妥。他们日后要赚的钱,何止万贯?这样也免得有人进来看热闹,搞得乱哄哄的不好。”石越笑道:“此次成功之后,明年军屯之竞标,就会更有经验。”

“如此一面节省,一面开源,明年虽则有修路与军屯两项工程要做,兼之军器监生产新式军器的投入加大,且朝廷一岁无免役钱宽剩钱之收入,但省下给辽国的岁赐,兼之商税与市舶务关税增多,且撤并州县又省费用,今岁朝廷最少能节余二百万贯,至明岁,或者能达五百万贯不止。”赵顼的情绪非常好。

以宋朝如此庞大的帝国,每年仅交到中央的税赋折成铜钱最低不低于六千万贯,省吃俭用能节余二百万贯,皇帝就已经高兴不已,实在让石越哭笑不得。须知唐家每年的纯利,石越虽然不能尽知,但是最保守也有三四十万贯之巨,便是说有一百万贯,石越也不会太意外。

“陛下,待两三年后,财政好转,臣以为改革两税法便可提上议程。”石越趁着皇帝高兴,进言道。

“改革两税法?”

“正是。两税法弊病太多,百姓之困弊,一为税,一为役。本来两税之外,不当有役,今日之两税法,实在过于苛刻。臣以为非改不可。两税法量出为入,索求无度,最不可取。然后税法牵涉太大,不可轻动,故臣以为,一旦财政纡缓,第一步,可以取太祖建国以来至熙宁八年之两税税额相加,取得均值,再以均值之八成,定为两税税额。税额五年不变,使百姓稍得休息。此间朝廷一切用度,皆要量入为出。”

赵顼心中不由一紧,石越这样说法,分明便是一次为期五年的大减税。以一百年税额相加,取平均值,虽然会比开国时多,但是比起现在来,却肯定要少上许多,赵顼几乎怀疑会降到六成,再加一个八折,那么不用算太仔细,也知道是换了个名目给普天下的农民减税一半。虽然未必会动到他准备用来打仗的封椿钱,但是那五年时间,朝廷肯定不可能多一文钱的积蓄。若是司马光提出这个意见,赵顼心里还会宽心一点,但既是石越提出,司马光更无反对之可能——他两个管财政的臣子只要难得齐心一次,他的军费就不免要大大减少……

“这……”赵顼果然迟疑起来,但是他毕竟知道“爱民如子”是一个杰出君主所应有的品德,石越打出“让百姓稍得休息”这样的大义来,他也不太好反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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