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厂里已经连着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其实在这里拖欠打工者工资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生活费计划不周，就有可能饿肚子。宿舍里的人常常是你三元我五元的接济着，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那时我们发工资不像现在，都是用银行卡。我们是直接去办公室领现金。厂办公室位于车间大门的南边，里面算上厂长在内，只有五个办公人员，而且都是龙口本地人。这些人的眼睛平时都长在了头顶上，从来不正眼瞧一下我们这些车间里干活的工人。平时如果有人因为工作的事进办公室，她们就会用尖利的声音问：在外面把脚蹭干净了没有啊？为了发工资时避免工人过多进入办公室，厂里就把办公室朝着外面的那堵墙开了一扇小窗户，这样我们领工资就连车间也不用进了，直接站在外面就行了。
但老天爷好像偏偏与我们作对，每次领工资，十有bā九是下雨天。我们一个个就打着伞在办公室的墙外面排队等着，没有伞的身上就披一块塑料布。远远看上去，倒像是一只雨中逃荒、在领救济粥的落难队伍。经常是领着领着没钱了，办公室的人砰地把窗户一关，说改天再发。排了大半天队的人就得乖乖地回到宿舍。
后来山东台播过一部电视剧：《生存?民工》，剧中的民工代表谢老大在又一次讨要工钱未果，站在工棚里对所有的工友说：“为大伙讨要工钱跑断腿我都不怕，怕的是讨工钱时被人瞧不起！”
我深有感触：我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但我们凭力气吃饭，我们付出了劳动，流下了血汗，我们没有太多的奢望，只是想拿到那份本应属于我们的报酬，怎么就被人瞧不起了？怎么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难道一个人的价值就完全取决于他（她）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
相反，我觉得在一些基层打工者身上，他（她）们身上的那种善良、纯朴的品质更值得所有人去学习和尊敬：比如宿舍里的张华，她是一个极富绘画天赋的女孩，她的画帖在宿舍的墙上，所有目睹的人无一不为之惊叹。但她却为了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忍痛放弃了一所自己喜爱的艺术院校，只身来到龙口打工；比如毛纺一厂的王梅，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要动手术。她没有把此事告诉家中种地的父母，而是只拿了一些药就从医院回来了。还有我先前说过的一个叫王鹏的招远小伙子。他（她）们中的每一个人无一不让我们为之动容，为之落泪。或许他们仍然身份卑微，但他们对亲情的厚重又有谁能比得上？生活中总有些事，有些人让我们不必时刻牢记心中但也永远难以忘怀。
一个礼拜后，和我一起分到丙班的五个人就只剩下我和一个叫王鹏的招远小伙子了。农村出身的王鹏原本考上了重点高中，但因家庭贫困，母亲又重病缠身，不得不含泪辍学。19岁的王鹏很懂事，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了家里。平时不抽烟不喝酒，连衣服都不舍得买，在饮食上更是节俭。虽然我比他小一岁，但王鹏有什么心事、或在工作上有什么烦恼都喜欢跟我说。王鹏说，我虽比他小，为人处事给人的感觉却像一个大姐姐。可没几天，王鹏也扔下厂里押的三个月工资回招远农村了。不是因为活儿累、不是因为活儿苦，而是他的手在工作中受了伤，右手被机器硬生生的切掉了半个大拇指。厂里不仅没给他按工伤算，还给他加了个什么“不遵守操作规程”的罪名，并扣掉了他四个月的工资（除去押金包括当月的）。王鹏临走时说的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咱穷人的命，就是不值钱！
十年前我在龙口打工时，南山集团当时至少有数万名打工者，我敢说当时没有一个人走时是拿到厂里押的那三个月工资的，这似乎成了这个集团中不成文的规矩。所有人敢怒不敢言。当初进厂时说好辞职时三个月工资退还，但真辞职时又是另外一种结果。还有，所有的工伤，那些靠纯体力生存而受到伤害的身体，没有人得到哪怕一分钱的赔偿！我不知道是何种原因使这个企业如此的猖狂，如此的目无王法！难道他们没有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良知何在、公道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