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你一样。”
“安诗玉你见过吗？”
“见过两次。”
“他失踪了你知道吗？”陈三全问。
“知道，我也在找她。”
“你说一下何大龙在香港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有，但我想不至于要他的命！”
“为什么呢？”
“就算他做错过什么事，他也命不该死！作为他的好兄弟，我了解他。”
“根据何大龙临死前的电话记录我们发现，他在前一天跟你通过很长时间的电话，你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不想告诉你，这跟你无关。”
“你必须回答。”
“难道你怀疑是我干的？”
“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我们怀疑的对象。”陈三全义正辞严地说，“何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是他被害之后最大的受益人。邝先生，你必须清楚这一点。”
“他想让我到滨海来。”邝小明只好如实回答。
“让你来做什么呢？”陈三全知道这很重要，马上追问。
“帮他做生意。”邝小明回答。
虽然这句话的确是真话，但并不完全准确。他脑海里浮现出何大龙那天在电话里激动地对他所说出的每一句话：
“小明，快过来吧，我们快有出头之日了。我帮你创造了一些条件，你马上可以飞黄腾达。你看马涛这几年很风光是不是？但他做事太没分寸，也太霸道，他不会有什么太大出息的，你比他强，完全可以比他做得更好。”
邝小明没有追问“创造”了什么条件。
因为凡是那些在道上混的人都有一个基本习惯，由于电话太容易被窃听，所以电话成为了他们最不信赖的东西，它人可尽夫，它是大众情人，尤其是手机，它随时可能出卖你的秘密，并作为证据成为你的呈堂证供。正如西方电影里的匪徒都使用公用电话一样，这被某些作家们称为“艺术的真实”。
所以即使是帮会里最好的兄弟，他们在电话里也只说半句话，如果是不太熟的人，更是句句暗语，谁知道对方有没有录音呢？
“邝先生，何大龙有没有给你说起过夜总会的经营情况？”陈三全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很少提起，我知道生意好，他开夜总会有一套办法。”邝小明说。
“什么办法？”陈三全刨根问底。
“他处世圆滑。再说了，后台老板马涛不是滨海市的红人吗？”邝小明说。
“我到滨海市不久，马涛的名字我最近听说得很多，他是红人我知道，不过我也知道一些别的东西，你不会不知道吧？”
当然社会上有这样的传言，诸如“马涛一声吼，滨海抖三抖；跟着涛哥操，不会挨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