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二月十八日上午，语文教研组长黄承伟老师，来办公室找我，劝我还是去领导那里，认个错算了。我估计是校方的意思，叫他来跟我做工作。我表示只承认那天的迟到，不承认有两个钟头的“旷工”，没有听从。
下午下班时，我来到南昌商场药柜组，询问梨膏糖的销售情况。营业员告诉我说：
“昨天就卖完了，今天还有好几个人来问，我们都打了电话过去。”
“哦，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我回答说。
一位姓邓的女组长，写了张托收单给我，我又给了她们二十五盒梨膏糖。这位小邓说：
“你上次不是讲，如果我们销得好，可以给我们20元一盒？”
“20元一盒要经销。”我向她说明。
“那我们可以经销。”小邓表示。
“最好是代销，给你们虽然是21元一盒，仍然有4元赚。现在天气已经渐渐热起来了，到时你们卖不完，还可以退货；如果经销的话，那就不能退货了。”我陈说了厉害关系，实际上也不想因此减少利润。
我回来后，想想这个商场销得这么好，妹妹那里进了那么多的货，这时卖的情况又不大好，何不再给她们送去一箱？
可是，当我给南昌商场再送去一件，并叫她们最好能把前面的货给转账时，她们却不肯，说药柜的地方小，没有空间放这么多的货，我也就带回来算了。
对于托收方式，我不大清楚，后来终于搞清楚了，到银行办好了第一次托收账，收到我妹妹商店的账号上。
二月十九日下午，黄承伟老师和华老师，又来缠着我谈话，告诉我说：“今天上午，学校特意开了个教研组长会，会上每个教研组长都发了言，表示了对学校的这种做法不满。”
原来，在教研组长开会发言时，黄承伟老师首先说：“秦老师对教学工作是有一定贡献的，这次不管怎样说，无非就是一次迟到，学校大可不必这样对待。”
接着在座的每一个教研组长都发了言，包括夏校长的小舅子、数学教研组长涂序健，指责了校方的这种做法，是很不对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十分难堪，夏校长竟失态地说：“你们怎么都为他说话？”
真是内行看课堂，外行卡门房。这样的领导，却是这样的无能，在这样一件事上，大做文章。
最后，校方不得已，让这两位组长来找我，去跟夏校长谈一次。我感谢了这两位教研组长的好意，但拒绝了去找夏校长。
二月二十一日，学校又派校办的胡志华老师来对我劝告，要我能屈从一下，并告诉我说：“为了浮动工资升级的公榜，学校已经等了你好几天了，校长要你再去谈一谈。”
“不必谈了，让他们去公布吧。”我已经是十分厌烦，没好气地回应。
次日，学校教师浮动工资的升级榜，果然贴出来了，上面惟独没有我的名字。我想的很生气，老师们问我时，也发泄了自己的郁愤，恨恨地说：“真想同他们拼了。”
有不少的老师都对我很关心，过来劝我，叫我想开些，讲话要注意，小心别人钻我的空子。
二月二十三日，几天来，由于哥哥和妹妹为了生意上的事情，发生了矛盾，以致不和，妹妹要我把那箱货的款，叫哥哥马上拿回来。这件事搞得我很伤脑筋，哥哥那里一时没有现款，我只好带了20盒梨膏糖，提前去南昌商场结账。
南昌商场药柜的小邓组长，既不肯收，也不肯结账，她说：“现在只销掉了17盒，要这样的话，我们情愿去搞经济大楼‘为民’牌的。你实在要我结账的话，那就结掉这17盒，其他的你拿回去。”
我见是如此，很是尴尬，在那里呆了呆，也就算了。
“你就等到月底来吧。”另一个营业员也劝我。
我只好解释了一下，便从商场出来了。路上，我又分别拿到几家商店去代销，都没有成功，感到很是丧气，人也觉得畏掉了许多。
这一天，我从哥哥那里，只拿出了一些销出来的货款，先去还掉了妹妹500元钱。
二月二十四日，我又还掉了妹妹900元钱，加上以前付的90元，一共还掉了1490元。可是，妹妹仍不大高兴，还是说要把货拿回来，并说她也可以退，但要每箱要再返回40元。
我心里不大舒服，说只有经过我的手退的才行，而且把每箱80元全都给返回。妹妹很生气，跟我吵了几句，说不愿把货给哥哥销。我便去把那箱货还给了她，再返回了80元钱给她。
在这段时间，为了调出的事，我去了两次厂人事科。
第一次时，人事科干事刘焕宇说：“学校的领导已经来过了几次，讲你在学校的影响不好，哪有那么容易就想走。你的工作调动是小事情，现在厂里要抓的是大事情。”
我看情况不妙，去了厂宣传部，找到新任部长蔡志远。由于自己常为厂里的《江拖报》供稿，与厂宣传部的人员很熟悉，蔡部长知道我的情况后，主动向我表示，他跟刘焕宇的关系还可以，愿意去帮我找他谈谈。
我后一次去厂人事科时，没有碰到那个叫刘焕宇的干事，便和那位郭师傅好好谈了谈，郭师傅人还是蛮好的。
三月二日上午，我来到厂人事科，只有原在学校代美术课的万苏平，在那里填写着什么东西。我问他说：“科长在吗？”
“可能在，你去隔壁办公室看看。”万苏平很是热情，跟我也比较熟。
我来到厂人事科长的办公室，见门是关着的。我敲了敲门，门开了，里面只有科长一人在。
人事科科长名为应志相，对我很热情，还倒了开水请我坐。我不得不含泪向他诉说了要求调出的情由，跟他比较彻底地谈了谈，竟意外地得到了他的同情。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像夏校长讲的那样，是所谓“影响不好”的老师，我把出席各级学会的照片和在多种报刊发表的文章，一起摊了出来。
应科长的是非感很强，是个受人尊重的好领导，我现在还很想念他。他此刻听说了此事，拍案而起，十分气愤地说：“我们厂里竟还会发生这样对待人才的事，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太过分了，真是无法无天！你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讲？你也太缺乏勇气，太不相信我们厂里的领导了！”
应科长还诚恳地挽留我，表示一定帮我把工资、奖金和浮动工资给补回来，并由厂里出面，严肃处理这件事。
我急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解释说：“我也不是不相信厂里，实在是受打击太大，不愿跟他们纠缠，再受折腾，还是走了的好。如果有其他原因，厂里放不了的话，就希望能够到厂里的其他部门，就是当工人也行。原宣传部部长李宗剑就曾表示想要我过去。”
应科长最后尊重了我的意见，再三表示，如果万一没有能够调成，厂里也可以考虑，帮我另外安排工作。
谈到自己曾由厂里出款，参加了市业大的学习，有些顾虑，便问应科长说：“我参加了进修学习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对这次工作调动会有影响？”
“如果提到这件事，多少是会有些影响的。你也就不要跟别人谈起这件事，到时我会帮你处理。”应科长表示会为我着想。
这一次，我与人事科长应志相的谈话，非常成功，心情也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