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张雷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干活为女儿们积攒钱。国家教育政策己经起了变化，他也没在意。
当听说政策有变化时他才吓了一跳，1985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他想：中国是九亿农民的大国，年收入才千把元左右人民币，收费这项不会摊到农民头上。但从此后，他一方面跟踪党在教育上的政策变化，另一方面信心十足地准备女儿们上大学。
1994年，国家进行大学收费试点。
1995年，大学收费与不收费双轨并行外，教育制度仍没什么大的变化。
这时的张雷仍对大学向农民收费认识和思想准备不足，但是，由于大学收费之风传染给中学甚至小学，整个教育战线乱收费此起彼伏，他盘点了这些年的积蓄，他有些紧张了，教育乱收费，将他多年积累起来的几万元资金已经吞噬得所剩无几了。
三个女儿的学习成绩让他吃惊，也让他担心、紧张、惶恐起来。万一大学也向农民收学费，他的女儿们还能上大学吗？他那种曾经大学免收学费的乐观精神已经开始消失。
1996年大学试行收费与不收费并轨试行收费。
1997年大学实行全面收费制度。
1997年大学全面收费制度后，仅光收学费就2000多元，不含生活费。
正在这时，也是他三个女儿面临高考的时候，他想让国家免费帮他培养大学生的梦想破灭。他种地年收入才两千多元，还不够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还不包括生活费等开支。他还有五口人吃饭怎么办？。
看三个女儿，其有一两个女儿考上大学，甚至是都考上大学，他用什么钱来付这高额学费？他感到女儿们生不逢时，赶上了中国教育制度改革，学校，尤其是大学要由免收学费，改为收学费、而且是收高额学费的制度。
从此，他的心情开始沉重起来。他认为大学收费，而且是高收费，等于大学校的校门，又将农民子弟关在门外了。
快临近高考时，徐婧问张雷还有多少积蓄？张雷很愧疚地说：“高中三年，钱花的太猛了，比前9年总和还多几倍，这都是教育乱收费造成的。哪里还有什么钱哟！”
妻子看丈夫语言沉重、悲观，她说：“是呀，以前这些钱不花也不行，再说三个女儿不会都考上，钱不够，我们还可以继续挣，不要有压力好吗？张雷。”
她顿了一下：“钱的问题，不要让女儿们知道了，给孩子增加考试压力。”
徐婧是这样安慰张雷，但她自已比谁都紧张，因为她预计三个女儿很有可能都考上大学。她教育了他们18年，她的心中有数。
1997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了，高考时间快到了，徐婧千方百计营造宽松、平静的气氛，为女儿解压。
临考那一天，女儿们是摩拳擦掌，精神抖擞地走进了考场，徐婧与张雷和别的家长一样，在考场外等候女儿们考试出来，问考试后的自我感觉。
一个多小时后，考试的学生陆续走出考场，第6名后，三个女儿几乎是同时笑容满面走出考场，扑向她们的父母。
“你们仨考的怎么样？”父亲微笑地问。
“自我感觉良好。”三个女儿几乎是异口同声。
三天高考时间过去了，孩子们都是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做父母的估计：至少有一个能考上，预测可能是老三。一家五口，除张雷思想沉重些外，都呈现兴高采烈状态。
张雷为什么心情沉重？不要说他曾与徐婧打过赌，就凭他做父亲的责任角度，他对孩子们上学的费用要承担责任。因此，他心情沉重很自然。
徐婧看出张雷的压力，晚上睡觉时，她依偎在丈夫怀里：“你有压力？”
“有点。”
“充其量，能考上一个，如果考上一个，我们俩是可以供她上大学的，不要有什么压力，好吗？”
张雷抚模着妻子的脸颊：“我知道。”
两个人睡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