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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想上說，他認為領導方向的失敗是關鍵，「黨應為政治之神經中樞與軍隊之靈魂，但過去對于軍政干部也無思想領導，馴至干部本身無思想，而在形式上，黨政軍三種干部互相沖突，黨與軍政分立，使黨立于軍政之外，乃至黨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無政治教育，不能使全黨黨員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對于干部亦未能集體的、配合的、系統的領導與運用。于是領導方向不明，而無力貫徹政策之執行，使每一個干部只感覺受其拘束，無權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諉責任」《風雨中的寧靜》，第137—138頁……
在外交上，他把失敗歸罪于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坐視不管，「北大西洋同盟公布，東西集團壁壘分明，中國共匪且明白宣布，追隨俄國，反對西方美國集團。而美對華政策仍堅持過去作風，坐視共匪長大擴張，對其盟邦共同患難之政府，不願予以援手，實不智之極」《風雨中的寧靜》，第177頁……∮∮
針對上述問題以及日益危機的局面，蔣介石于12月30日、31日連續召開會議，討論國民黨的改造、保衛台灣、建設台灣、「總統」復職等一系列問題。參加會議的是他親自指定的陳立夫、黃少谷、谷正綱、陶希聖、鄭彥棻、洪蘭友、王世杰、張其昀及蔣經國等人。
同時，他還考慮著如何利用國際**勢力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在12月27日接見美國合眾社記者時便呼吁「民主國家」要加強**聯系，援助**前線國家，尤其是他的「中華民國」︰
問︰1950年中，足以增進世界諒解者何事，而成為世界諒解之損失者又為何事?
答︰世界更進一步的諒解，惟有在為民主與和平而奮斗的路程上始能獲得，故民主國家各自為謀，特別是放棄一個在為民主和平而對共產國際侵略者孤獨苦戰國家如中國者，徒使人類迷惑于民主與極權，爭取和平與制造戰爭之歧途，對于世界諒解，將為無可補償之損失。
問︰閣下認為何者對1950年世界和平與安全有最大之貢獻?
答︰對世界和平安全之貢獻，應以人類自由、民族平等、不受歧視、不受侵略為一切和平與安全之基礎。為此，太平洋區域亦須締結與大西洋公約相同之公約，否則……決不會阻止蘇俄共產國際侵略世界洪流之橫決。在為世界和平安全之奮斗中，決無犧牲一方面能保住另一方之安全者……如民主陣線一部分遭受失敗，必將影響整個陣線之失敗。民主國家倘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听任中國獨任反侵略戰之前哨，因而蒙受重大之損失，再為苟且姑息之計，放棄此一陣線，必將引起破壞和平之後果，乃可斷言。《中央日報》，1950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