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歲的張愛玲發覺自己雖已是在母親、姑姑雅致的清潔的公寓里，但已無法抵擋心靈之家的散坍，她不得不作為一個成年人在亂世的流轉之中去尋求一個安穩、溫暖的所在。
這一步邁得並不輕松，邁出了父親的家門，就意味著放棄了父親的財產，放棄了父親可能提供給她的平穩而不失舒適的人生道路。在張愛玲選擇告別了沒有志氣的弟弟、告別了討厭的後母、告別了氤氳的鴉片味、告別了冷漠的父親、告別父親的錢財與家產之後，張愛玲越來越發覺這條路走得並不平坦。
1938年——1939年日寇已經佔領了上海，街上到處走著身穿黃色軍裝的異族的士兵，有身穿黃色軍裝的日本兵，有法租界的法國軍人，有英租界的英國軍人，都是穿著黃色軍服的異國形形色色膚色的軍人，這些各國軍人在我們的領土上大搖大擺的走著。使我們感到無比的憤恨與壓抑。張愛玲在母親的家里突然體會到了亂世無家的淒惶。一種飄泊無依的傷感悄然襲中了這個臨街而立、個頭高挑、面色憂郁的少女。
張愛玲覺得自己是︰
「完完全全的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了。」
這種感覺是如此地無助，張愛玲在回憶中寫道︰
「我恍惚又是回到了多年前，我還是只有十來歲的時候，看了戲出來，在傾盆大雨中和家里人擠散了，獨自站在人行道上，瞪著眼看人，人也瞪著眼看我，隔著雨淋淋的車窗，隔著一層無形的玻璃罩——無數的陌生人。人人都關在他們自己的世界里，我撞破了頭也撞不進去。」
張愛玲明白了，她不得不作為一個成人在亂世的流轉之中求得一個安穩、溫暖的所在，她不得不慎重地考慮自己的前途、職業、謀生甚至婚姻等等現實的問題。既然這些問題都被母親提出來了，她需要再做一次慎重的選擇。
張愛玲其實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女人，這不僅僅是說她富于感受的天才，也不僅僅是說她不願與人交往的乖僻性格，而是說她對待自己的命運的方式。一個感覺到自己「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了」的人，以怎樣的方式同自己孤立無援的命運相抗衡，對于個人生命色彩的呈現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按理說，帶著無家可歸的亂世淒惶步入成人世界的張愛玲，不僅有求學的拮據，更有日後婚戀的悲酸、異國謀生的孤冷，種種難堪、種種困頓都曾加臨到她的身上，但是在身後的文字世界里，她幾乎沒有留下關于這些個人悲哀與酸辛的只言片語，沒有留下什麼可以看出她「赤果果地站在天底下了」時的恐懼的痕跡。
關于不幸，關于憂傷，張愛玲講過很多，不過都還只是她在父親的家或者母親的家里的記憶，而對獨立以後的酸澀，她從來都是緘口不語。所以，今天我們在張愛玲那里看到的，永遠是一支亂世傳奇之歌，一個飛飛揚揚的天才女子，一個遺世之人。這些是她的真實的生活，又不全是她的真實的生活。
何以如此？我認為，恰恰是生活的不得平穩，她才追求亂世的飛揚。恰恰是生命的轉瞬即滅，她才追求傳奇般的快樂。恰恰是生活的不完美，她才追求完美。她不是沒有悲劇性的個人體驗，只不過不喜言說與人罷了，正如她自己說的︰「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她對周遭的生活，抱有一種超然的看戲的姿態，她之創作，實際上亦是一出一出人生戲劇的上演、謝幕，演完之後，大家看了，也就完了。而于她自己，她是不願意做戲中人的，盡管她時常出現在自己的戲中，但都是以別人的名字出現，就像上面那段「恍惚回到十來歲」的回憶，其實是她自己的心情，但她卻用在《傾城之戀》里主人翁的名下寫出，我又將它還原成她自己的口氣，用了第一人稱「我」。她想把自己最真實的內心藏在一片熱熱鬧鬧的後面。數十年來，我們看到的「張愛玲」以及她的作品內的人物都是她內心的體驗、感受、呼喚、飛揚。這些感受用別人的名字體現在熱熱鬧鬧的表面，而她自己則藏在熱熱鬧鬧的背後。
張愛玲的完美主義的人生態度，在這一時期開始形成。18歲以後的張愛玲，講述給人最多的是最熱愛的歡樂和飛揚的詩意，是透徹明亮的美，就像她自己說的那樣︰「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也正像她自己欣賞自己會看「七月的雲彩」，會听蘇格蘭兵吹的「風笛」，會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喜歡吃「鹽水花生」，會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在她而言，生命的歡悅與生活的美麗是孿生的姐妹，既然一個人站到了天底下，她就決意去創造自己的生活，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那些心兒獨立的不羈懷著夢想，期待的日子是美妙的。張愛玲這一次終于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終于考取了英國倫敦大學。並且在日本，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地區的許多考生中月兌穎而出，也獲得了倫敦大學入學考試的遠東地區第一名。
但是，英國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結果未能成行。1939年夏，她以同樣的成績單轉去香港大學求讀。不久，她獨自乘船去了香港，開始了她為期三年的大學生活。
另一個嶄新的精彩世界將要展現在她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