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讀海賊王──汪直
如果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繼續發揚和傳承，必須與時俱進，更新觀念。必須對一些定勢的習慣思維與錯誤成見進行糾錯，重新解讀、演繹，讓它適應這個時代和潮流，奐發並綻放出新的光彩！
比喻儒家文化強調的──「忠」。如果現在有人強調忠君，或忠于某個人，忠于某個階級和集團，肯定沒有市場，肯定遭到抨擊和冷遇。但如果把這種忠的文化納入家庭倫理體系中，強調丈夫忠于妻子；妻子忠于丈夫；孩子忠于父母，然後丈夫、妻子和孩子忠于他們組成的家庭。這樣的忠義大慨不遇到強烈的抵御吧？大慨不是什麼愚忠吧！忠義文化依然可以傳承和發展，得到人民群眾認可或贊成，奐發出新的光彩！國家是由家庭組成的，只要人忠于自己的家庭，自然會愛國。
對于一些歷史人物，昨天認為是非的，今天完全可以翻案肯定。因為時代不同了，觀念必須更新。昨天是對的，今天也許是錯。在封建社會誰敢抨擊、批判割股療親這種愚孝行為？認為這是大錯特錯的？如果有人在古代中國反對割股療親，他肯定毫無疑問成為全民公敵。但今天誰會干割股療親這種傻事呢？可見昨天肯定和贊美的事，放在今天也許很可笑；昨天被強烈批判的人和事，今天回頭看來，原來並無不妥。有些被前朝批得臭不可聞的人，回頭重評，不僅沒有錯，而且值得肯定和贊揚。比喻改革家王安石就承受近千年的罵名，一直以奸相的臉目出現在傳統文學和史籍中，一直被正統讀書人詬罵，直至近代才糾正過來。冒險家汪直也是一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曾經被正統讀書人冠以漢奸之名詆毀詬罵，批抹得一無是處。但今天重新評價他，卻發現他原來是個英雄。汪直，他是一個向未知領域探索的冒險家；他是一個為明朝失地者尋找生存空間而開疆拓土的英雄；他是一個爭取開放海禁主張自由貿易的先驅者；他是一個敢于逆天向命運抗爭的被壓迫者！
即使在今時今日，象汪直這樣有血性的人還有多少？如果否定汪直的爭取精神和抵抗精神，這個民族將沒有脊梁！
不要以為他被明朝統治者和當時的主流讀書人誣為強盜、漢奸，我們就不加思索認為汪直是漢奸。汪直只是在那場政冶斗爭中失敗了，作為失敗者他就承擔那個時代中所有的罪和過錯。當時統治者也把其他強盜干的暴行統統栽贓到汪直身上，統治者要的是一個強盜的典型，而不是事實。于是民族英雄汪直就成為漢奸了。
如果中國傳統文化是優秀的，它必須有糾錯功能，某些觀念必須更新。昨天祖宗制造一個冤案，冤枉汪直。今天我們覺醒過來，是時候給汪直平反了。
1、大海盜汪直與明代經濟政策
汪直是明代倭亂中的大海盜。汪直的海商集團武力走私，助長倭寇之亂，其危害當時沿海老百姓生命與財產安全也是顯而易見的。但論其功過，問題不僅僅如此簡單。
事實上自宋代以來，中國人的海上貿易走在世界前列，步伐之大令人矚目。它為社會帶來豐厚的商業利潤，令航海技術長期領先世界，催生了大批商業城市和市民文化。這也正是後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路徑的源頭。近年「南海一號」考古發堀，出土的證據，也坐證這個事實。
但是到了明代，經濟政策反而轉趨保守。明太祖希望恢復簡樸的農業社會，實施「海禁」，將本應繼續發揚光大的海上貿易大加鉗制。後世朝廷也利用種種理由，時張時弛地維持海禁。正常的海上貿易被阻塞，給沿海民生和社會商業資本的發展造成極其消極的影響。更糟糕的是，傳統的大一統的帝制下，民間也沒有正常途徑發出訴求並影響朝政，使得政策弊端難以得到檢討與改變。帝國在東亞長期的文明獨尊的局面，更加劇了固守農業自然經濟陳規、忽視海洋的心態，它只看到「鄭和下西洋」式的朝貢體制的是華而不實，卻排斥了宋代興起的海上貿易體制在經濟與技術上巨大的競爭優勢。
海禁阻塞了正常貿易，于是東南沿海走私橫行，連帶倭寇難平。汪直不過是把它做大做強了的典型而已。正所謂「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商轉為寇」。明代建國200後，政府面對冷酷的現實終于稍稍改變海禁政策——隆慶開關有限制地準許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可以說這也是拜汪直等人的「功勞」呢。
不過開關之後，雖然民間海上商貿大發展，但政府對于海上貿易還是消極的，更別提有什麼類似西歐國家的那種鼓勵、支持、資助海上貿易、探險的態度。相比之下，同時期的歐洲，沒有大一統的帝制，邦國分立和政教爭端的局面反而令他們的商業資本得以沖破樊籬；歐洲各國也在競爭中認識到商業資本的價值，大力支持海上貿易。中國與歐洲後來的差距由此拉開。
因此有人設想，以宋代以來打下的基礎，若明代無海禁，或者之後大明朝甚至鼓勵、資助海上貿易與探險，汪直說不定會成為中國式的哥倫布與庫克船長，他說不定會經營我們的東印度公司呢。可惜這都只是假設。最主要是因為，長期獨尊東亞的農業帝國的朝廷看不到海洋時代業已來臨的大勢所趨，商業資本面對大一統帝國的朝廷也難以僅靠自己的力量出頭。這種大歷史的格局不是輕易能改變的。
2、汪直對隆慶開海的影響
可以這麼說，明朝農業帝國體制之下，新型的商業資本經濟難有突破、處境困頓。海禁與汪直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同樣的情形出現在軍隊組織、司法體制等等領域。資本主義萌芽最終也養不大也就不出奇。難怪有人說，相比唐宋朝廷的開放進取，明代朝廷是內斂固步、甚至經濟政策倒退的時代，結果把民間經濟潛在的優勢也蓋住了，白白便宜了歐洲人。
汪直與隆慶開海。有因果關系。首先，明朝廷在抗倭斗爭中發現「倭寇」實際上大多數是沿海居民，而頭目也基本上是沿海豪強，認識到汪直等海商走私集團是「海禁」政策結下的苦果。「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禁之愈嚴而寇愈盛。」
其次，開海也是民間貿易與官方長期斗爭的結果。海外貿易由官方全面控制本身就違背經濟規律。且經過長期的斗爭與發展，走私性（或海盜式）的私人貿易的蓬勃發展與官方貿易的滯後已是事實，只是朝廷是否願意承認而已。從長期來看，開海、官營向私營轉變成為大勢。
再次，開海也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南倭北虜軍費開支巨大，且政貴族官員貪污奢風日盛，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危機。開海設關收稅可為一大良策。
王直汪直如果真的受命于日本人（漢奸），為日本的利益來國內搶掠，那他就不可能有請求朝廷開放海禁的政治訴求。也不可能為了這個訴求而丟掉性命。
如果汪直只是一個受命于日本人，為日本的利益行事的倭賊，朝廷也不可能在汪直被捕兩年內分成兩派為是否開放海禁而辯論。我認為，近代把汪直看作是中國武裝海商的論點是正確的。汪直攻城掠地的行為應該是中國明王朝和中國海上貿易集團兩個政治勢力的交鋒。汪直所代表的，是沿海地區中國廣大居民要求開放海禁的願望，代表的也是中國人的利益。中國的力量。汪直們的後代，就是我們稱之為民族英雄的鄭成功。而鄭成功本人則是有日本血統的。汪直所欠缺的，不過是一個時代的機遇，如果汪直也遇上明王朝的托孤之任，也可以和殖民者的艦隊對抗，那後世對他的評價，是不是完全不同呢？
然而，明王朝只有在自己敗亡的邊緣，才將王朝的命運交付給一個具有日本血統的海商──鄭成功。讓我們想想，如果在嘉靖年間，明王朝就轉變自己的思想，與汪直這類海商共同打造帝國的未來，那中國的未來，是不是也就改變了呢？
3、隆慶開海是有諸多不合理限制的有限開放。
先，把對外貿易口岸限定在地處偏僻遠離內陸商品貨源地並且有重山相隔的閩南；其次，限制非福建的外地商民參與開海貿易，明朝官員甚至不太認可江浙商人到海澄貿易以及從月港搭船出海的合法權利；其三，即便是漳泉海商也規定了十分苛刻的出海貿易待遇，從出海船只到貿易路程，從出海時間到貿易貨物，明朝廷都有嚴格限制。
開海的嚴苛，體現了帝國政府對海上貿易與商業資本的巨大價值的漠視，看不到海洋時代業已來臨的大勢所趨。這是歷史的大格局。事實上，隆慶開海以後的幾十年里，朝廷反而又多次下達禁海令，這種政策上的長期反復體現出，明朝廷還是把對付沿海侵擾的方法局限于消極地畫地為牢、禁其往來的老辦法。
這種消極開放的政策在全國商民中造成不公平的海外貿易環境，反而在明末繼續激起走私貿易的泛濫。更重要的是，相比之下，歐洲政府對海上貿易和殖民的瘋狂支持（英國政府甚至一度對海盜有奉旨打劫的把戲）。于是盡管中國人的海外貿易依然在發展，由于中國海商在國際貿易中缺乏政府的支持，沒有國家實力後盾而在與西洋商人的角逐和競爭中處于十分不利的被動局面，最終不敵西方殖民勢力的競爭和剿掠而無法擴張貿易規模。朝廷也因為自己的固步自封無法充分地從中海上貿易中獲利。這于國于民，都是大憾隆慶開海雖然有諸多不合理限制，但是相對于明朝祖制而言畢竟是一大進步！民間海外貿易特別是中國到「西洋」各國的貿易由此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旺景象。許多西方近代科技成果也是那時開始傳入中國。
固然作為大一統的農業帝國，開海之途並不坦蕩，工商業階層的實力積累較之西歐也更需時日。不過畢竟步子終究是邁開了。但甚為可惜的是，滿清南下再次阻斷了開海。其閉關鎖國政策不但倒退，而且由于少數統治民族的戒心而更為嚴厲。中國于是又錯過了趕上世界步伐的時機。
4、莫須有的漢奸之名
前幾年，有兩個南京的教師到安徽去砸汪直的墓，說汪直是勾結倭寇的漢奸（這兩個教師史觀如此狹隘，真是枉為人師表）。這實在是太看低了汪直。汪直徽州歙縣人，是從事海上貿易的徽商群體中的一員。由于海禁，跟隨同鄉許棟走上武裝走私道路。後取代許棟成為倭寇首領，嘉靖三十年征服倭寇各部，擁眾20萬，巨艦百余艘，成了無可置疑的的海上霸主、倭寇之王。且自號徽王，建王府，穿王服。汪直是造反之王，其部中之少數日本人不過是听命于他的雇佣軍，汪直是王，日本人是兵，不是他為日本人服務，而是日本人為他的造反服務。因此說汪直是漢奸實在是太無稽了。
如果這段文字太牛了，有吹牛之嫌。那看看關于汪直小心懦弱的描寫。請看這段記載︰蕭顯者，廣東人，書生也。多謀善戰，為汪直所憚。江南之事，顯實首之。……蕭顯乃是一個尋常的小海賊而已，汪直也忌憚他，無論汪直強或弱，他都作為明朝倭酋的典型承擔那個時代中所有的罪和過錯。
大海賊汪直害怕蕭顯，當然也害怕陳東，害怕林碧川………你發現類似汪直害怕的大海賊多如牛毛，原來汪直是被明朝當作典型抓了。由他承擔那個時代中所有的罪和過錯。你可以翻閱明史查一查戚家軍打的倭寇是不是汪直？汪直死的時候戚家軍八字還沒有一撇！汪直臨死時大呼冤枉︰「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一言成讖，倭寇愈鎮壓愈多，是當時沿海耕海為生貧苦老百姓失去衣食被逼得紛紛造反的緣故。
汪直盡管他有著許許多多的身份和頭餃︰倭寇首領、武裝走私集團頭領、海盜、淨海王、徽王，我還是寧願稱他為一個商人——徽商。這些年，關于徽商的研究已經靡然成風，可是，不知是無知還是有意，很少有人對王直——這位最杰出的徽商，給予應有的關注。倒是在今天的浙江台州蛇蟠島，有一尊王直的塑像，旁邊是一副王直生前最欣賞的對聯︰「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帶立于朝。」
徽州鹽商出身的汪直，具有天才的商業頭腦和經營手腕，他是當時國際貿易界最出色的中間商。可是，在明朝皇帝的眼中，這些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個個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刁民，必先除之而後快。正是這種「逼商為寇」的海禁政策，使無數個汪直被逼上了「武裝商人」的道路。不錯，這是走私，可是，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之下，除了規模小得可憐的朝貢勘合貿易，哪個國際貿易商不在「走私」？
汪直的勢力最大時，在日本的平戶建立根據地，稱霸海上，屢敗明朝官軍。由于汪直的根據地在日本的平戶，而其手下也有少數日本人，因此，汪直很長時間內背負著倭酋、漢奸的罵名。這真是天大的誤會。和那些為日本人作幫凶的漢奸不同的是，汪直是當時海上當之無愧的老大，號稱「淨海王」、「徽王」，是日本人在為他賣命、被他呼來喝去、調來遣去。這與後來俯首听命于日本侵略者的哈巴狗式的小人，豈可同日而語？更何況，作為典型的徽商，汪直始終以一名儒生自許，以作為中國人而自豪。他日思夜想的，是借著自己「平定海上」倭寇的功績，獲得明朝政府的承認，歸順朝廷，並屢次請求︰希望朝廷使海外貿易合法化。然而，傲慢的嘉靖皇帝永遠只有一個答復——片板不許入海。中國在強勢地位中主動融入全球化的歷史機遇，又一次被明朝政府不屑一顧地拒之門外。
嘉靖三十五年徽州績溪人胡宗憲接替張經任總督，以同鄉身份招撫，誘降汪直。答應開放海禁，並將汪直的母親和妻子從金華監獄中釋放出來，「豐衣食，潔第宅，奉之以為餌」。古時講究孝道，胡宗憲抓住人性弱點，以其親人要挾汪直，汪直只能乖乖就範。于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孤身一人入胡宗憲府邸（憑這一點孝心，汪直的人格已足夠完美了。如果你父母被政府挾作人氏，要你去換，將心比心，現代接受教育西化青年有幾人能辦得到？漢奸是數典忘宗的，這叫數典忘宗嗎？）。胡宗憲本意確是想以撫代剿，開放海禁，但不合朝廷之意，且有人彈劾胡宗憲收受了汪直賄賂，爭執三年，胡宗憲為洗刷自己，無奈低頭，在明世宗和朝臣力主治汪直以死罪的情況下，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直被處極刑。
朝廷中並非沒有明白人。當時就有許多清醒的大臣提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當時的名臣、同樣出身于徽州的胡宗憲，他主編的《籌海圖編》更是點燃了建立海上強國的希望。胡宗憲認為，如果朝廷可以利用汪直，並且宣布海外貿易合法化，不但可以使海盜不剿自平，而且，中國將開闢出海上絲綢之路。站在500年後的今天，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假如當時的明朝政府改弦易轍，開海拓疆，建立一個比陸上中國大上幾倍的海上中國，絕對不是痴人說夢。可惜，自大和愚昧、卑鄙和懦弱，最終戰勝了理智和遠見。明朝政府打不過汪直，就抓了汪直在徽州的妻兒老母，並用虛假的承諾誘捕汪直。胡宗憲在朝中大臣彈劾他引狼入室、收受賄賂的險惡處境之下，被迫選擇了明哲保身。據說，汪直在寧波港口臨刑前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汪直死後，原來商人色彩濃重的武裝集團，被逼成了真正的「寇」，東南大亂。
汪直之死朝廷信譽盡失，矛盾再度激化，江南倭寇之患再度嚴重。直到嘉靖死，隆慶接位，高拱、張居正主政，放寬海禁，有了海上貿易之途之利，倭寇漸消。
當時最有能力的名臣中，戚繼光忙于解決明朝昏君「逼商為寇」惹出的大麻煩，而另一名有頭腦、有擔當、有能力的胡宗憲，盡管向皇帝獻了兩次祥瑞白鹿，並命他的幕僚徐文長寫下了轟動一時的〈獻白鹿表〉，但這位能征善戰的名將，最終還是在明朝登峰造極的黑暗政治廝殺中敗下陣來，慘死于獄中。
所有清醒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只有一個選擇︰面對政治黑暗，目睹無數同胞們被誣陷為賊；像徐文長一樣有良心的明朝讀書人，先是作一番探索之後，發覺無法解決問題，然後憤世疾俗，對這個倒行逆施的王朝最終以自殺表示失望。
應該說，在明朝當時，雖然朝廷為海禁政策辯護，地方或為推卸責任，或為爭功，有故意夸大倭人的作用的傾向，但朝廷上下實際上還是清楚的︰「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轉而為盜」，「海濱人人皆賊」。倭寇的頭是中國的商人，倭寇的眾是中國沿海的平民，倭寇不是日本的海盜。倭寇的性質是中國人自己的官逼民反，本質上和農民起義並無差別。同樣是平民造反，農民起義被捧上了天，倭寇卻被背上了最惡劣的歷史的罪名，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也許是從甲午戰爭到日本全面侵華，中國民眾普遍的對日本的仇視心理，現在應該到了還其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5、中國歷史上的最大冤案──倭寇
明朝的倭寇之亂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倭寇︰明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中國歷史大辭典》「倭寇」條目代表了中國歷史對倭寇的傳統評述。于是倭寇是「攻城掠寨，殺人放火，奸擄掠，無惡不作」的日本海盜，于是就有了幾乎可比岳飛、文天祥的愛國英雄戚繼光。
但是稍為想一下就會有疑問︰海盜在世界歷史上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但海盜是在海上搶劫，未聞有海盜上岸並長駐岸上的。道理很簡單︰岸上有正規軍，烏合之眾的海盜不可能是對手。即使海盜上岸，那也是搶了就走，絕不會與官軍正面作戰，因為他們的目的不過是財物，沒有必要來拼性命，因此也不會勞朝廷興師動眾。但實際上倭寇卻是專門跟朝廷過不去，在幾十年里，打得明朝一批批正規軍望風披靡，最後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名將戚繼光，才算平息了下來，那樣的倭寇很難想象是只為了搶劫的海盜。
還有一點︰記得以前看書，從歷史教科書到到各種描寫戚繼光平倭的故事書，看了以後總覺有一點不滿︰作為對立面的倭寇沒有一個具體的人物，具體的首領，似乎都是烏合之眾。故事需要具體的人，沒有一個對立的人物，故事沒有看頭。這種出于對故事性不足而產生的不滿只是一種直感，但這直感正表示那是不合正常道理的︰對付僅僅是烏合之眾的海盜不需要英雄，是造就不出戚繼光來的。
因此倭寇當然不是簡單的海盜，它應該是有組織、有綱領，有政治目的的，當然也有首領的。那麼為什麼我們的歷史書、故事書上如此把它簡單化了呢？原來大家想不到的，被有意無意的回避了的真相是︰這些倭寇的首領都是中國人，前後幾十年，各個部分的倭寇的首領都是中國人，事實上不僅僅是首領，所有的倭寇基本上都是中國人。更而且其先後三個領袖許棟、汪直、徐海都是徽州人。徽州離海遠得很，怎麼跑到海上當強盜來了？徽州人以經商而聞名，到這里也許我們就能隱隱約約的猜測到事情背後的真相了︰倭寇者徽商也。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把「申禁人民無得出海與外國互市」定為國策。朝廷則實行一種非常可笑的朝貢貿易的形式︰中國是「中央之國」，周邊各國都是藩屬，藩屬國要接受中國皇帝的承認與冊封，要派遣使節到中國覲見皇帝，呈獻貢品，並且接受皇帝的賞賜（回賜）。名為朝貢與回賜，其實就是貿易，因此叫朝貢貿易。當然在朝貢中也附帶進行一些商人間的貿易，但規模很小，僅局限在市舶司，而且朝貢畢竟不是經常性的。而即使是如此小規模的貿易，到嘉靖二年也被禁止了。由于日本人內部為了爭奪朝貢貿易的特權，在寧波港發生械斗。明朝政府以此為借口，關閉市舶司，中止了所有朝貢貿易。但貿易是客觀存在的需求，禁是禁不了的，于是國家海禁，民間必然走私。
海禁與走私是對立面，海禁要用武力，走私就要武力保護，對立必然導致軍事的對抗，到了一定程度就會爆發成大規模大範圍的動亂，甚至是造反，于是就有了倭寇之亂。刑部主事唐樞寫給浙閩總督胡宗憲的信中說︰「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轉而為盜」。領導戚繼光、俞大猷主持浙江抗倭的譚綸說︰「諸貨皆一切禁罷，則有無何所于通，衣食何所從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為盜也」，明確的道出了倭寇之因。
而謝杰（右副都御史）在《虔台倭纂》中則說得更為透徹︰所謂倭寇「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也……漳潮以番舶為利，寧紹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戶為利，初皆不為盜……撫設而盜愈不已，何也?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禁愈嚴而寇愈盛……于是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
如此說來所謂倭寇之亂其實也是官逼民反，其性質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並沒有什麼兩樣,至少它是中國的內部動亂問題。雖然其中有少數日本人，但那是被中國人雇佣的，與日本侵略或者日本海盜是搭不上邊的。其實當時人對此是清楚的︰「官兵利于斬倭而得重賞，明知中國人，而稱倭夷，以訛傳訛，皆曰倭夷，而不知實中國人也」。即使是官方的《明史─日本傳》也說倭寇中日本人只佔十之三，而當時人的著作中的說法是「倭奴直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而實際可能更少。汪直等人是作海上貿易的，與日本聯系密切，于是從日本雇佣了，其實也可以說是騙了一些人來當兵，「華人狡，善騙夷」，日本人在倭寇中的地位其實很低。而地方政府和官兵為推卸敗之責，夸大勝之功，「明知中國人，而稱倭夷」。在當時是掩耳盜鈴，到後來就成了「以訛傳訛」，于是明明是中國人自己的動亂造反就成了「倭寇」，就座實成為日本海盜了。
作為造反者，倭寇之擾民當然也是事實，但倭寇本是當地之貧民，劫官府、富戶有之，擾民並不烈。從當時的一些記載來看，不少鎮壓倭寇的官兵擾民更甚，而倭寇在沿海地區的普通老百姓中卻擁有廣泛的支持。萬表（都督同知）《海寇議》等記述︰當地百姓「明知海賊，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為彈，硝以為火藥，鐵以制刀槍，皮以制甲，及布帛、絲棉、油麻等物，大船裝送，關津略不盤訊，明送資賊，繼以酒米」；「近地人民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濱海頑民每見官兵動靜則星火徒報，官府密令哨探則推避不從。寧殺可愛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賊。」；「兵入其地，詢賊情形，問找道路，悉為所誤」。
這可幾乎是要「軍隊和老百姓，咱們是一家人」了，和我們想像中燒殺搶掠的倭寇印象可差得太遠了。倭寇之本意在通商，倭寇首領王直的口號是︰「要挾官府，開港通市」，他在給朝廷的《自明疏》說︰「竊臣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反罹籍沒家產，臣心實有不甘」。通商之利巨，而通商需要穩定的環境，即使為了自己的利益，倭寇也不可能如流寇那樣劫掠無忌。
而且應該說倭寇還是一次有進步意義的歷史事件。雖然動亂總會帶來破壞，但倭寇是對海禁的反抗，是閉關自守的中國為爭取開放，爭取走向商業社會，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少有的一次抗爭，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自發的一次表現，其積極意義絕非一般的農民起義可比。
那是一個屠殺「天才」的時代。天才的商人和經營家汪直被逼得「轉商為寇」、人頭落地，天才的戰將戚繼光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天才的海洋戰略家胡宗憲在獄中慘死，天才的改革家張居正死後被抄家滅門。然而，最淒涼的還是天才的紹興文人徐文長，這個曾被胡宗憲獨具慧眼看中的胡府幕僚，雖曾「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徐文長後來瘋了，袁宏道的〈徐文長傳〉稱，晚年的徐文長有時用斧子砍破自己的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有時用「利錐錐其雙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在麻木和懦弱一手遮天的年代里，所有清醒和理智的人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像王直、胡宗憲、張居正一樣知其不可而為之，最終被同胞們陷害；要麼像徐文長一樣先是佯狂憤世，最終瘋狂自毀。
然而，在汪直被殺、胡宗憲慘死獄中約一百年後，中國商人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那些太平洋、印度洋上的島嶼之間，依然可以頻繁地見到中國商人的艦船出沒海上。歷史仍然為中國留下了最後一次機會，是自命清流的明朝主流讀書人把資本主義經濟扼殺在萌芽狀態中。士大夫誤國的鐵律繼續顯靈，明王朝最終與現代文明失之交臂，錯過壯大國力的契機，竟被胡虜所滅，留下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