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珪死后，哀荣备至。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逝世第二日，嘉庆帝亲临其府上哭奠，并不经内阁讨论草拟，颁谕亲赐朱珪谥号为“文正”，获得乾隆朝仅大学士刘统勋享受过的同等哀荣。为此，他特在上谕中说了一番理由：“朱珪在朝五十余年，外而扬历督抚，内而荐直纶扉，身跻崇阶，从未稍蹈愆，尤绝无瑕玷。靖恭正直，历久不渝。犹忆伊官翰林时，皇考简为朕师傅，尔时朕于经书已皆竟业，而史鉴事迹均资讲贯。其所陈说无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弗道，即稍涉时趋之论，亦从不出诸口，启沃良多。揆诸谥法，实足以当‘正’字而无悔！毋庸内阁拟请，着即赐谥‘文正’。”随后，嘉庆帝派早已秘密内定为皇太子的绵宁代他前往祭奠，殡送朱珪时派庆郡王永璘前往主奠目送，“以示朕眷怀旧学、哀荣备至之至意”。不仅如此，嘉庆帝还亲自写了一首十二韵诗，派人前往朱珪灵前祭焚。翌年三月，嘉庆帝谒清西陵，虽然朱珪墓地离他经过的道路有好几里地，但他想起三个月前去世的恩师，特派户部左侍郎英和前往赐奠，并亲撰祭文，内有“哀我哲辅，松楸在望”之句，表达了他对恩师真挚而深切的缅怀。朱珪逝世临近十周年之际，嘉庆帝亲自到恩师墓园赐奠，凭吊感怀，留下“讲帷昔年共，《五箴》诲早垂”，“洒泪乘骝去，回望萦悲思”等诗句，感念师傅栽培辅佐恩德，表达自己对恩师永别十年的绵绵哀思。
嘉庆帝给予师傅朱珪的宠荣和礼遇，可谓超逾常格。对此，《满汉名臣传》称：“恩遇之隆，古所未有也。”《清史稿》则称：“恩礼始终无与比。”
朱珪得到嘉庆帝宠信，主要原因起码有这样几条：一是成功培育了皇太子永琰。在朱珪谆谆教导下，皇太子永琰在激烈的继位人竞争中保持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长为符合乾隆帝心意的帝位继承人，顺利获得王朝最高权力，君临天下。♀二是经得住考验。因和珅作梗，不仅丢掉了将要到手的大学士职位，而且失去两广总督高位，将他贬到安徽担任巡抚，遭受这一沉重打击后，他没有怨天尤人、一蹶不振，而是亲赴灾区赈灾，整肃吏治，确保大灾之年无**，大灾之年“官吏无侵蚀”。三是辅佐有方。嘉庆帝有一首志感诗称：“入阁赞机务，辅治惠泽施。方期久论道，岂料身骑箕？”表示他受恩师辅佐惠泽很多，他多么期待恩师能够长久辅佐，但老天却将他请走了，遗憾之意溢于言表。朱珪不仅在军国大事上给嘉庆帝出了许多好主意，而且数度掌握考试大权时都选才有方、秉公行事，竭诚为国家搜罗英才。《清史稿》称：“珪文章奥博，取士重经策，锐意求才。嘉庆四年典会试，阮元佐之，一时名流搜拔殆尽，为士林宗仰者数十年。”依靠朱珪悉心辅佐，才有嘉庆帝“初政之美”。四是为官清廉。他做官五十余年，任总督、巡抚地方大员多年，从不收受部属一文钱，还把积蓄的养廉银奉献给官家，四十年独居无妾媵，生活非常清贫。他病重时嘉庆帝前往探望，见其居舍简陋狭小，门前竟无法过车。死后遗物，只有一布衾、一布被，几箱残书。嘉庆帝与随行人员见了，为之震惊，为之感动，无不潸然泪下。“半生唯独宿，一世不贪钱。”嘉庆帝为恩师所写的五言挽诗中的这一诗句，是对他为官为人的充分肯定。
然而，帝师在皇帝心目中毕竟是臣子。一个臣子，要让挑剔、寡恩、高傲的皇上依恋、感动、佩服是极不容易的，需要付出常人不愿付出、难以付出的东西，朱珪做到了。
追求无为
8?道光朝红人／曹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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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镛为官政绩平平，无赫赫建树，却仕途通达，升得很快。此公不仅得宠令人吃惊，固宠亦令人吃惊。平平庸庸却能平步青云，无所建树却能长保荣宠，其中必大有奥秘……事理透彻必简明，曹相国将做官秘经用六字说尽，堪称一绝。此公无论立德、立业，均没有什么可以名垂青史的，但这一做官六字诀却成为官秘谶。不然，这一密室耳语、只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怎会一出口便广受追捧、经久不衰呢？
进入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属曹振镛。
道光元年（1821年），他一下跃居领班军机大臣高位。在上一年九月，也就是嘉庆帝当权的最后一年，曹振镛才爬进军机大臣这个核心圈子。之后，他一直高居领班军机大臣之位，还荣晋太傅、位列“三公”，直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八十高龄时死于任上。清朝不设宰相，但曹振镛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宰相。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以来，这一辅助皇帝执政的中枢机构，参议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重要机密和对重要官吏的考核任用，实际上取代内阁职权；军机大臣每日入值于皇帝寝宫养心殿外的值房值班，以备皇帝召对，皇帝出外巡幸则随同前往，朝廷重要机密事项均由军机大臣直接面奏皇上请旨，或者草拟谕旨请皇帝裁决，原属内阁的票拟、承旨大权，全部掌握在军机大臣手中；军机大臣无定员，通常三至七人，品位最高的充任“领班”。道光朝历时三十年，先后由曹振镛、潘世恩、穆彰阿三人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潘世恩任领班军机大臣仅一年，原来排名在其后面的穆彰阿就蹿上来，超越了他，连续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十四年。论当领班军机大臣的时间，穆彰阿只比曹振镛少一年，但此公下场不好，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被革职。曹振镛死后，盛享哀荣，道光帝亲赐其“文正”谥号。“文正”是清代赐予文官的最高谥号。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在清一代汉大臣中屈指可数。因此在道光朝大红大紫，始终保持高位荣宠的，当属曹振镛。《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曹振镛为官政绩平平，无赫赫建树，却仕途通达，升得很快。
他生于乾隆十九年（1755年），安徽歙县人，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安徽歙县有读书做官的悠久传统，他父亲又是高官，读书条件得天独厚。他颇能读书应试，学而优则仕，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十六岁即考中进士。乾隆帝从当年新科进士中亲自挑选数名才学兼优、年轻力壮者为庶吉士，他被幸运挑中，成为清代最高级别的官学生。由皇家供养在学馆深造三年后，他被授予编修，跻身翰林院。按照一般情形，士子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大多已两鬓斑白，少说也有四五十岁。曹振镛却在二十九岁就点了翰林，可谓士林中的佼佼者。一点翰林，人如涂金。翰林虽只是七品芝麻官，官阶卑微，却是天子文学侍从，为清代所重，官员升迁以此为终南捷径。当时，有“卜相非翰林不与”之说。卜相，就是选拔宰辅、大学士之意，也就是说，想要当宰相、大学士位极人臣，必须具备翰林资格。在翰林院读书养望，混得好的，入值上书房，当皇子师傅，或者入南书房，做天子近臣，往往很快就能荣华富贵；混得差一些的，来日外放也能捞个知府什么的，为官一方，跻身中级官员之列。翰林中人能否有大出息，大考十分关键。大考俗称“翰林出痘”，一般六年一次，关系升黜大事。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曹振镛参加大考，成绩平平，名列三等。乾隆帝考虑到他是尚书之子，说是其才可用，将他连升三级，破格由正七品编修擢升为从五品侍讲。他沾了父亲的光，才得以逃过“出痘”之劫，出人头地。后来几年，他又升了两级，至乾隆末年当上从四品的侍读学士。这一期间，曹振镛所走的路，几乎都是踩着他父亲的足迹走过来的。其父曹文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考中进士，之后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四次升官，当上翰林院侍读学士。曹振镛步其父亲后尘走来，虽未成为仕途暴发户，但也顺溜非常。他进士未入一甲，大考未得一等，短短十几年从布衣士子平地而起，一下做到从四品朝官。
进入嘉庆朝，曹振镛更是大走官运。嘉庆三年（1798年），他大考得了二等，官升一级，晋为正四品的少詹事，成为詹事府的副长官。詹事府在古代系辅导东宫太子机关，清代自雍正帝建立秘密建储制度后已不预立皇太子，这一机关遂成翰林院官员升迁辗转之地。就在这一年，父亲逝世，他丁忧归籍，解职丧居尽孝道。守制归来，连蹦两级，晋升为政通使，成为中央管理公文事务的机关政通使司的长官，官至正三品。之后，官道上一路顺风，历任内阁学士、工部和吏部侍郎，嘉庆十一年（1806年）擢升工部尚书，爬上从一品高位。这一年，他五十一岁。他参加编纂的高宗实录告成之后，获太子少保衔，荣获高官重臣都很想得到的荣誉头衔。随后调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十八年（1813年），调任吏部尚书，晋协办大学士。不久，荣晋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晋太子太保，官至正一品。清代文官以获得殿阁大学士为荣耀。乾隆十三年（1748年），确定大学士员额为满汉各二员，冠以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之名。殿阁大学士为文官最高品秩，当时荣称大学士为“相国”、“宰执”、“揆席”。体仁阁大学士为文臣四魁之一，这是千万官员所梦寐以求的。终嘉庆一朝，曹振镛官位虽隆，获得文官最高品秩，但并未进入权力核心层军机处。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以来，大学士只有进入军机处才拥有实权。
历史车轮碾进道光朝，曹振镛才大红大紫起来，成为皇帝最为倚重的宠臣。但是，阅读他的传记资料，其为新皇帝倚重的背后，仍缺乏不同寻常的建树和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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