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酗，刚才听你说正在写一本关于漏卮的书？”
王伯良知道开平煤矿的事情周馥已经做了决定，李鸿章对开平煤矿的定论便是他是否采取行动的信号，不过看起来周馥对此也是持悲观惮度——些许名声的损失对老李这样很难说是政客还是政治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致命的选择。不说王伯良那贫瘠的历史知识都知道老李在功成名就的背后做出了多少背叛盟友的事情，周馥跟随李鸿章这么多年耳听眼见的例子更不知道有多少，这也许就是周馥为什么一直甘愿充当幕僚却不愿通过李鸿章谋取实职另立山头的缘故。
见周馥不再提王伯良也不会自找没趣，便答道：“这是学生最近开办工厂以来冒出的一些想法，学生打算结合出洋所见所闻来重新解释‘漏卮’……学生以为现在所建的工厂不过是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但用不了三四年这些工厂强盛起来之后，学生怕是也要面临中堂大人那般饱受非议的境地，是以先提早盘算由‘漏卮’一说而重新释明，倒是大家都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迂腐之辈的言辞也不至于对学生造成什么麻烦……”
周馥笑着说道：“你倒是会绸缪，你的工厂到底能够办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京师那班人说你的嫌话，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十来年的时间是不大可能的……”
“学生想的却是与老师不同，发展工业积累财富只要迈出去第一步那后面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也是目前我们大清国基本上很少有工厂与学生的工厂竞争的缘故，而洋人的货物需远渡重洋其中运费就是他们致命之处，是以学生认为用不了两三年学生名下的几个工厂每年产生数百万两的财富不是什么难事。其实现在仅仅一个机器缫丝厂每年所获便不下百万两，学生正在努力扩充工厂规模，只要有合适的经营工厂的人才和足够的工人，也许碰到今天开平煤矿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用太过在意了……”王伯良颇为自豪的说道。
周馥听后不禁哑然，心中粗略的一盘算也觉得王伯良所说的并不夸张，他也知道王伯良在上次来天津之后便开始急急忙忙的扩招盛军家眷工厂事宜。并且周盛传还专门向李鸿章提议为了盛军家眷能够平安抵达天津借调上海招商轮船局的客船和货船集中运送，虽然这样一来招商局怕是要小亏一笔，但涉及军心问题李鸿章还是毫不含糊的大笔一挥就让盛宣怀去想办法了。王伯良扩建工厂招收如此多的盛军家眷的举动在周馥看来无疑是一项自保措施，这在短期来看是有些不划算但从长远来看却是赢得了盛军乃至淮系军事将领的好感，借此声势似乎连盛宣怀都不敢轻举妄动了。
“我大清国也有人曾开机器工厂，不过如你这般开了一个借着再开别的工厂的富商却是一个也见过。说实话除了早年在上海见过一次缫丝厂还是已经停工的工厂之外，老夫还见过有私人出资办工厂的，而这十来年跟随相国筹办洋务花银子的是在所难免，却甚少有赚银子的，相国之所以肯拉唐景星一把也是看在他在招商局效力的份上……”周馥感叹的说道。
王伯良也肃容说道：“老师，其实这其中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学生在出洋数年中所见，其国家对于开办工矿企业的积极性远不若私人这么强烈，而在国内凡是涉及洋务九成九都是如相国大人等各地方大员推动开设，中外为何差异如此之大？是洋人比我们清国人富足么？学生不这么看！去年学生曾见过鼎鼎大名的胡光墉，不过却令学生失望的很，以学生之见他们若是不做改变的话其万贯家财不过是无根之木，弹指间便可灰飞烟灭，只是到时候不知是便宜了洋人还是什么人而已……学生有感于此便在闲暇细细探究，再读过黄德成的那篇《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之后颇有所得，便以‘漏卮’为眼，自管异之与黄德成为始至今各种关于漏卮的奏折著述收集起来点评……”
黄德成便是道光年间著名的清流人物黄爵滋，管异之则是当年同为主张禁烟的邓廷桢的幕僚管同，那时清流并非现在的清流，现在的清流除了以往弹劾各种弊政的任务之外更是以攻击洋务为使命。虽然并不是现在每个言官都是指斥发展洋务，但最近数年来随着发展洋务运动日渐风起其攻击把柄实在是太多，而弹劾洋务中的缺陷或是典型的辅以风水之说攻击洋务的言官有很多都升职因而更加激励言官的攻击力度和方向助涨了这种风气。
黄爵滋早在咸丰三年就已经去世了，王伯良也仅仅是从他的奏章和事迹中来分析这个活跃在道光年间的清流砥柱，他最出名的便是关于禁烟的主张，当时他所主张的漏卮源头主要是鸦片的输入这也是当时普遍的认识所在。管同最有名的则是《禁用洋货议》，他比黄爵滋的主张更为激进一些除了鸦片之外所有的洋货都是应该在禁用之列，说白了就是关闭正常贸易途径来使得国家获得恢复元气，他的主张同样也得到了很多朝廷官员的赞同。
其实关于“漏卮”这个概念对于王伯良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以阐述的课题，尽管他前世今生都不是学经济的，但前世各种信息媒体发达而近代史影响深远多有关联引用，只要稍微留心基本上对这些属于经济层面上的问题都阐述个**不离十。最为关键的一点王伯良的经济政治才能比较低下但与这个时代的所有人的认知显然起点就站得非常高，诸如李鸿章、郑观应、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还处于概念上的模索，而王伯良的点评都站在战略层面上了，两者的差距根本没法比。
管同比黄爵滋年长十三岁，不过管同是道光五年（1825年）中举后才成为邓廷桢的幕僚，而黄爵滋道光三年便已经中进士步入官场了，他们的主张基本上是同时代对洋货涌入大清所产生的认识。眼下洋务运动已经逐渐展开，同时受到清流的阻击也逐渐日益高涨，双方对于理论层面向来都是唇枪舌剑，为了便于打嘴仗李鸿章的幕僚们穷极搜罗各种资料以备参考，这倒是方便了王伯良调阅省去了老大的功夫，想黄爵滋和管同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后世九成九的人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他们的主张了，这也是王伯良最近阶段读书的主要方向。
作为李鸿章幕僚心月复的周馥对于这两人的文章和政治主张自然是比较清楚的，王伯良调阅幕僚府收集文档的事情他也知道，对于弟子能够如此上进学习颇感欣慰便笑着说道：“难为酗能够如此上心，不过漏卮一说即便到了现在依旧还是争论不休，其实不光京师清流如此争论，就是几个热衷发展洋务的重臣亦是对此看法不一各持己见，老夫倒是有些期待看你新出的这本书了……除了管异之和黄德成之外，你还点评了谁的文章？”
“学生还在整理之中，已经选定的还有林文忠公、魏默深、冯林一等人，当然学生还想录入王兰卿的文章，不知是否恰当学生不敢造次……”王伯良说到后面就有些支支吾吾了，他说到前几个人最有名的便是林则徐，后面的魏源魏默深、冯桂芬冯林一在后世基本上就无从听闻了，不过在当下却是“导师级”的人物。
“王兰卿？可是长毛状元王韬王兰卿？！”周馥不可置否的笑了笑。
早年太平天国时期王韬曾经化名上书太平军为其献策，后来东窗事发正是李鸿章亲自下令以“通贼“的罪名缉捕他，搞的这哥们卷铺盖跑路快二十年踏上大清国统治范围，比较让王伯良佩服的是这家伙逃亡期间游历欧洲甚至还应邀前往牛津大学去作学术演讲。王伯良之所以能够知道王韬的存在还是毕德格推荐他去读香港的《循环日报》——王韬正是《循环日报》的创办人兼主编，这是一份极为罕见的以政论为主的报纸，这也幸亏是在香港发行，要是放在清政府的地头上肯定关门大吉。
其实不论是阅读早年关于洋务的文章奏折，还是现在的《循环日报》，这些不过是王伯良拓宽眼界以便更好的适应这个时代思想的渠道而已。说起来这《循环日报》上王韬的政论文章远比他在国内所接触的文章更有吸引力，这也许是与王韬游历过欧洲又生活在香港的缘故，再加上在国内写文章除了吸引诸如李鸿章这等人物的关注以谋求更好施展才华的舞台之外，招来的压制也怕是少不了，相比王韬直抒胸臆对官场无欲无求而言自然是后者更占优势。
王伯良有些不安的答道：“正是此人！”
“这个人的文章最好先不要收录，此人颇有争议，虽然相国大人对其才能极为赞赏，但早年的事情尚定论，若是贸然收录评点怕是会为你惹来麻烦……想来是毕德格先生向你推荐此人的文章吧？你写的《德意志帝国五十年》一书其实并不是第一本关于德意志帝国的书，倒是王兰卿所著的《普法战纪》要更早一些，只是他写得太过粗糙了些，事情的首尾交代的也不清楚。前年王兰卿还去过日本，何子峨、黄公度都曾面见过他，他们给中堂大人致信曾谈及王兰卿，且其人在日本和英吉利都是颇有名望，其文章也受中堂大人赞许，只是早年中堂大人亲自下令缉捕他，说起来这个结一天开他一天便是朝廷的反贼。幕僚府中收录过他的文章亦是有此意，不过他的文章却是幕友中传阅比较多的，中堂大人亦是知晓此事只是怜其才心中有所动而已……”
在知晓王韬其人之前，王伯良还曾心中得意洋洋认为自己所写关于德国的书很可能是第一本，但是没想到王韬的《普法战纪》比他更早数年，虽然论全面以及准确性比不了自己的书，但是他没想到德法战争的影响力居然这么大居然早就有人介绍到国内去了——这也改变了他对一些落后的看法，尽管现在通信并不发达但在危机变革时代总有这么一些牛叉的国人能够敏锐的感受到国外刮过来的风，后来他才知道王韬是去过欧洲的，而他在欧洲的那段时间正是德法两国矛盾激化摊牌战争期间。
王伯良在听过周馥的告诫之后便明白王韬虽然现在还是挂着“反贼”的头衔，但其回归之势基本上已成定局，连李鸿章对他都没有什么芥蒂了，眼下也就缺少一个合适胆阶让双方下台了——何子峨便是驻日公使何如璋，黄公度则是后世历史教科书中颇有名气的黄遵宪。王韬在香港办报而且还是专门发表争论的报纸鼓吹变法、推行军事改革、发展洋务，这些都是很符合李鸿章的胃口，从老李容忍幕僚私下观阅《循环日报》惮度，王韬访日拜访何如璋和黄遵宪这些官方人士来看，怕是有拜码头的意思。
“学生明白了！”王伯良答道，周馥的意思他很清楚，李鸿章对王韬的容忍还没有公开化，毕竟当年的通缉令是老李亲自下的，若是自己的书中贸然引用了王韬的文章，怕是立刻招来清流的攻击而老李的面子上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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