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请恕学生妄言，旅顺是个不错的海军基地，但在学生看来至少十年之内却不适合大举建设……学生也刚刚看过朱义乌的一篇文章，暂且不论余者夸夸之词，旅顺口口门之处极为狭窄，很容易为敌封锁，又无内河通运月复地，转运极为艰难之语倒是实话。而在学生看来旅顺濒南后路连接大连湾，由大连湾再北约金州交界处，地势如人颈忽然收束，最窄的地方仅仅七十里，联系到朱鼎甫的文章，前后若是都被堵住那是对旅顺口内水师如灭顶之灾……”
朱义乌名叫朱一新字鼎甫，因为是义乌朱店人，所以人称朱义乌，同治九年（1870年）乡试他和弟弟同时中举而后到京任内阁中书舍人，光绪二年（1876年）恩榜进士，现在是翰林编修，和张佩纶一样也算是个清流健将。以王伯良现在的身份而言自然是接触不到这个人的，不过在前世的时候这个人因为以旅顺口门口狭窄而反对旅顺要塞修建倒是在纪念馆的介绍上留名，倒是此时王伯良也觉得这个朱义乌说的蛮有道理的——日俄战争时期旅顺口内的俄国海军就是被日本联合舰队堵在旅顺要塞里面猛揍的，至于甲午战争日本则根本没有这么费劲陆军就解决问题了，这便是他后面所说的理由。
“为何是十年？”周馥问道，其实旅顺口修建海军基地在座的各人心中都知道其问题所在，朱义乌这样不通洋务的清流都能够看得出来，周馥这些牛人怎会看不出来？
“银子！”王伯良重重的吐出了这两个字：“旅顺完全是一片白地，但旅顺的位置又颇为重要，旅顺、大沽、威海卫正好可相互呼应拱卫京畿，但想要完善这三个海军基地需要多少银子？旅顺和威海卫完全是什么都没有，威海卫地势胜过旅顺可做第二选择，大沽虽然没有地利但却背靠天津有天津机器局为其提供工业上的支持，更有现成的大沽炮台可做武力防护，虽然无地利却是眼下最适合发展的，因为大沽海军基地最容易建设也最省银子……学生游历海外之时，但凡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诸如英吉利、法兰西帝国无不工业强盛，国家极为富足，若是我大清国库充足朝廷舍得花银子建海军，那自是不用提完全可以用银子来解决问题，但筹建北洋水师眼下最大的问题便是银子。在水师基地的问题上，学生斗胆向老师建言，与其同时建三个还不若建好一个再修下一个，这样也好根据朝廷风头的变化来决定下一步……”
银子……这两个字重重的敲在每个人的心头，若是银子充足的话北洋水师订购的舰船就不用选择德国厂商了，直接订购英国的就可以了，英国是公认的海军最强国家，战舰制造也是时间最快能力最强，相比之下德国就是在陆军武器上非常领先但海军战舰制造上可就没有这么让人信服了，至少定远舰建造的装甲钢板在决定由德国船厂建造后，英国人恼羞成怒禁止出口此种装甲钢板，德国人只好自己研制制造。
平心而论大沽与旅顺和威海相比确实是不适合作为水师主基地的，这主要还是在于淤积比较严重，海河的航运也是因为淤积问题日益严重所以才在发展后劲上赶不上上海和广州的脚步，而王伯良前世北洋水师基地建设亦是如此，大沽在三大海军基地中地位应该是最低的，更多的是负责后勤转运的枢纽。不过大沽有着旅顺和威海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那便是工业和人口，天津有天津机器局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已经颇具规模，不仅有配套的工业设备，更是培养了不少成熟的工人。旅顺和威海卫那可是全都要从头开始的，仅修建炮台一项支出怕是一个天文数字，还要牵扯新建工厂和把工人转移过去的问题，这个银子可就海了去了。
眼前这些人都想着海军是一榔头买卖，却没想到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海军最大的悲哀便是战舰还没服役在船台上便已经落伍了。他们对技术更新所产生的后果认识比王伯良差了八条街，想着修好基地，买来舰船这水师就算建成高枕无忧了，事实上海军成军只是一个开始，要不说海军是最为昂贵的军种，陆军的步枪火炮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款型不便，而海军战舰的优势可保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在王伯良看来少修建一个海军基地对于大局并没有什么太深的影响，若是能够把修基地的银子用来办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哪怕是都买军舰也足够吓阻日本的野心了——若是历史上的大东沟海战多出一艘定远号那样的战舰，先不说战斗的结果如何，也许日本怕是还要思考两年再发动战争……
当然王伯良的话在李鸿章几人的耳中可不是这么被理解的，他们考虑的是筹办水师的银子与朝廷风向的问题，当年海防、塞防之争最后明面上虽是闹了个平局，但事实上由于日本的小试牛刀海防偏重更多些，南北洋可以每年获得朝廷四百万两的海防经费，两家可以对半分各二百万两。不过实际上这个海防经费不仅从来没有给全过，而且还是少的可怜——六年时间里平均下来每年才八十万两。
深谙大清帝国官场内情的李鸿章以及他的心月复们都清楚，当年他们和左宗棠唱对台戏的时候还有日本灭琉球侵台湾的事件“撑腰”，但现在这个“优势”已经没有了，而清流最喜欢的便是攻击洋务，不巧的是办水师则是最大的洋务……对于日本日益增强的威胁李鸿章是深有体会的，心中也非常明确北洋水师日后最大的对手恐怕就是日本，他办水师的初衷可不是能够抗住英法这样的海军强国，但至少也必须保持对周边国家的绝对优势，当然顺带也要携北洋水师之威来吓阻那些泰西小国的勒索，比如摆在眼前的葡萄牙对澳门的野心。
可是正如王伯良所言，银子才是最重要的，水师这个最大的洋务产业必然会受到清流的攻击，而朝廷与淮系地殊关系又摆在那里，老李已经感觉到银子的问题到现在已经是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了。王伯良的建议很简单，在朝廷水师海防拨款非常少而且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与其建三个水师基地不若集中精力建好一个，尤其是可以供定远舰维修保养的船坞修建更是要快速决定，相比之下这三个基地选址最成熟的莫过于大沽，只要建设一个可以满足需要的大船坞，其余的只是边边角角花费并不多，这个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
“北洋水师购舰、培养人才、训练外加基地建设，这些加起来也许就需要**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可正式成立北洋海军，而十年后朝廷若是分解海防经费比较充足自然可以再继续建设旅顺或是威海海军基地，若是经费困难至少也可以继续维持现有情况保证水师舰船武器更新，更可保证与此相关的工厂正常运转。老师，就学生在海外所见，哪怕是只有一个完整的海军基地，每年的耗费也是极为惊人的，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持续不断的投入资金建设，往往这样一个成熟的海军基地到最后就变成了一座城市！旅顺和威海固然有地利之优，但要想将一片白地建成城市，北洋尚需量力而行……”
“十年！嘿嘿……”李鸿章的脸色并不好看，不过王伯良知道这并不是冲着他来的，估计老李现在也在郁闷着呢。
后世无论是与北洋海军相关的纪念馆还是各种书籍对北洋海防经费在各路“考据党”的努力下已经极为精确，北洋水师那几艘主力战舰的来路如何也都解释的极为详尽，每年两百万两经费实际收到的是少得可怜。李鸿章为了北洋水师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很是得罪了一大批人，尤其是南洋更是李鸿章的苦主，不过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也不能不说历史上的那支北洋水师完全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结果。
“大沽船坞是泥坞，能够进坞修造的船都是两千吨下的小船，而军舰多是吃水深，正在修建的定远舰是七千吨的大舰，后面的镇远、济远号两舰也是如此。大沽船坞修建倒是都能够满足海关的船修造，但于水师舰船却很难兼顾……”薛福成淡淡的说道。
主持修建大沽船坞的是德璀琳，原本海关也是打算要修建船坞的，因为北方的造船业远远落后于南方，海关的船平时若是要保养维修还要去上海等地才行。随着天津港口贸易的迅速发展，这显然是不适合时宜的，是以海关的赫德就曾有意嘱咐德璀琳在天津修建船坞以满足海关的需要，正巧北洋亦有修建船坞的意向，两者一拍即合便有了大沽船坞，说起来大沽船坞受益者更多的是海关而非北洋水师，北洋水师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说，但就冲着正在德国修建的定远号大沽船坞就首先被淘汰了。
薛福成横插进来一句并不是无来由的，光绪五年（1879年）总税务司赫德就对北洋水师这块大蛋糕垂涎不已，正在谋求总海防司，而薛福成感到事态严重便写了一份《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建议李鸿章给赫德出了一道选择题——要么担任总海防司，要么就担任总税务司，二者只能选择一个。显然赫德被这道题给难住了，总海防司也只是在北洋水师选择舰船时能够建议北洋选择英国厂商更为有利一些但绝不可能自己来拍板，而总税务司的权力他是老大一言九鼎，两者相比之下自然是要放弃总海防司的，这样一来赫德图谋控制清国海军的想法最终落空。不过至此一事，薛福成对赫德那是绝无半点好感，相反更是时刻提防，大沽船坞的修建现在在他看来是绝对不能满足北洋水师的需要的，而税务司占了大便宜，这就更让他充满厌恶感觉了。
不仅仅是薛福成对赫德惮度非常糟糕，更重要的是李鸿章在内心中亦是如此，那个“总海防司”就是因为遭到李鸿章的强烈抵制而灰飞烟灭的。两人之间的博弈随着北洋水师这块蛋糕日益显现而更加激烈，赫德在成功的两次推销英国的“蚊炮船”之后，在水师建设的问题上最终走向了决裂甚至是彻底的对立。李鸿章不是傻子，买了第一批蚊炮船后他就已经确定这样的舰船设计跟赫德当初推销时所吹嘘的相距甚远，但他还是购买了第二批，并且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英国的蚊炮船大加赞赏。
李鸿章的赞赏并非是出于真心，而是真真切切的厌恶，如此这么说无非是彻底稳固朝廷对他李鸿章主持购买舰艇之事充分放心，并且进而更牢固的控制大清帝国对西洋各国购买军舰的“专买权”，当然这其中另外的用意便是堵住那些朝中的顽固保守派的嘴巴。而久居清国并且对大清帝国政治规则非常熟稔的赫德对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没有察觉，光绪三年（1877年）李鸿章订购第二拨炮船由琅威理、劳伦斯从普利茅斯港出发抵达了福州——交接的仪式在福州而不是原本奠津，这算是赫德对李鸿章利用他控制舰船“专买权”的一个回应，他要给李鸿章掌握这些炮船制造一些麻烦，让李鸿章知道自己有能力影响到大清帝国在海军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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