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第五十回反卖国五四运动顺潮流孙文复出（下）
第五十回反卖国五四运动顺潮流孙文复出（下）
五四运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天津、上海等地学生和社会各阶层纷纷发出通电，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被捕的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也组成团体，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
两天后，在社会各界的强力支援下，北京各大专院校总罢课，迫使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但是，北洋政府却同时下令：“禁止召开国民大会，禁止学生干政，否则，将送交法庭审判。”
次日，北洋政府又威逼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消息传开，全城哗然。各大专院校教职员工成立联合会，和学生们一起参加爱国斗争，签名要求挽留蔡元培。接着，各校校长一致行动，向政府提出辞呈。同时，全国各地要求挽留蔡元培的电报也纷至沓来。在广大师生的团结斗争和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下达了挽留蔡元培的命令。但同时又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下令慰留“请求辞职”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责成北京及各地方当局加紧镇压学生运动。
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再次激怒了广大师生。5月19日，北京各高校再次举行总罢课，并迅速波及到各中学，罢课总人数达二万五千多人。学生们分头行动，组成无数支“十人团”，纷纷走出校园，上街演讲，宣传反帝爱国，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活动，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学生运动的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又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恐慌。日本驻华公使多次向北洋政府提出“警告”，要求其取缔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日本驻华舰队频繁调动，进行军事恫吓；北京、山东两地的日本浪人也多方寻衅，妄图制造事端。英、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则联合起来，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北洋政府顺从帝国主义的旨意，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6月1日，北洋政府发布命令，公然为卖国贼辩解，污蔑学生的爱国运动是“越轨行为”，要诉诸法律制裁。6月3日，数百名学生不怕威胁，继续上街演讲。反动军警逮捕了一百七十余名学生。翌日，学生加倍行动，又有七百多人被逮捕。第三日，上街演讲的学生猛增到五千多人，他们神情激愤，言辞激昂。许多人身背行李，做好了入狱的准备。面对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北京政府束手无策，难以应对。
与此同时，上海、天津、长沙、南京、济南、武汉、成都、广州、杭州、西安等地学生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各地学生勇敢地走上街头，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先锋；他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了民众，激励了各阶层的积极参与，汇聚成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革命洪流。
单说北京“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立即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反响。上海日资各棉纱厂工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率先举行罢工。次日，上海商界宣布总罢市。而在此前，上海学生早已实行总罢课。于是，上海人民的罢工、罢市、罢课活动全面实现。至此，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运动的主力变成了工人阶级。
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受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破坏和镇压。淞沪警察厅按照北洋政府司法部的紧急通知出示布告，声称要追究、查办罢工工人。派出大批军警肆意殴打、拘捕上街宣传的学生；强迫商店开业。各帝国主义租界的巡捕也纷纷出动，驱赶爱国群众。
风雷激荡云水怒，压迫深处反抗强。6月10日，上海工人的罢工达到新**，继纺织、造船、机器制造、卷烟、造纸等行业工人罢工后，海员、铁路工人也开始大罢工；波及到五十多个行业，人数达十万余众；使整个上海陷于瘫痪状态。在上海工人的带动下，罢工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京奉铁路、京汉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九江、天津、南京、济南、长沙、武汉、杭州等一百五十多个城市相继罢工。五四运动发展成为有广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空前规模的革命运动，严重威胁着北洋军阀的统治。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接着，国务总理钱能训宣布辞职。
然而，斗争并未结束。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违背民意，电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开，首先激怒了山东人民。山东各界代表组成请愿团赶到北京，先后在总统府和国务院前集会、请愿。他们义愤填膺、不屈不挠，顽强坚持了五昼夜，终于晋见了大总统徐世昌。代表们声泪俱下，慷慨陈词，表达了山东人民拒签和约的强烈愿望。山东代表的请愿活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天津、长沙、武汉、陕西等地亦组成请愿团赶到北京。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人士召开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声援山东代表的正义行动。
与此同时，各地群众纷纷致电巴黎，要求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一月之内，代表团就接到国内通电七千余份；通电一致警告中国代表团“如违民意，当以卖国贼论处”。旅居法国的留学生和华侨则包围了中国代表团住所，中国代表团不能赴会，只得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大获全胜。
五四运动后，广大知识分子乘势而进，积极探索。思想界出现了如何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各种社团和期刊、各种思潮和方案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形成了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在各种新思潮中，社会主义成为公认的、最时髦的思潮；许多刊物，几乎每期都登载有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实践中提高认识、明辨是非，经过反复探索，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改造社会、改造中国而努力奋斗。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五四运动绽奇葩，神州遍开爱国花。坚决反帝反封建，人心思建新中华。
再说孙中山自“护法运动”失败后，回到上海，于彷徨、苦闷之中，埋头著述。历时一年有余，写成《实业计划》一书，精心编制了宏大而具体的经济建设蓝图，规划了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欲强国富民，就要大力开矿山、修铁路、促贸易、办银行，而交通运输实为振兴实业之关键，必须放在近代工业的首位。”为此，他通过精心设计，将全国铁路分为六大系统，对各系统的路线作了详细规定。孙中山还提出建立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海港，疏通内河水道，发展内地交通。同时，他又主张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引进外资和技术，以便在最短时间内赶超外国，从而改革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
闭门书斋坐，惊雷天上来。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大为兴奋，立即放下著作，接见全国学联代表，支持、鼓励学生的爱国斗争。他从学生、工人的爱国运动中看到了广大群众觉醒后的巨大威力，预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的新形势。1919年10月，孙中山审时度势，决定重新奋起。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废除了旧总章，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规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纲领，表示要“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国家”。新组建的中国国民党实行总理制，“设总理一人，代表本党，总揽党务”；下设总务部、党务部、财政部等机构。《规约》还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虽然谈不上彻底改造旧党，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
孙中山发表致《中国国民党党员公开信》，盛赞道：“自五四运动以来，爱国青年挺身而出，不畏强暴，蓬蓬勃勃，实为将来新中国之希望。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书报刊，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为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乃学术界之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他号召国民党人以五四运动为契机，振奋精神，图存救亡。
正当孙中山雄心勃勃、奋臂欲出之际，忽接陈炯明来电称：“粤军已克复广州，请总理速来穗主持大计。”原来，早在第一次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亲自培植了一支粤军，由陈炯明任总司令，奉命出师广西，与北洋军阀作战。然而，陈炯明部在广西却受到了桂系军阀的压迫，不得已调往闽南驻防。不久，直皖战争爆发，桂系军阀陆荣廷又以讨伐福州的北洋军为名，向粤军发动突然袭击。孙中山闻讯大怒，当即电令陈炯明回师广东，讨伐陆荣廷，粤桂战争爆发。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粤军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收复了广东。于是，陈炯明电邀孙中山南下广州主政。
1920年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恢复了军政府，宣布继续进行护法战争；是为“第二次护法战争”。次年四月，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发表对内对外宣言，重伸“维护民主政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维护国际平等地位，保持远东永久和平”等主张，再度举起护法大旗。
桂系军阀退出广东后，陆荣廷等又集结重兵于梧州，并与北洋军阀相勾结，准备反攻广东。1921年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率粤军与李烈钧部分路向桂林、柳州、南宁等地进攻。经过数月激战，桂系大败，陆荣廷仅带少数亲随逃往越南。广西平定，两广统一。鉴于陈炯明功勋卓著，孙中山任命他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不久，又兼任军政府陆军部长、内务部长，掌握广东省军政大权。
中国的政局再次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孙中山安排好广东的军政事务后，又积极筹划，提请非常国会通过了北伐案。随后，孙中山亲自挂帅，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取道湖南，大举北伐，统一全国。这才是：总理屡次筹大业，文治武功绘宏图。要知后事如何，请看续集《雄狮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