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这未免不是一个跳出罐头厂的好办法。官场上“官官相护”很常见，而“官官相怜”更不少，而且还做的理直气壮，更容易让人们从道德、传统上接受这种官员相互之间的施救和帮助。
比如一个领导因为受贿而被有关部门调查。这种人本来是人民的公敌，理应受到舆论的谴责法律的严惩。但很多官员却可怜他，尽可能地帮助他，为他免除灾难而伸出援手。一旦有关部门找不到真凭实据，或者贪污受贿的数额不大，很多官员就主动将这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被调查不久之后就会被平调甚至荣升。那些做了“好事”的人也会被人传颂，人们会说他有人情味、秉性好。
被调查者的下级更是如此。如果受贿者的秘书主动向纪委举报，虽然这是合法的、是值得整个社会褒奖的正义之举，但别人会说他忘恩负义，说他是白眼狼，说他想踩着领导的尸体往上爬。其结果很可能被人暗地地打压，到处都有小鞋穿，一辈子都别想出头。
相反，如果这个秘书设法为领导隐瞒一些犯罪事实，即使纪委等部门找上门核实情况，他都不配合，虽然这些行为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但很多人会说他将义气、仁道，这些家伙也许过不了几年就被提拔。
可以说“官官相怜”在舆论、道德、传统的推波助澜之下，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很多人已经到了不顾黑白、不顾事实真相的程度。
吴劲书深谙为官之道，自然也知道悲情牌的威力。
他的电话是打给县人大主任赵有年的。赵有年曾经担任过罐头厂厂长，后来升任副县长、县长，去年才成为人大主任。可以说他是吴劲书的伯乐和恩人，也是吴劲书最有力的靠山。
听了吴劲书有关张修远欺负他的诉说，赵有年沉思了一会，说道：“这小子确实太疯狂了一点，简直没有什么上下级概念，目无领导。你什么都做得对，但唯一做得不好的就是你的发怒，你和他对打而且没占到上风。这对你的威信损害太大。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很可能以为他们的好日子就来了。人家没刀，你怎么还把刀柄递过去？”
吴劲书说道：“赵主任，我倒觉得这么做是一个机会。至少能让上级领导知道我是一个没野心的人，我之所以无法将罐头厂带出困境，除了自身能力确实有限，整个社会大环境这样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人在拖我的后腿，无时无刻不在窥睨着厂长的位置。为了得到厂长之位，他们无所不用之极。”
赵有年认同地说道：“哦，我明白了。你在跟我玩迷藏啊，行，你这悲情牌打的不错。让我们这些人看清了某些人的嘴脸，也算是一个大收获。劲书，既然你走出了这一步，那就继续这么走下去，就多多地示弱于人。我会在上面为你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