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這東西,尤其是心學,理學這種「意識形態」級別的東西，自身邏輯嚴密不嚴密，說的對不對和他是否流行其實沒有任何關系，或者說就算是初期有點毛病，幾十年也早被徒子徒孫補得差不多了，關鍵的是，是否符合利益集團的需要……
明末是什麼年代？那是科舉為南方東林和北方晉商壟斷，其他地方讀書人被徹底壓制的時代，南方東林和北方晉商都是發跡于逃稅走私，這能看強調上下等級的理學順眼就活見鬼了，存天理滅人欲怎麼也洗不掉逃稅走私這種事情啊！
而心學就完全不同了，逃稅可以解釋為對明初寶鈔的逆反麼，只許老朱家亂發票子坑害商人做十一，不許商人用寶鈔交稅哄騙皇帝做十五麼？走私就更好辦了，一句不可與民爭利就拿到了大義名分不是！
這種「意識形態」級別的東西，在戰亂年代就是一張紙，滿清入關之後，何止要與民爭利，直接奪取漢族人的土地圈地，捉漢族人當奴隸逃人，與民爭利四個字蒼白無力，是半點效力也沒！但是到了和平年代，就是強盜手段起家的也要講究個大義名分，滿漢之別，旗人漢人不通婚，剃發令……畢竟和平年代維持一直極為強大的軍隊，成本實在太高了，哪朝哪代都需要用一種「意識形態」級別的東西去教化愚民.
明朝中後期，與民爭利幾乎成了政治上的不正確，萬歷皇帝要開征商稅，根本在文官體制下無法成了稅務機關，只好派太監，依賴流氓無賴去收稅，結果是把商業稅轉嫁到了小民百姓身上，然後被大富商們利用，最後商業稅都是不了了之，中學課本的五人墓碑記就是反應這事的，如果去掉里面煽情的語句，理性分析一下，大家可能會看出相反的東西.
實際上明朝皇帝的財權就是自家的小金庫，通過小金庫還能抓住軍閥們的槍桿子，萬里，天啟兩朝，正是太監們大肆收刮，才支撐了萬歷三大征之類的軍事活動，而到了崇禎初年，停止了收刮才幾年，各地軍閥化的浪潮就開始了，一直到崇禎上吊都沒法逆轉，太監們大肆收刮的，其實才是明朝的吊命錢啊！
然而在與民爭利的種「意識形態」的壓迫下，文官們總是最後的勝利者，魏忠賢的屠刀再快，也無法改變讀書人中閹黨和東林黨的力量對比，實際上從1624年，魏忠賢遭到楊漣的彈劾開始大規模迫害鎮壓東林黨人士算起，到1627年崇禎帝朱由檢登位以後，決定整治朝廷，掃除以魏忠賢和客氏為首的閹黨為止，實際上才當權了幾年？而且如果以魏忠賢黨派借熊廷弼事件，誣陷東林黨的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五人為開始，大名鼎鼎的九千歲掌控朝堂的時間就更短了.
當然，這和魏忠賢本身只是明熹宗的私人，而內閣太監們是一朝天子一朝太監有關，不過反過來說，這就是皇帝本身沒有和與民爭利抗衡的意識形態，不得不通過一朝天子一朝太監和文官們妥協，否則完全可以廢了魏忠賢，換上自己家的張忠賢，李忠賢不是？
但是，如果魏忠賢的權勢和劉白羽五經正義相結合，那形式就完全不同了！本來東林黨人掌握大義名分，和魏忠賢的斗爭是儒生對閹黨的政治斗爭，只要明熹宗去世，魏忠賢就只能倒台。
不過假如按照五經正義的說法，所謂的心學是什麼？佛老之學冒名儒學，那就是比魏忠賢可惡一萬倍的異端啊，簡直是儒生人人得而誅之，再拔下心學這層皮，原來什麼剛正不阿的東林黨，骨子里是一群大商人的喉舌！甚至自己不少就是大商人，銅臭燻天的貨色！加上東林黨的代表人物楊漣「非吾同道,即為仇人」這種殺氣騰騰的話，東林黨簡直就是千古第一奸黨了.
還有一件事，可能很多明史愛好者都不知道，其實這明朝時內廷外廷交好不是什麼大事，就是張居正同樣也是靠和太監馮保交好，得以變法的。而東林黨也不例外，和內廷也有勾結，按照東林黨們羅織的只要和內廷關系好就是閹黨的邏輯，東林黨自己其實也算是閹黨。
和東林黨相交甚好的太監，其實就是被東林黨成為，賢內相的王安！王安，明神宗皇宮太監，河北省雄縣人，萬歷二十年（1592年）當過明熹宗的伴讀,萬歷時由太監陳炬推薦，命為皇太子伴讀。當鄭貴妃謀立己子為皇太子，皇太子處于危機之時，多由王安保護。光宗即位，擢司禮秉筆太監，並勸光宗重用東林黨人楊漣、劉一等人。光宗去世，熹宗即位，王安協助天啟將李選侍移出乾清宮，遷住噦鸞宮。魏忠賢、客氏得勢後被殺。
王安到底是個什麼貨色呢？無論任何派系，都承認他保護明光宗有功，這也符合明朝一朝天子一朝太監的事實，這是沒有異議的.
不過說起來東林黨捧王安的兩個案子，那就讓人忍俊不止了，用網絡用語就是你可以欺騙我個人，但是不能欺騙我的智商……
這就是梃擊案！
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宮外男子張差手持木棒闖入大內東華門，一直打到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後被內監捕獲。王安則是護駕首功。
總而言之，就是有一個男人，拿著一根木棍，直接打進了太子所在的行宮，當然，這個家伙是不是如同武俠小說里一樣，是啥武林高手咱就不知道了，說實在的，這幕後主使的手腕挺拙劣的，反正作者是不敢在小說中寫這種弱智段子的.
但是，事情本身如何詭異不要緊，事情鬧起來再說，萬歷皇帝不廢除太子的位置，就只能犧牲鄭貴妃安慰太子，同時太子的地位也就穩固了，結局是經刑部十三司會審，查明張差系京畿一帶白蓮教的一支紅封教的成員，其首領為馬三道、李守才，他們與鄭貴妃宮內的太監龐保、劉成勾結，派張差打入宮內，梃擊太子宮。
然而宮闈爭斗並未真正結束，在泰昌、天啟年間更為劇烈地展開，「紅丸案」、「移宮案」接踵發生。
明光宗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愛，13歲才出閣讀書，又長期輟讀，經歷坎坷。朱常洛即位後，頗具心計的鄭貴妃又竭力籠絡泰昌帝的寵妃李選侍，二人謀合，欲為己請封皇太後和皇後之號。泰昌帝由于憂心國事，本已虛弱的身體，不幾日更是「聖容頓減」，「病體由是大劇」。
此時，司禮監秉筆、掌管御藥房的原鄭貴妃宮中的內醫崔文升入診帝疾，他用去熱通利之藥，希使泰昌帝月復瀉排毒，卻遭到東林攻擊。這些人攻擊皇帝生病是縱欲過度；崔文升進藥是受鄭貴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眾太醫于是束手。此後鴻臚寺丞李可灼又自稱有仙丹妙藥可治帝疾，對其藥大臣們多不主張皇帝服用。但皇帝由于無計可施，決計服用。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進飲食，再進一丸，于次日凌晨即崩。此藥為紅色，稱「紅丸」，以鉛為主，以參茸為副。
東林于是開展攻擊，稱鄭家有意謀害皇帝。繼泰昌帝而後新登極的天啟皇帝朱由校迫于輿論壓力，準許內閣首輔方從哲退休，將崔文升發配南京，李可灼充軍，此案草草收場。「紅丸案」成為明宮疑案之一。轉年，東林孫慎行等復官，又曾發此案以攻擊方從哲。
「紅丸案」這是千古疑案之一，光宗是有被毒死的嫌疑，不過東林黨們一樣也有胡亂議論干預治療並耽誤病情的嫌疑，不過結果卻是和東林黨對立的內閣首輔方從哲退休，東林黨實力大增.王安則是內外積極溝通，為東林黨沖鋒陷陣立下了大功.
天啟皇帝朱由校曾經以為東林黨的目的是為了獨霸朝廷，出于對東林黨支持自己父子登基的功勞，朱由校也是一忍再忍，然而東林黨卻是不單單要控制朝廷，甚至要控制皇帝自身，于是又發動了「移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