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後，京榕又做了種種化驗。不是所有站都是第一言情首發，搜索+你就知道了。中午時分，醫生檢查後說，沒有內傷，可以出院了。
我扶著她，她蹣跚地走出醫院大門。陽光照耀在她的臉上，她臉頰塌陷，塌陷出兩道暗影。我攔了一輛出租車，護著她小心地鑽進去。
我只想好好地生活，不招惹任何人，為什麼他們不讓我好好生活。坐在出租車里，京榕說。
這個社會有太多的不合理，我們無能為力。我安慰她說。
京榕長長地嘆息了一聲，然後說，我現在沒有任何要求了，只希望自己能夠活著，活著等待老公回來。
京榕在她的出租民房里呆了一個星期，才能夠自如行走。
每次我去看望京榕時，都能夠看到房東老太太，一個很慈祥很憂郁的老太太，臉上布滿了橘子皮一樣密密層層的皺紋。她一共只有三間房屋，自己居住一間，而把另外兩件出租。她所有的生活來源就是這每月數百元的房租。♀老太太生活很清貧。
福州人把老太太叫做老依姆，而把老頭子叫做老依伯。所以後來我和京榕也叫她老依姆。
老依姆對京榕關懷備至，每天做好飯菜送到京榕的房間里。當听說京榕的老公出國打工時，她一連聲地說，造孽啊，造孽啊。
老依姆沒有孩子，她養著一頭貓，那頭整天懶洋洋地打著瞌睡的貓和她相依為命，她們都同樣地蒼老，同樣地疲憊，同樣地坐等生命終結。
老依姆每天難得說幾句話，沒有事情的時候，她總是坐在門前的青石台階上，像泥塑一樣一動不動，陽光照在她落光了頭發像陶罐一樣的頭頂上，她眯縫著眼楮，嘴角掛著一滴涎水，不知道她是睡著了還是在想自己的心思。
後來，京榕告訴我，老依姆的婚姻充滿了不幸。她結婚不久，丈夫被抓了壯丁，那時候國共兩黨激戰正酣，後來國民黨去了台灣。當初丈夫說他很快就回來的，可是她等了十年，還是沒有丈夫的消息，不知道他是戰死了，還是跟著逃到了台灣。♀十年後的她也才二十多歲，那時候的人結婚早。有人向她提親，她覺得沒有希望等到丈夫歸來，就另嫁了。那時正是官方所說的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後來專家分析說，是當時政策的失誤，許多人被餓死了。第二個丈夫熬不過來，就鋌而走險私渡去了台灣。至今沒有下落。不知道他是被海水淹死了，還是在海峽那邊重新組織了家庭。那些年里，就算這兩個丈夫都活在台灣，就算他們一直惦記著福州的這個家，他們也沒有辦法回來，政見不同，海峽成為了無法逾越的屏障。幾十年來，老依姆就這樣一個人過著。沒有了希望，沒有了企盼，只是在等著生命終結的那一天。
在福州，有著太多太多和這個老依姆境遇一樣的老人。他們是老一代的留守女人。
那些日子里，我經常獨自行走在福州狹窄逼仄的小巷里，小巷的兩邊是非常古老異常破敗的木板房，房間陰暗而潮濕，家具簡陋，里面生活著一個個頭發花白腰身佝僂的老依姆，她們難得走出房屋一步，她們像甲蟲一樣靜悄悄地生活在黑暗中，沒有思想，沒有感覺。
我曾經試圖走近她們，了解她們的內心世界，了解她們的過去。然而她們一口難懂的福州方言讓我卻步。媚娘當初教給我的方言，隨著她的離去，我也漸漸忘記了。我始終沒有學會這種中國最難听懂最難操作的方言。她們也不會說普通話，她們的房間里沒有電視沒有書籍沒有任何現代文明的痕跡，她們也听不懂普通話，她們還生活在自己那個幽閉的時代，那個過去的時代。
她們就這樣走過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走過青年，走過中年，走進今天的老年，直到走進墳墓中。
她們身居鬧市，卻與世隔絕。沒有人關心她們，甚至都沒有人踏進過她們房間一步。
京榕腿傷好後，為了讓她開心，在一個周末，我約她和阿青一起去郊外。
郊外的陽光似乎更加燦爛，天空也更加明淨。阿青和京榕手拉手走在我的前面。阿青還是一條牛仔褲，瘦瘦的牛仔褲勾勒出她細細長長的雙腿和飽滿的臀部，臀部表情豐富地左右搖擺，顯得很有韌性和活力。京榕還是一條紅色的裙子，那可能是她唯一的裙子，因為我再沒有見過她穿別樣顏色的。她們都穿著旅游鞋，一路蹦蹦跳跳，步履像拉開的弓弩一樣彈性十足。
她們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唱著那些熟悉的歌曲，更多的是童謠和少年時代的歌曲。從《聰明的一休》中的「格地格地格地格地格地格地」到《讓我們蕩起雙槳》，從海峽那邊的《蝸牛和黃鸝鳥》到福州本地的歌謠《天黑黑》，她們放開聲音唱著，遇到聲音變調就大聲地笑著，唱不出來了。看著她們陽光下汗涔涔的，像花朵一樣美麗的臉，我悲哀地想，她們還都是孩子啊，生活為什麼要把那麼多苦痛強加在她們身上。
有時候，路邊的水田里會出現一只水牛，慢條斯理地吃著草，悠閑舒適地晃著尾巴，她們就對著水牛大聲說話。水牛對她們的話語置若罔聞，她們有些失意。然而再走幾步後，又找到了新的樂趣，一只蝴蝶落在草葉上，她們又叫喊著去追蝴蝶……
兩個漂亮清純的女孩子，她們一路唱著，一路叫著，一路瘋跑著，讓路上行走的和田間干活的農民驚訝不已。他們好奇地望著這兩個瘋丫頭，臉上是羨慕和興奮的復雜表情。
那次郊游的經歷也給阿青留下了很深的記憶。在京榕死亡後的許多日子里，阿青說她常常夢見和京榕在郊外小路上追趕蝴蝶的情景。
京榕說，能變只蝴蝶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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