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理想主義
花了幾天時間，牧浩洋對中日軍力對比有了一個非常直觀的了解。
從根本上講，隊的優勢非常明顯。在海軍上，中國擁有性能先進，而且經受了實戰考驗的艦載戰斗機，而日本的F-35CJ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中就已證明，絕對不是合格的制空戰斗機。在空軍上，中國空軍的優勢更明顯，不管是J-20的高度改進型，還是J-22的後期型號，都優于日本空軍的戰斗機。此外，在作戰系統上，中國空軍與海軍都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與自主性。
說得直接一點，隊早已實現裝備國產化，而日本還在為此奮斗。
戰爭期間，中國可以不受外界因素限制、只由生產效率決定裝備生產速度，而日本必須受外界因素限制。比如，F-22J與F-35CJ的發動機只在日本進行組裝，國產化率不到百分之六十，關鍵設備需要從美國進攻。只要進攻渠道、也就是海運與空運被切斷，日本連一架先進戰斗機都造不出來。
在全面戰爭中，日本遭到戰略封鎖只是遲早的事情。
八月初，牧浩洋按照黃峙博的建議，向總參謀部提交了一份「對日作戰總體戰略計劃報告」，並且將副本遞交給了黎平寇與黃瀚林，正式提出應該未雨綢繆，及早對日本進行戰略禁運。
必須承認，有目光的不是牧浩洋，而是黃峙博。
在他提交這份報告之前，黎平寇剛剛在東京吃了閉門羹。
七月底，在當選下一屆國家元首之後，黎平寇以國務院總理身份，對日本進行了任職期間的最後一次政務訪問。
事實上，這是一次純政治性的外交活動。
黎平寇主動放段，去東京會晤日本首相，主要是謀求一個較為穩定的周邊環境，至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使中日關系有所緩和，以便在他的出任國家元首的時候，有一個較為理想的開局。
為此，在會見日本首相時，黎平寇主動提出，共同開發東海中性海域內的油氣資源。
在東海戰爭結束之後，日本被迫接受中國提出的劃界標準，即以東海大陸架自然延伸為經濟專屬區邊界，但是在資源開發方面，中國也做出了讓步，即在東海中線到大陸架自然延伸線之間為中性區，中日雙方都不能進行單方面的資源開采活動，必須在商議之後共同進行開采。
黎平寇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的建議，擺明了是給日本一個台階下。
雖然在二零三二年，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原油與天然氣進口國，但是中國在可控聚變反應堆領域掌握著最尖端的技術，而且有望在二零三五年建造第一座商用聚變電站，也就有望在接下來的十到二十年之內，使聚變核能成為主要能源，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即便在此之前，中國也有極為豐富的煤炭資源，而且國內的電力消耗中，百分之七十五由火電站提供。更重要的是，在中南半島戰爭之後，中國基本上解決了南海問題，國內的原油與天然氣產量正在逐年提高。即便在總體能源需求上，中國仍然需要大量進口石油與天然氣，但是至少可以確保在戰爭時期有足夠的油氣供應。
與之相比，日本的處境就沒有這麼理想了。
就算日本在可控聚變技術上也投入了巨額資金，可是至少比中國差十年，能在二零四五年建成第一座商用聚變電站就很不錯了。在此之前，日本的國內能源供應主要依靠化石燃料與裂變電站。前者主要來自海外，特別是中東地區，而後者非常不安全，特別易遭到地震與海嘯等自然災害影響。
從能源的對外依賴程度來看，日本遠遠超過了中國。
根據日本官方在二零三零年公布的數據，日本的石油有百分之八十八來自海外，天然氣則超過了百分之九十。
說得直接一點，日本極易遭到戰爭封鎖。
即便在和平時期，國際油價的大幅度波動，也能對日本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
比如在中南半島戰爭期間，國際油價在一周之內上漲了百分之六十四，當年日本經濟不但沒有增長，反而萎縮了百分之一點二。隨後美國加快了對伊朗的圍剿，再次導致國際油價在短期內大幅度上漲，日本因此平白無故的損失了數萬億美元，增加了近百萬個失業者，國民經濟遭到重創。
如果能夠開采東海中性海域的油氣資源，日本獲得的好處明顯大于中國。
可惜的是，日本首相沒有領情，反而在黎平寇離開東京之後宣稱，他拒絕中國總理是為了確保國家能源安全。
嚴格說來，日本首相說得沒錯。
如果接受了黎平寇的提議，從東海獲得了大量油氣資源，日本肯定會因此減少原油與天然氣的進口量，加大對東海油氣資源的依賴程度。結果就是，如果中日交惡，中國可以輕而易舉的切斷日本的能源供應。
黎平寇在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肯定考慮到了這一點。
由此可見，黎平寇此舉的真正目的，除了緩和中日關系之外，還是希望通過和平方式拉攏日本。
如果中日能夠結成同盟，那麼最大的獲益者就不是日本了。
要知道，中國從來沒有把日本當成真正的敵人。
從歷史上就看得出來，只要中國強大了，不管用什麼辦法，日本最終都將成為中國的朋友，甚至是中國的學徒。
更重要的是，從傅秀波開始，就沒有哪個領導人把日本看成最終對手。
這幾十年來，中國領導人、乃至整個領導集團的最高目標都是實現民族復興，即使中華民族登上民族之林的巔峰，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這條道路上，日本是一道必須邁過去的障礙，卻不是最終歸宿。說得直接一些，中國必須戰勝、或者籠絡日本，但決不會因此而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從戰略上講，拉攏日本肯定比戰勝日本更劃算。
哪怕存在一些風險，也能在短期內獲得不少好處。
問題是，黎平寇長期主導國務院的工作，而且在杜蕾出任外長之後，一直把重點放在國內建設上，因此在考慮問題的時候，黎平寇把經濟放在了首要位置上，或多或少的忽略了政治與外交因素。
從經濟上講，黎平寇此舉肯定有很大的誘惑力。
說得簡單一些，如果日本不能在十年之內解決能源問題，隨著中國率先進入可控聚變時代，日本將首先在經濟上戰敗。在國家間的全面對抗中，經濟戰敗的危害遠遠超過軍事，日本必然因此失去未來。
可惜的是，在政治與外交上，日本絕對不會接受黎平寇的提議。
要知道，東海戰爭之後，以中島俊夫為守的「將領政客」一直把「報仇雪恥」當成政治資本。十多年過來，幾乎所有日本人都對中國有根深蒂固的敵意，而且把中國視為必須擊敗的敵人。
在此情況下，日本首相肯定不會自毀前程。
說白了，就算日本首相有足夠的遠見，接受了黎平寇的提議，也會立即遭到彈劾，甚至遭到暗殺。
至于接任者，顯然不可能擔起大任。
最重要的是，在「復仇情緒」的影響下，日本的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轉變，直接導致控制日本經濟命脈的主要財團依附于國防建設，軍工行業已經成為日本經濟的重頭，而中日關系緩和的直接結果，必然是縮減軍費開支，等于動了幾個主要財團的蛋糕。到此，財團就會鏟除障礙。
在外交上，日本依然以美國馬首是瞻。
在必須依附美國的情況下，日本更不可能與中國走近，更不可能把國家命脈置于中國的威脅之下。
從根本上講，黎平寇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必須承認，傅秀波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不同的是，傅秀波更注重現實，往往會在現實與理想中做出妥協，而且偏向于現實。黎平寇則更加傾向于理想，認為有能力避開現實中的困難。
這個差別，讓黎平寇做了一件自討沒趣的事情。
當然，這也讓黎平寇認清了現實，即中國與日本的矛盾不可調和，最終只有戰爭才能解決問題。
也正是如此，黃峙博才意識到，已經到了必須說服黎平寇的時候。
雖然黃峙博從來沒有懷疑過黎平寇的基本立場，不然也不會全力支持他，但是黃峙博同樣清楚，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很有可能導致難以預料的後果，比如錯過解決中日紛爭的最佳時機。
站在軍人的立場上，黃峙博非常清楚，二零三五年是大限。
如果不能在此之前解決問題，日本有很大的可能在二零三六年制造出核武器，獲得足以遏制中國發動戰爭的戰略報復能力，最終迫使中國放棄戰爭想法，成為橫亙在中國東面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再往後看的話，日本很有可能在幾十年後，成為左右中美戰略平衡的關鍵力量。
為了說服黎平寇，需要的不止是一份高度可行的戰爭計劃，還要更加重要的證據。
所幸的是，在牧浩洋提交了戰爭計劃之後，李明陽獲得了一份至關重要的情報，一份足以讓黎平寇認清形勢的情報